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如其人其事,我在2005年11月出狱接受采访时,都已提供了详细、具体的证据;张津郡先生作为第一目击证人,也提供旁证(找到吴寄宿我家随身带的黑皮包);深圳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等警察,也是直接证人,但他们到死也不会说出真相。在好心人协助和我的独立调查下,发现了吴伟如的最新线索。完整的证据证明:吴伟如扮演了警方线人,同谋设计色情陷阱,让我背负无妄的”嫖娼”罪名,在深圳收容教育所服刑一年半(原裁定两年)。在此,我向外界公开披露吴伟如的真实面目。

吴伟如因诈骗被警方收编为线人

吴伟如,江西省丰城市人,男,1964年出生,毕业于原江西宜春师专中文系,现在江西省丰城市二中(0795-6215349)任高中语文教师。

我与吴伟如1997年在深圳相识,同为《深圳交通报》记者。当时他曾公开告诉报社同事,他在内地的工作单位是丰城市三中,停薪留职来深圳寻找发财机会。香港回归以前,深圳罗湖区、福田区的小饭馆、偏僻街道,经常可以看见公开出售海外禁书的小书贩身影。我曾高价买了许多从香港流传进来的这类盗印禁书。在互连网还不发达的那个年代,来深圳公干或旅游的内地人,几乎都很喜欢买这类书籍。就象现在游客热衷在深圳购买半公开的色情和盗版光碟一样。几年下来,我买了《天安门》、《情意无价》……等几十本。尽管这些书刊装帧印刷很粗劣,但对闭塞的大陆人来说,非常稀罕。吴看到我在报社翻阅《情意无价》,他便借去阅读,随后才跟我熟悉联络起来。《情意无价》是刘丹红记述六四屠杀以后,王丹、王军涛在大陆逃亡经历的一本书。在深圳限于工作环境和谋生需要,我的真实经历极少有人知道。跟吴交往后,我的两次政治犯经历逐渐为他所了解。

大约在1997年7、8月,吴伟如发生了一件事:他当时跑深圳交通口新闻,跟深圳运输局很熟悉,也认识许多国营出租车公司老总。那时出租车在深圳是暴利行业,但很难拿到营运牌照。一台出租车一年可以挣到十多万。吴通过关系做了几单出租车买卖。他的江西老乡听闻后都来找他,并且每台车预付他两万元关系费,让他用来疏通关节。吴好赌,在游戏机厅把几万元全部输完,牌照也没有拿到。老乡找到报社讨钱,吴伟如东躲西藏。一天他被堵在报社,老乡报警。警察带走了他。出乎意料,吴没有赔偿一分钱,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竟然马上被释放了。我猜测吴伟如在这个时候就被深圳警方收买,安插在深圳新闻界监视同仁。1994年6月我在海口被抓捕,就是因为被安插在邮局的线人举报。海南警方曾暗示我,只要跟警方合作,监视新闻界,马上可以被释放,我拒绝了,后被劳教三年。可见中共在大陆各个行业都安插了线人,监视激进人士,搜罗线索证据。

吴伟如介入民运圈子

1998年2月,我通过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香港媒体发表致全国人大的五点公开信。呼吁平反六四,释放王丹、刘晓波等所有政治犯,开放报禁党禁,制定新闻法,允许海外异议人士自由回国。在这期间,吴被深圳海天出版社下属某图书策划机构聘用。吴在警方安排下,认识了深圳曾发生的一件政治案主角李文明(湖南人,原《深圳青年》杂志社工作人员)。当时李坐5年牢刚刚刚狱,吴将李介绍与我认识。通过李文明介绍,吴伟如参加了流落深圳的民运人士组织的各种学习论坛。

1998年11月,深圳警方撞入我在福田村的住房,捏造我们没有暂住证,属于严打的”三无人员”,将我连同湖南异议人士汪振坤及他的一个四川籍朋友抓捕。我电话通知了吴伟如,他和妻子宋平赶来,把我的私人物品带走保存。后来吴却把我的那些禁书拿去送了人。警察对我说:”深圳不欢迎你这种人!”当晚,我们三人被关押在深圳银湖收容遣送站。次日,按户籍甄别后,我们被送往广东省不同的遣送站。我被押送东莞市樟木头收容遣送中心。在一个十分肮脏的监仓短暂羁押几个小时后,我用藏在袜筒的300元现金,交保获释。当晚再次返回深圳。

