2016-08-08
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创造了一项丢失政权最快的纪录：从一九七五年入主金边到一九七九年初被赶出首都，只有三年零八个月。在其统治期间以前无古人的魄力，急匆匆地发动了一场激进社会实验，在进入金边当天，就开始了社会改造的人口大迁徙运动。
理论上，他们虽然深受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影响，但却走得更远。因为，即使是处于极左思潮控制下的中国，在他们眼里也是一个不纯粹的、有大量修正主义成分的社会。
他们根本来不及，也不屑于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有起码的了解和认识，就直接将一个粗糙的社会理想付诸实施。这是一次最粗糙，也是最激进的理论与最草率的准备规划相结合的实验。传统社会留下的一切社会分工、一切社会组织以及不符合其理想的行为和社会成员，皆在被消灭之列——至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们干脆以暴力来推平。
这场超出常人理性的社会实验的发动者，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用其思想、观念去改变和塑造出将来理想社会的公民，因为他们要跳过所有社会的过渡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就采用效率最高的肉体消灭方式来完成其对新社会成员的筛选。
柬埔寨在惨烈的社会实验中具体死亡人数也许永远成谜，但即使按乔森潘的说法，也至少有六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死于红色高棉空前绝后的社会实验，它创造了和平时期国民大规模死亡的新纪录。
历时三年零八个月的红色高棉时代，柬埔寨大批被消灭的成员，并非只是那些新社会不喜欢的人；组织的自我清洁，也许比社会清洁来得更残酷。在著名的S21政治犯集中营，有约二万名有名有姓的人进去——绝大多数是党内自己的同志，仅有六人活着走了出来。
红色高棉的极端体制，西方称之为自我屠杀。它制造的巨大离心力，甚至使它来不及进行自我批评，大批叛逃者就引来了越南志愿军。这也创造了由一个共产党国家宣布另外一个共产党政权罪恶的唯一纪录。今天，洪森等柬埔寨领导人宣称，越南没有入侵，而是解放了柬埔寨。
对红色高棉政权骤起骤亡，中国官方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失败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二零零一年零二期）一文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经济上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不重视教育卫生事业；对内抛弃盟友，自毁统一战线，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红色高棉是国际共产运动史上最激进左派理论的一次全面的实验，它的迅速败亡和它在柬埔寨制造的人道灾难，是现实世界对其极左思想理论的最严厉最无情的批判和展现。红色高棉的失败又一次证明，一切不顾人民的福祉利益，违背自由、民主、人权价值标准，强制推行的毛式左倾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红色高棉正雄心勃勃进行其超越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时，在这个理论的故乡中国，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主导的一场泽披后世的伟大变革刚刚拉开帷幕，它为社会主义实践揭开了全新篇章。这批既充满理想睿智，又非常务实求真、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人，在发端于三十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序幕里，就展现了完全不同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精神风貌。他们敢于思考、勇于探索，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魄力。他们对社会改造近期目标的选择和长远方向的确立，真正开启了历史的一代先河。
也许是受中国改革的影响，也许过高的代价不得不刹车止步，红色高棉在最后时刻，曾考虑是否可以接受一些修正主义，比如恢复货币。但柬埔寨人甚至宁愿接受越南军队也不愿给他们任何改正的机会。
三十年后，红色高棉还活着的高层终于被送上特别法庭，为保证审判程序公正，没有人知道冗长的审判何时能有结果。但比起这个国家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激烈循环报复，它本身就是一大历史进步。
二零零柒年十一月二十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审理此前被逮捕的五名前红色高棉高官。为保证程序上的合法性，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向来缓慢而冗长。
五名前红色高棉高官中年龄最大、位阶最高——曾经负责掌管意识形态的党内二号人物农谢在第一次公开审理中就上诉说，由于被逮捕时没有律师在场，他请求法庭判检控方违反程序，并释放自己。
直到二零零八年二月八日，检方才拿出应对之策。特别法庭第一次公开聆讯，五十二岁的柬裔美国人Theary Seng作证说，她的父母就是农谢在位期间被杀害的。而她和她的弟弟在八岁那年就被送往集中营：“我请求法庭不要允许释放农谢，我的父亲母亲被抓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对他们权利的保护，他们被红色高棉的士兵强行带走、枪毙，根本就没有什么律师，没有法官，没有审判。而现在他却在要求尊重他的权利。”
“对我和我弟弟来说，集中营的墓地就是我们童年的游乐场。”Theary Seng说。
当天有三名红色高棉的受害者出庭作证，这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们第一次直接面对他们的受害人。法庭上的农谢表情平静，一言不发，一切都由他的代理律师负责。
为医治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留下的创伤，此次审判之前，联合国已经在这个国家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昂贵，也是耗时最长的维和工作。
