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前期,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古典文献专业。80年代后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教法律文献学。我对社会经济政治的了解很宽泛。如果从专业角度去看80年代的赵紫阳精神及其与后来的时代精神的对比,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讨论的是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范。中国有丰富的政治历史和深厚的政治伦理传统,这些集中凝聚在古文献中,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古文献中最深刻的精萃。

90年代以来,一些貌似神不似的学问家包括国学家侈谈学术并批评80年代归结起来,就是说80年代浮夸和激进。然而,我还是觉得80年代的各方面领军人物比90年代的那些政治领袖、专业精英和学问大师更得中国传统的神韵。这种神韵就象作诗一样。唐诗不是推敲词句和工整韵律可以模仿的,而是首先要得古人的精神境界和心胸气度。那种天然混成的神来之笔是内心感悟的自然流畅的表达。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在权势、名利和各种诱惑面前更独立和有操守,更有自觉的尊严和社会关怀,更有进取性和批判性精神境界。而且整体道德评价取向构成的环境更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中的氛围。我实在不明白那些研究国学的大师为什么贬低80年代。他们也许混淆了公共讨论空间中的知识与专业研究中的知识的区别。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和变革或许可以需要他们所张扬的精神,但80年代决不缺乏这样的精神;不过,这样的专业研究是在专业圈中,不妄自试图替代公共讨论中的知识的作用。我们一般关心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的功能和角色。80年代确实有承继古风的气势和境界。试图以专业精神和标准扼杀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精神,是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职责,自我放逐为边缘势力。90年代中国知识界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与当局的政治控制有关,也与商业化大潮和物欲横流有关,但更是与90年代知识界整体的精神取向和自我发展意识定向有关,其中那些替代被政治迫害清除的80年代知识界领军人物而新起的领军人物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政治家之间的对比也是这样。虽然从现代化标准看,80年代的政治领袖群体的思想或工作作风还比较原始,但是其整体精神境界和气度更符合人们对领袖的一贯要求。关于政治领袖的文化有三方面的涵义:人们对领袖的期待是一种政治文化,领袖自我期许的形像是政治文化,社会和政治对领袖评价的舆论环境也是政治文化。我一直认为,在具体内容上,各个时代和国家对于政治领袖的政治文化有不同要求,例如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不同,或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但是,对于领袖的要求也有相同的地方。就这些相同点而言,80年代的政治领袖文化比90年代的更符合人类社会的一般要求。我这里讲的80年代包括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万里,当然也有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角赵紫阳先生,而且我想以赵紫阳为这个群体的代表来展开讨论。而90年代的领袖,我主要指江泽民以及他的江家班;我以江泽民为代表来进行比较。这样,我的比较是赵江之间的比较。

首先,赵紫阳比江泽民更符合政治领袖的出道方式。以前不说,赵紫阳是在70年代后期因为农村改革而从地方封疆大吏一跃成为全国政治明星的。其实,70年代后期,赵紫阳不是中央领导;而且,无论就资历,还是就反对四人帮的战功,赵在地方领导和部门领导中都不是出色有名的,也没有中央的裙带关系。然而,那时了解中国政治的都知道,国务院总理应当从万里和赵紫阳之中产生。民谣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很象中国传统政治的领袖候选人。在非民主政体中,理想的中国政治系统是最合理的一种。领袖应当是受命于天,而天心即是民心;童谣民谚就是民心的写照。而江泽民则不同,他是邓选的领袖,是邓的追随者;全国民众不知道他,他在上海民众中口碑很差,远不如朱?F基。党政系统的干部也对选择他很吃惊。连他自己都说意外,从未想过这么一天。因此,江泽民成为领导不是人民选择的,没有民意基础。几天前,他在临别讲话时也说:“小平同志把担子交给他”一语道破他的权力来源和基础。现在有人美化说,邓江交接的禅让和江胡交接是古风禅让再现,中国政治史新佳话。似乎现在中国是尧舜时代。我不明白,这些读书人怎能如此歪曲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和水准。尧舜和舜禹之间禅让是以公认的无人能比的政绩和民间普遍称颂的口碑作基础和选拔新领导标准的,怎么能与圣人之治相比?如果当时邓小平禅让,应当禅让给胡耀邦或赵紫阳,决不会是江泽民!邓小平确实想行尧舜之道,也选择过胡赵,但他毕竟不是尧舜,最后因为平衡其他老人意愿和维护自己的面子,又废掉胡赵。邓的禅让与尧舜禅让的标准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尧舜圣人之治,政通人和,而江时期中国除物质指标外的各项文明标准全面恶化。江本人不仅没有尧舜的威信,而且成为付费手机短讯中的笑料。

关于政治领袖的政治文化的另一项比较是他们的心胸和作风。赵紫阳不仅视野开阔,倡导新技术革命和各项改革,而且务实质朴。其实,凡是领袖真心为国家和人民考虑,不论是民选的还是的其他方式选择的,都一定务实和体察民意及民间疾苦,也一定会勇于任事,敢担责任。不同在与前者是制度保障,因此普遍而且可靠;后者是个人修为,因此个别而且容易变化。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社会协商机制和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都是务实和民本的结果。相反,江泽民则是好大喜功,浮夸做作之辈。他并不关心民间疾苦,也无视民心民意;他小心侍奉太上皇,而后追求伟人地位,他只相信的权力运作,以胡罗卜加大棒,糊弄乃至制造民意。

现在,新领导继位,我认为应当学习80年代的政治领袖,而不是90年代的政治株儒。更不能到西柏坡去取经,那里只有中华民族政治史上最荒唐和血腥的统治的种子。

最后,我想说,江泽民能够如此荒唐地行事还被吹捧为领袖,是与90年代的知识界有关。知识界以专业为借口,解除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良心义务,放弃界公共空间中的批评性制衡的职责,是政治腐败和专横的重要条件。重建中国政治领袖的健康选拔和管理机制的重要条件是恢复被90年代破坏的健康的领袖政治文化。而知识界应当首先确认和承担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强化对领袖的批判和监督职能;领袖则应象赵紫阳那样,在历史转折关头,体察民意,顺应潮流,为维护和发展人民的福益勇于任事,不怕付出个人代价。这样才会成为人民的领袖。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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