不久,我应聘在一家广州媒体驻深圳记者站当记者,随后转往香港大公报《大周刊》深圳总编部。1999年,深圳福田区福华三路辛城花园工地前,发生百米煤气管道爆炸事故。深圳及广州、香港驻深记者闻讯赶来。在现场记者与警察发生冲突。我与《广州日报》摄影记者的胶卷被警察扯出曝光。我们正与封锁现场的警察交涉要回被没收的胶卷,混在围观者中拍照的《新闻人物报》记者龙宏祥被警察发现,呵斥、制止他拍摄,并被追进岗厦村小巷子殴打,满头鲜血。他踉跄返回办公室,终于不支,倒卧在彩田南路圣保罗夜总会楼下,呕吐一地。龙宏祥给我打来求救电话,我马上打车送他去了福田区医院抢救。我在《大周刊》署名撰文《深圳福田管道大爆炸 记者遭警察追殴致伤》。《大周刊》随香港《大公报》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发行,影响力巨大。不久,警方电话约我去公安局谈话,被我拒绝。从此被深圳警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常常受到骚扰和迫害。后迫于各方压力,龙记者接受警方赔偿数千元了结。2000年,李文明已去北京做生意,他将我的手机告诉了刚出狱的湖南籍异议人士穆文斌。穆与我取得联系,我与他在”面点王”餐厅吃饭。我当时在《南方都市报》深圳办事处当编辑,我与穆见面之后大概一个星期,深圳公安顺藤摸瓜跟踪到记者站,威胁主管徐某辞退了我。此后,我开始怀疑吴伟如,尽量与他保持距离。

旅游名义返深合谋设计陷阱

2005年5月1日,几年前返回江西当教师的吴伟如称来深圳旅游,奉深圳警察之命,约我见面。我好心让他留宿家中。于是,我掉进他们设计的色情陷阱。我被定罪”卖淫嫖娼”,而作为主谋的吴伟如,在福田区南园派出所留置数小时后被释放;”容留、介绍卖淫嫖娼”的某发廊老板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未被查封发廊;张警官私自放掉吴伟如和发廊老板,该承担渎职的刑事责任。但是,吴伟如、发廊老板、张警官,都安然无事。一切都冲着我来。顺便拉上给我按摩的无辜的丁姓女按摩师陪葬。深圳市福田区南园派出所执法胡乱作为,纵容包庇黑黄组织。其辖区与原深圳市委、市政府仅一路之隔的中信广场后侧的埔尾村和赤尾村,就是深圳市民人人皆知的”红灯区”,公开营业多年,从来没有得到取缔。作为率人抓捕我的治安队张警官(自称队长,拒绝出示警察证、告知姓名),扮演了一个卑劣的小人角色,对我采取诱供、罚站等非法手段,并纵容其他警察用脚踹我。办案程序及裁决结果都充分显示:刘水”嫖娼”事件背后是警方设计的巨大阴谋。对南园派出所的枉法行为,我将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2日凌晨,我发现昨晚关押在留置室的吴伟如,失去踪影。我被单独关押在另一间房子,可以清楚望见留置室内部。上午,一个警察拿来一张”收容教育决定书”要我填写个人资料。眼镜被没收,我模模糊糊看见上面已填写好”收容教育一年”几个字,我当即抗议:你们是诬陷、诱供!把决定书丢出门。我拍打铁栅栏,要求派出所所长给我作出解释。一女警察称所长不在。我表示领导不给解释,我将用头撞铁门,以死求公道。一会,来了一个自称头目的警察说:这是上面决定的。我拒绝填写决定书。我追问吴伟如是不是释放了,他称不知道。

我被捕的消息公开披露后,刘晓波先生撰文分析:”基于刘水本人曾三次遭遇政治迫害、两次被判刑的经历,也基于刘水一直坚持直率地发表政治异见,更基于中共司法机关经常借’刑事罪名’进行政治迫害和制造文字狱,在得不到相关的公开信息的情况下,外界有理由怀疑:刘水的第四次被捕,被以嫖娼罪判处收容教育一年,是深圳公安机关精心设计的阴毒圈套,以达到一剑数雕的目的:1,使打压异见和迫害人权的行为在道义上合法化;2,封住刘水和其他异见者的嘴巴,让他们有口难辨;3,封住外界的嘴巴,让同情刘水和谴责文字狱的舆论无从着力。4,对于良心犯名誉来说,’嫖娼’或’腐败’等指控,无疑是极为恶劣的亵渎。”作为当事者,我认同刘晓波先生极有见地的分析。

我被三个警察押上囚车。我问:”送到哪里去?””去了你就知道了”.这三个不是抓捕、审讯我的警察。我问他们的名字,其中一个40多岁的警察告诉我,他叫龚乐奇,也是南园派出所治安队的。在我追问下,他把自己名字是哪三个字给我解释清楚。一路上,我把自己被构陷的判断告诉他们,他们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要求给朋友打电话,龚说到了地方你可以打电话告诉亲属。囚车快抵达收教所时,在龙珠大道一个拐弯处,我突然瞥见那个张警官穿着便衣、驾一辆挂民用车牌的轿车,在囚车前面转弯。我指给龚警察说:”这不是张警官吗?就是这个王××,殴打诱供我!”三个警察咧了咧嘴,什么话都没有说。