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仅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联合国就派驻了二点二万名士兵和官员，耗资十六亿美元，完全接管了这个国家的日常运营——这是联合国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在这个人口不足一千万万的小国，本来仅是国际后殖民地独立运动和国际共产运动里的“小龙套”角色，但却因为惨烈的屠杀和长年的动荡，促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开了为了维护人权而“干涉他国内政”的先例。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共运领导人
柬埔寨曾长期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后，西哈努克是法国人选定的柬埔寨王室继承人——尽管日本人在一九四零年就已经占领柬埔寨，但王室一直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流亡海外。
二战结束后，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也回到了他的祖国，并很快继承了王位，这一年，他年仅十八岁。
与此前的傀儡国王不同，年轻的西哈努克聪明而傲慢，雄心勃勃而又长于谋略。同时，他庄严的外表、亲民的作风、时不时展露的对祖国的热爱，更使他深得柬埔寨人民的民心。
一九五三年，在平息了新国王班底内部的矛盾之后，西哈努克开始谋求彻底的独立。在他的自传里，他把这段经历称为“通向独立的皇家十字军远征”。
法国人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远征开始了。在半年的时间里，西哈努克游历几乎所有法国的盟国，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国家元首礼遇。
与此同时，一群年轻的柬埔寨人正在法国留学。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国留学的年轻人一样，这些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往往出身中上层阶级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宁、英萨利、乔森潘、切春，以及萨罗沙——也就是后来的红色高棉头号人物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的成绩很差，最后被取消了奖学金，尽管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但是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并不太理解那些理论”。他醉心于讨论如何驱赶帝国主义殖民者，恢复高棉帝国的往日荣光。
而乔森潘则对学习充满了兴趣——他顺利毕业，一九五九年，乔森潘在巴黎写就了那篇指导整个红色高棉运动的论文，在文中他第一次论证，只有建立一个农业的集体主义社会，才能最终清除柬埔寨的封建残余，消灭阶级差别，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群年轻人后来成为亚洲共运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领导人——其中乔森潘拥有巴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胡宁则于一九六五年获得金边大学的法学博士。很难相信，这些出身上层的知识精英们后来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杀。
西哈努克的选择
一九五三年十月，随着同情西哈努克的情绪在西方世界广泛蔓延，法国不得不宣布同意西哈努克宣布柬埔寨独立——法国人仅仅在经济政策上保留了有限的建议权，军队和外交回到西哈努克手中。不久，法国人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一九五四年法国和越南的奠边府战役成了“日内瓦和会”的催化剂。当年，中国、苏联、美国等大国和当事各国的代表经过几个月的争吵，终于达成了《日内瓦合约》。
如果说《日内瓦合约》中的南北越分治为长达十余年的越南战争埋下最大的导火索，条约中对柬埔寨的规定，则是柬埔寨日后政治动荡的最重要根源。
首先是西哈努克不满条约中有关在该国举行大选，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规定——他认为柬埔寨的独立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柬埔寨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有能力领导他的国家走向富强。但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里，他这个国王只能成为首相和议会的橡皮图章。这对当时一手掌握着外交、内政、经济还有军队的年轻国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西哈努克的选择令整个世界感到震惊，他宣布将王位让给自己的父亲，然后以王子身份竞选首相。在刚刚独立的柬埔寨，他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作为曾经的国王，他的头像贴满了大街小巷，是选票上唯一人人认识的候选人。作为柬埔寨独立最大的功臣，保守的中产阶级爱国者们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但他还是不愿冒任何风险。
他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柬埔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集结在这面旗帜下，仅有的三股反对势力——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派，保守地主和商人们组成的自由派，以及僧侣、学生和留法学者组成的亲共产主义派——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许多积极分子转柬埔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甚至当时已经回国的英萨利也加入了西哈努克的政党。
另一方面，西哈努克开始关闭反对派的报馆，驱散反对派的集会，禁止一切政治游行并逮捕了一些危险分子。一九五五年，西哈努克顺利当选首相，他对反对派的压力也日趋加大。
此时，在法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留学生们已纷纷回到国内。农谢、英萨利和波尔布特都参加了共产党，但从没有公开活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名列西哈努克政府一九六二年公布的“三十四个颠覆分子”的名单中。
在国际共运分裂成中苏两大阵营后，他们更信奉毛式社会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成功给了他们现成的理论和实践：开展游击战，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这些留学西方的知识精英们逃到柬埔寨农村的密林里隐蔽起来，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丛林游击战。