囚车开进收教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监狱,以前从来没有见闻过。跳下囚车,站在大院里,我边点着一支香烟,边给警察交还我的手机装上电池,告诉朋友张津郡事情经过及需要他做的几件事。同时说我被判一年收容教育。进了收押大厅,收教所所长杨松鑫、管理科副科长孙卫东已经等着我到来,看来他们事先得到了消息。我再次拒绝在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分局签批的正式《收容教育决定书》上签字。直到押进监区,换上蓝色囚服,孙卫东才告诉我被判两年。这时手机已被收教所扣存。我跟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切断了。这就是海外媒体最早报道我被收容教育一年的原因所在。一年半刑期,我的来往信件全被非法扣压,禁止接见。多亏难友帮我传递了许多消息,才使海外媒体、人权组织和个人,对中共政府和深圳警方施加持续的压力和抗议。

寻找人间蒸发的吴伟如

我在2005年11月1日出狱后,千方百计试图跟吴伟如取得联系,但他以前与我保持联系的所有方式——电话、Email、QQ、手机,都故意停用。其中他家固定电话停机,他本人手机换号码。2006年3月,我再次试图找到吴伟如。出狱后,我无数次拨打过丰城市三中的办公室电话,但都被告知学校没有这个人。当我这次与一男性通电话时,他自言自语念叨着”吴伟如,没有这个人啊……”.话筒那端却传来旁边另外一个男性声音。我隐约听到他说:吴伟如不是在二中嘛!原来吴伟如一直隐藏在丰城市二中。随后我从吴伟如所在二中同事口中获得吴的新手机号码(1357655596×)。我当即跟吴伟如取得电话联系。我控制住情绪告诉他,我刚坐牢出来。他似乎很平静,称不知道我坐牢,说他被调到乡下中学,连称听不清楚我说话,要用固定电话马上跟我联系,匆忙挂断了电话。吴伟如在继续撒谎。他的同事并没有告诉我,吴被调动学校。我再也没有等到他的电话。随后,我发了许多手机短信,吴没有任何回音。我在短信里,告诉吴我的电子邮箱。我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希望他良心发现,说出与警察勾结的真相。但直到今天,吴伟如仍然保持怯懦的沉默。

吴伟如,你是一个胆怯、阴险的魔鬼!你出卖了你的灵魂,用非常卑劣、无耻、畜生般恶毒的阴招,出卖了让你住在自家的朋友。你把所有关于人的美好品性,全部抵押给了邪恶的政府,全部出卖给恶毒、无赖、流氓的警察。你与深圳警察合谋,完成了对刘水的残害,将他第四次投进监狱。

我这次被警察和吴伟如合谋构陷,被何清涟女士,以及任不寐和刘晓波先生作为”政治案件非政治化”镇压的例证。但我想得更多的是流氓政治纵容下的流氓警察的高明之处:他们可以罗织任何罪名,逮捕被他们视为具有直接和潜在威胁的任何公民;一切游戏规则(法律和道义)都不对他们构成约束;警察是独裁政府残害公民利益最重要的左膀右臂。当拥有法律资源的流氓警察不择手段镇压异议人士时,我们难道只能用无力的文字从道义上谴责他们?打个比方:一群警察借口执行公务,把一个仅仅辩护几句话的无辜者往死里打。等死还是奋起捍卫生命权,还是捂头缩在角落里,哆哆唆唆喊几句:你们打人是犯法的?这是所有中国人真实、恶劣的生存处境。

坦率地说,我也体会到某些人对”嫖客刘水”的怀疑、冷漠和偏见。只是他们不能、不愿公开说出来而已。我宁愿这些人把他们的猜想公开化,我不愿用心理阴暗来形容他们。我不忌讳任何人把刘水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或作家,甚至单身健康男人,拉上性祭坛上拷问。我愿意成为流氓政治的实验品,我不在乎人们对我个人道德、人品、性趋向的评价;我愿意成为极权政治的见证者,以获得人的尊严与屈辱、权利与愚弄的终极生命价值体验。我只想做个真实的人,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誓死捍卫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需要说明的是:我最后能提前半年获释,海外媒体和人权组织施压,仅仅起到间接作用,我对他们依然心存感激。深圳收教所本身管理的需要和自己不惜生命的抗争,才是减期的直接原因。以后我会详细说明内情的。