与历史悠久的越共不同，波尔布特这一代人受毛泽东的影响并非只是夺取政权的方式，还有一九六零年毛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所以，他们自命为“毛主义”的真正继承者，而且急切希望在夺取政权后实现毛还没有实现的社会理想。一九五零年，波尔布特曾至少两次在中国受训，而文革即将发动前几个月的中国之行，波尔布特与陈伯达、张春桥的会面，对其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实际上，国际上常用的红色高棉英文别名“khmer rouge”是西哈努克给取的，意思是高棉土匪。但西哈努克想不到，他很快将被迫和他口中的土匪合作。
隔壁的越战
早在一九六五年，西哈努克政府就秘密容忍了北越在柬埔寨建立小型军事补给基地。根据《日内瓦合约》的条款，老挝和柬埔寨都是国际公认的永久中立国，无论南北越都不得侵犯其边界。
但北越认为，西哈努克的军队腐败而软弱，他们没有能力对抗这些北越的军事设施，而美国人就算发现了这些基地，约翰逊总统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一个永久中立国采取军事行动。
西哈努克从来没有真正抗议过北越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因为他需要中国的支持。
当时，他手下的部长们大多亲美，而美国人对西哈努克的铁腕统治越来越不满，随着官僚机构的日臻完善，这些部长们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援助，他很有被架空的可能。
在胡志明小道（越战期间沟通南北越的运输动脉）被美国人的炸弹摧毁之后，北越更加依赖柬埔寨境内的军事基地往南方补充给养和军需，而中国更要求西哈努克开放西哈努克港给越共转运援助物资，越共在柬埔寨的活动日益公开化。
但约翰逊之后的尼克松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疯子理论，在尼克松看来，只有让越共的决策者们相信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来解决越南问题，才能迫使越共回到谈判桌前。
新策略的第一个步骤是，美军飞机开始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基地，并很快发展成地面武装进攻。而傲慢低效的中情局并没有提供准确的情报，当时的武器装备也无法实施精确打击。数以百计的柬埔寨村庄被摧毁，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他们中的许多青壮年投入了当时仅有一千多人的柬共游击队的怀抱。
柬埔寨国内的保守派对北越的愤怒已不可控制。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当西哈努克访问法国、苏联以及中国时，首相朗诺（一九六零年西哈努克的父亲去世后，他继任国家元首，但并不接受国王的头衔，此后又放弃了首相职位）发动了针对越南人的大规模暴动，数千生活在柬埔寨的越南人被驱赶或杀害。暴动很快导致了对西哈努克的弹劾案——议会以九十二对零票通过了这一议案。朗诺继任国家元首，军队也站在他一边。西哈努克流亡北京。
新的内战开始了。一九六八年，还在丛林里打游击的红色高棉就发动了第一次针对政府军的攻势，尽管他们得到北越支持，但游击队的总兵力仅有数千人，而且缺乏装备和训练，这次攻势的目的与其说是打击柬埔寨政府军，倒不如说是一场大规模的抢劫——武器、粮食、少年、女人。但现在，西哈努克已经没有任何盟友，这些一度被他斥为匪帮的颠覆分子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任主席，正式与红色高棉结盟，柬埔寨人真正的梦魇开始了。
红色高棉的意外崛起
有西哈努克这块招牌，红色高棉便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他们的农民革命策略从未如此成功过。
他们的新口号是：城里的地主和商人们赶走了我们的国王，让我们为我们的国王而战。很快，政府军节节败退。到一九七四年底，朗诺的军队已经丢失了除金边外所有的国土。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红色高棉发动了新一轮旨在占领金边的攻势。到当年四月，这个在内战前仅有大约六十万人口的“远东小巴黎”迅速膨胀至二百万人口。
四月十七日，金边陷落，成千上万的金边市民走上街头，欢迎红色高棉的士兵。这并非是金边的市民从心底支持这些共产主义战士，对于柬埔寨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一次长达五年的权力角逐终于结束，胜利者终于占领了金边，大家至少会有一阵和平的日子。
但居民们惊奇地发现，红色高棉的战士们毫不理会盛情款待，他们脸色铁青，纪律严明，并开始在街头巷尾张贴布告，战争并没有结束——美国鬼子支持的傀儡政府很快就要反扑，而美国鬼子甚至打算亲自上阵轰炸金边，当务之急是疏散。金边的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必须立刻撤离——新政权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么多人沿途的生计问题。
美国人没有轰炸金边的打算，这点红色高棉领导人很清楚——一九七三年，美国国会即表决认定，轰炸柬埔寨为非法行为。实际上，从一开始，红色高棉就打算依靠谎言消灭这座城市。
波尔布特曾将金边描述为“湄公河上最伟大的妓女”，他厌恶这个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毒瘤。在波尔布特的理想中，农民才是唯一正当的职业，建设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愚昧而勤恳的农民正是最好的砖瓦。柬埔寨农村的生活多少个世纪以来就没有变化过，战乱、饥荒、灾害都无法阻止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红色高棉把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称为旧人，而那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则是新人，需要到值得信赖的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边成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体农庄。
安卡时代
国际媒体习惯称红色高棉掌权的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为“波尔布特时代”，而柬埔寨人则更愿意称之为安卡时代——波尔布特对自己的身份极为保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
除了废除一切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常见的共产主义改造措施外，红色高棉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语言改革——和许多东南亚语言一样，柬埔寨语中对人有各种敬称，以区分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根据乔森潘的设计，安卡从一开始就禁止人们再使用此类词语。人们只被允许以朋友或同志相称。波尔布特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着五大阶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于红色高棉跳过了一切过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大家“人人平等”。
一九七五年，乔森潘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见时表示：“柬埔寨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会在过渡阶段浪费任何时间。”
红色高棉废除了货币，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家庭，废除了婚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所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在集体农庄中，新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给则往往少于旧人——安卡的同志们则获得更多的配给，国家甚至专门为安卡的同志们沿着河边修建别墅，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的“伟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一个人的伟大往往代表着他的家庭的出类拔萃。红色高棉在任用官员时从不避讳任何裙带关系，波尔布特的妻子乔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她的妹妹乔蒂迪则是社会运动部部长，乔蒂迪后来嫁给了英萨利，改名为英蒂迪。而这对姐妹同时也是乔森潘的表亲。宋成的妻子是文化部部长，而乔森潘的侄儿和侄女们则执掌了红色高棉的外交部。英萨利的女儿担任柬埔寨最先进的一家医院的院长——她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当然，即使是红色高棉统治后期的大饥荒，他们的生活都是有保障的。
在经济上，红色高棉执行的是农业优先政策，一切以农业为核心，只要保证农业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柬埔寨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产品。乔森潘骄傲地宣布，在祖国光荣的两千年历史上，柬埔寨第一次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当然，从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八年，他们还是和中国、英国、法国有一些小规模的贸易往来，但总数不超过几百万美元。
历史上的柬埔寨，虽然富饶，但农业生产都是靠天吃饭，收入很不稳定。红色高棉的第一个“四年计划”中，表示将建成全国规模的灌溉设施，以实现农业生产的革命，当然，这些设施都主要由新人们来建设。由于缺乏规划和设计，这些灌溉设施从来没有真正起过作用。红色高棉后来也很快放弃了这一计划。
“真正的理想王国”
此前，外界没有任何人能预计红色高棉会有如此魄力的社会改造。夺取政权前，红色高棉可见的各种文件材料，都只是对中共和越共经验口号式提炼总结的简单重复。
进了金边城的第二天，波尔布特认真地对同志们说：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即“建设国家，保卫国家”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
虽然，这两句模糊的口号似无法勾勒出新社会到底是怎样的蓝图，但新政权的蓝图描绘方式，人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这个雄心勃勃的新政权，完全省略掉了中国曾在过渡时期用过的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麻烦手续，甚至锣鼓喧天红旗飘飘的群众游行都省掉了。类似老师花了十多年才把人民改造成一身老三色这样的小事，学生一个晚上就做到了。
两个月后，波尔布特终于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这位外国学生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
而导师的鼓励态度则更令朝拜者受宠若惊：“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我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
虽然中国的文革已进行到第九个年头，但伟大导师随后的一番话明显表达了对自己的失望和对学生的殷切期望：“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的这番倾诉找到了这个世界最好的听众——波尔布特与张春桥等人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真正领会了毛的伟大社会理想的人。
波尔布特的北京之行，除了带回毛亲自赠送的三十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外，还收获了一部《民主柬埔寨宪法》，这部宪法是应波尔布特所请，由张春桥组织的班子起草，一九七六年颁布。
波尔布特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行毛想实施而无法实施的社会改造时，满怀着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雄心，并直言不讳：“我们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
中国是五年计划，柬埔寨是四年计划，中国是大跃进，柬埔寨是超大跃进，中国对未来幸福生活的许愿是许多年后，而柬埔寨直接从明年开始：“到一九七七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一九七八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一九七九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
在红色高棉眼中，除了中国这个老师，苏共、越共等早就被视为修正主义，但很快学生就开始看不起老师了：中国现在还有工资，还在用钱，还在家里吃饭，还有自由恋爱，还有夫妻生活，还可以养鸡——这些旧社会的象征在柬埔寨统统被消灭了。