警方是如何物色线人的

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身上,发生了数起内奸出卖事件。仅近年的就有:北京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案中的李宇宙,刘荻案中的李毅兵,刘水事件中的吴伟如……可以肯定,还有没有浮出水面的内奸。海外也有许多中共安插的特务,公开曝光的已有好几起。这几起恶性事件公开披露之后,大陆特务警察收买内奸暴露出三个特征:第一种,警方事先收买一些意志软弱者、功利分子,监视周围的朋友和同事,或者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业务中,发现可疑线索。第二种,警方在海内外网络(报刊)上发现某人经常发表在他们看来的不良言论,进而判断他有煽动颠覆政府倾向。然后暗地里动用各种手段(网络、电话、单位、银行帐户、住地、朋友同事等等)调查清楚该人的真实身份和背景。第三种,警方策反异议人士圈子内部的立场不坚定分子,施以金钱诱惑,或者许诺不追究法律责任,将他们发展为线人,让他们潜伏下来,掌握异议人士的行踪和言论,不断透露给警方。警方纵容线人煽风点火,将线人加入的异见组织的活动做大,或者纵容线人把激进人士的言辞推向激烈。警方再按照预先设好的圈套开始收网,将目标人物抓捕。线人随后在警方的安排下人间蒸发。

吴伟如、李毅兵、李宇宙,都是被警方迫不得已抛弃的小角色。打着民运幌子隐藏很深的内奸很难被发现。但是,不管他们隐藏多深多久,总有一天会露出尾巴,不会有好下场的。吴伟如,你还有几十年的人生路。终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儿子会明了你勾结警察,恶毒残害朋友的真相;你所在的丰城二中会得知你卑劣的人品,将你清理出教师队伍;整个中国人都会知晓你的罪恶行为,接受审判。等待你的将是站在法庭上,接受正义力量的审判,以悲哀终生。正如网友撰文指出:”刘水事件是你终身的污点,你逃脱不了道义和良心的惩罚!”

叛卖者产生的土壤

我们可以简单比照中共是如何对待内奸的。中共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证实,并且还将证明,对待自己组织里出现的内奸,绝不宽容,全部杀头。周恩来当年在上海率领”锄奸队”,采用暗杀手腕,除掉了顾顺章等许多变节的内奸。中共为了所谓的组织纯洁和个人权威,甚至帮派利益,常常清除异己,大开杀戒。陈独秀、刘志丹、朱德、彭德怀、贺龙……都是中共恐怖行为的祭品,不胜枚举。中共在暴力夺取政权的几十年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所有人都沦为怀疑对象,竟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干掉。中央根据地清洗、延安肃反、三反、反右、文革、四五、六四、法轮功都是中共暴力革命逻辑的必然过程。

对靠暴力夺得的政权嗜血般的痴迷,必然伴生着对暴力的深深恐惧。为了消解恐惧,中共必然要时时寻找假想敌。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超越法律,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扩大化、模糊化;或不经司法审判,以劳教、收教的非司法手段;或捏造诸如受贿、贩毒、嫖娼、贪污等容易引起社会公愤的罪名,将批评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投进各种牢狱。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之,中共才能获得内心安宁和政权稳定。这也就是中共对危及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组织,苛酷镇压的内在逻辑。当中共举起屠刀时,从不会顾忌人道、法律、人权和国际舆论压力。对政治案件,大陆所有媒体奉命保持沉默。中共暗地里收拾了这些对手,社会仍然处在歌舞升平的表面稳定状态,使得公众丧失了解真相的管道,社会全面动员失去了方向感和动力源。

中共执政几十年,养育了一代代吃狼奶长大的畸形人。《往事并不如烟》足够颠覆我们在教科书上获得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所有史实。它提供了北京高层如司法部长史良出卖交通部长章伯均的残酷事例。知识分子在1957年之后,都被消解了公共性和批判性,都成了驯服工具,哪里还葆有可贵的良知和真理。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成长的一代人,受中共专制意识形态灌输和畸形市场经济误导,对个人功利最大化不择手段的追求,是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中,道义、良知、正义等美好品质是极度稀缺的。对社会现象、民族主义以及六四、台湾问题、对日问题等等的见解,无知到荒诞的地步。对他们的畸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矫正,使得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将大大延缓。社会主义的流毒,不光毒害过去和现在,还将遗患将来。这才是最最可怕的。奸细的功利选择和自保行为,就是对信仰尊崇和对友谊忠诚的双重亵渎。

注:事件经过可参见井蛙女士专访《对抗是知识分子最舒服的姿态——异议作家刘水访谈》(上、下)《人与人权》2006年2、3月期

2006年3月初稿

2006年5月改定于流亡途中

—-首发《新世纪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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