毛主席说文革以后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国的文革现在已经停下来了，我们是天天都在搞文革。——这是事实，红色高棉研究者认为，红色高棉一共进行了四次大清洗，由于是在三年内密集发生，事实上意味着内部大清洗一天都不曾中断。人间只有柬埔寨真正建成了“理想国”。
有谁听到新人哭
“新人们毫无价值，失去他们我们毫无损失。”英萨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这样表示。无数的人因为生病而要求得到医疗和食物，这就是资本家的反攻倒算，波尔布特已经下定决心要清洗这些败类——改造的效率太低，安卡等不及了。
于是，每当新人犯下任何错误，他们就会被士兵从集体农庄里带走，押往密林。在那里，他们被要求挖一个坑，当他们挖的坑够大时，这些十来岁的少年兵就会在他们的后脑勺上来上一铁锹，再用土埋上。这一铁锹是否致命并没有关系，几名押送他的士兵会在新填的土上跳几下把土踩实，整个过程中谁都不会说一句话。
红色高棉最主要的理想是在农田里建设社会主义。波尔布特和他的同志们制定了四年计划，要求在四年的时间里实现农业集体化，从而达到每英亩大米产量一点四吨的理想——即使是在二战以前的和平岁月里，柬埔寨农村每英亩的大米产量也仅仅是零点四吨。为实现这一理想，红色高棉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们日夜监视着集体农庄里劳动的每一个人，强迫他们每天从事十二小时以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许多新人不熟悉农业生产和体力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动辄生病。这更加深了安卡对这些人的厌恶。
安卡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清洗不纯洁的新人。会说法语当然是死罪，识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难逃后脑勺上一铁锹，戴眼镜的更应该彻底消灭。——曾有西方留学经历者，最后只有十五人幸存。前政府和军队的人员早就死了，他们的亲属则在集体农庄里死于劳累和饥饿——总有些身体特别强壮的人能撑一段日子，但安卡知道，新人们迟早会犯错的。
除了劳动以外，所有的新人和旧人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有时候还是拥抱。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
为彻底切断新人或者某些不太纯洁的旧人对下一代的恶劣影响，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体农庄里，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而孩子们则以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为工作。
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于是，这些父母也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某些集体农庄里，因为大人都死光了，只有几个年轻的安卡同志带着一大帮孩子，看上去就像个小学。
到了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情况变得更糟。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新人在熟悉了农业生产之后开始自制一些较为复杂的农具，安卡制止了这一资产阶级的腐蚀伎俩，农具被砸毁，那些想偷懒的新人则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一百万人到三百万人不等。耶鲁大学的柬埔寨大屠杀研究项目的估计数据是一百七十万，大赦国际的估计是一百四十万，波尔布特自己承认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八十万，而他的副手乔森潘则承认有约一百万人死于非命。
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这可能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没有战争和大规模疫病的情况下，人口非正常死亡率的最高记录。即使是二战中的苏联，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率也无法与之相比。
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里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
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称为“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讽刺的是，这里的地名为毒树山，而周围的居民则称之为“konlaenh choul min dael chenh”（进去就出不来的楼）。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被逮捕，然后送往S21，其中包括红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实的高级干部，如外务部副部长胡宁、信息部部长沃维。据战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总共有约二万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后进入这片建筑，他们大多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同志，仅有六人活着从里面走出来。
对那些进入S21的人，除了承认自己是叛徒并老实交代问题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S21大屠杀博物馆中现在还保存着当时贴在大堂里的十条禁令：不得回避问题；必须立刻回答问题，不得思考如何回应；不得谈论你对革命的贡献；被电击时严禁喊叫；违背任何禁令将被电击等。
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运作逻辑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同志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中情局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中央，甚至是强奸幼女。
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党，然后他们就被杀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
对于红色高棉领导层来说，S21中获取的口供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秘密的叛徒网络果然存在，革命将被这些人颠覆……
在撤离金边时，红色高棉烧毁了大部分文件，而S21中的口供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目前，S21博物馆中保存着上万份口供和大约五千份受害者被逮捕和死亡时的照片，这五千份照片成了S21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不需要任何解释，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足够说明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好在波尔布特认为党有着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四个特务系统。中央党政机关、八个部委、五个大区和一个特区的一大批干部被清除：总参谋部负责人除宋成外全部被处决；日内瓦协议后一度撤到越南北方的柬军政干部被全部处决；朗诺政变后陆续回国参加抗美救国斗争的人被全部处决。
与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一九七八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十万人。
据当时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的回忆录记载，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北京观察着事态发展的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黎笋时曾经问他：“你能搞这么大规模的清洗吗？”黎笋摇摇头表示不行，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叹口气说：“恐怕你我都没有这个能力。”
刽子手的黄昏
在摧毁了自己的国家，杀光了自己的同志之后，红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刚刚实现南北统一的越南则蒸蒸日上。
尽管两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民族传统仇恨似乎更占上风。即使是波尔布特自己也从不承认柬埔寨共产党在一九六零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因为当时的柬埔寨共产党仅是越南人控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一九七七年，越南与老挝签订合作协定，这更让波尔布特感到危机四伏。
一九七七年九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拿起国家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进行了一场长达五个小时的演讲，主题思想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
柬埔寨国民，包括许多红色高棉的中高级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统治者是安卡。
演讲之后，波尔布特立刻飞赴北京会见华国锋，其时中越已经彻底决裂，中苏关系的紧张一如既往。华国锋表示将全力支持柬埔寨抵抗越南和苏修的入侵，但建议柬埔寨人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一九七八年五月，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被镇压后，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
一九七八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南人攻占金边。二月十五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期失效，二月十七日，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第三次印支战争。尘埃落定，红色高棉退回山区继续打游击，越南人在金边建立了新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一起回来的韩桑林受到热烈欢迎。那些传说中红色高棉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证据，很快在各地发现，越南人将所有证据公之于众，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例由一个共产党政权揭露的另一个共产党政权的暴行。
第一次知道红色高棉统治具体情形的国际社会，舆论为之哗然。《泰晤士报》评论说，这简直是地狱突然在地表撕开了一个口子。西哈努克也回到了柬埔寨，尽管在一九七六年他被红色高棉抛弃，但现在他和红色高棉还是互相需要。一九八二年，他和红色高棉建立了联合政权，对抗越南人和韩桑林政权。
红色高棉形象之恶劣，以致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曾迅速承认韩桑林政权为合法政府，而柬埔寨首相洪森到现在仍坚称越南没有入侵柬埔寨，而是解放了柬埔寨。
为缓解国际压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在一九八零年中期纷纷表示退隐，尽管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这些退隐的人物实际上依然控制着红色高棉的运作，但历史似乎已经翻过了这一页。一九八九年，越南撤出柬埔寨，一九九一年，柬埔寨冲突各方签订了和平协定，但红色高棉此后宣布抵制大选结果，再次向政府军发起进攻，但这已是回光返照。
红色高棉一直不乏同情者，在世人得知大屠杀前，为红色高棉的社会实验辩护，对大屠杀传闻，他们干脆认为是西方捏造的。但愿事实能让这些世界另外一半理想主义者们难堪。一九九五年前后，红色高棉爆发内讧，波尔布特于一九九七年被自己的同志们逮捕审判，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六日，波尔布特被他的同志宣布死于心脏病，但其尸体照片上颈部的痕迹，似乎印证了其被战友吊死的说法并非虚言。
二号人物乔森潘一九九八年向政府投降，随后，英萨利、切春、农谢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后纷纷投降。他们都对一九七零年代发生的大屠杀表示道歉，但都坚称自己“毫不知情，没有责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麒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