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四类分子”(网络图片)
上世纪末,我办完退休手续,应友人邀来广州一家诊所打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州,得改革开放先机,又是中国面向港澳和世界的南大门,人文荟萃。北上广,一线城市,全国各路人才,不断向这里聚拢,各展雄姿。他们在为广州经济发展的同时,自己也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我工作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天河区,都是外来人,惺惺相惜,逐渐交了几位朋友。既然是朋友,免不了不时小聚-下。记得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珠江新城美食广场,一家名曰“九毛八酒家”的中餐馆。饭址是朋友米工选的。米工程师学建筑的,山西太原人,他说这家饭店是山西人开的,和他有些老乡情谊。米工说取名九毛八,是秉承古晋商先人,艰苦创业毫厘必争杜绝浪费的遗绪。酒店事业很成功,全国有多家分店,总部在太原。老总姓孙,与米工在太原时,有数面之缘。孙总妻子是当地医学院前期教授,是安徽人。听太原人说妻子对他有救命之恩,极富传奇性。老总从未向他人细说过,只知道他对妻子言听计从。其实妻子有自己的专业,也不干预他的工作。商人发家的传奇故事,发家前后有多少绯闻女友,电视上天天都在唠叨,我不会对这些不相干的事感兴趣。
米工对我说,孙总因为夫人徐教授,要来这里一家医科大学做两年的交换学者,决定把连锁酒店总部搬到广州来。广州他本来就在二沙岛有座四层楼的别墅,正好派上用场。我闹不清米工为何要向我说这些,与我有关系吗?米工说:“孙总听说他有位来自安徽的医生朋友,想和你见一面,算是交个朋友吧。”我说:“没必要吧,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米工说:“他们想向你打听一点人和事,了却他们一点心愿。”这么一说就不好再推辞了,也疑惑我与他们的心愿,能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烟雨迷蒙的四月天,我坐米工的车来到这块广州富人区。米工在路上对我说,孙总平日话不多,但极有见地,常于不经意间发惊人之语。待人真诚讲信誉,这次是诚心相邀,你就当体验一下广州富人们过的是什么样日子,或许对你热爱的文学创作有点帮助。
二沙岛一带,是市内著名景区,也是珠江观夜景最好的地方。每当夜色降临,妆饰华美灯火通明的夜游船,划江而过迤逦而行,与璀灿的珠江两岸,共同画出广州的繁华与辉煌。二沙岛在东山区,“东山少爷”,历来是本土巨贾与豪门聚集之地。我问米工,不知这位山西孙总是何方神圣,竟能在此占一席之地。米工说这样的富豪,广州比比皆是。它不像北京多的是官二代红二代,上海多的是富二代。广州富人出身平民的人很多,也许它正是广州的魅力所在。
说着说着车已到了孙总别墅前,未想到的是,孙总已候立在门前,对米工说:“你忙你的,我们想留这位医生,在这玩两天,然后会送他回去的。”态度谦和,不是客套,此乃为何,未进门就留下了一点悬念。
我随孙总步入客厅,孙太太笑脸相迎,孙总介绍:“夫人姓徐,是你们安徽人”,并说:“我也是半个安徽人,算是有缘万里来相会了。今天请您来,没什么招待,吃在广州,已没什么新鲜了。倒是昨天徐医生家乡来人,带来了新茶‘雨前’的火青,是百户坑的,请您尝个鲜。”
“百户坑茶”几个字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这二位陌生人之间的距离。这才有意注视到眼前这对彬彬有礼的中年夫妇,和这座豪华又典雅的大客厅。豪华表示男主人的富有,典雅表示女主人的知识素养,真是完美的结合。他们会是谁呢?难道真的也来自百户坑周边的?不,虽然离开百户坑多年了,但和那里的乡亲一直有往来,也常喝到百户坑名茶。但从未听说,有人在广州发了财,成大富翁,还有个当教授的美丽妻子。或许是我想多了,这些年乡下外出打工的人多,喜欢喝百户坑茶的人更多,很平常的事。
我低头一心品茶,果然甘冽清醇,沁人心脾,余香在口。连声称赞,果然正宗百户坑雨前,涌溪的火青只有七队八队的,才能胜过它。不过那里山高气冷,还要大约十天后,才开摘。
“果然是行家!黄田涌溪你去过?”孙总故作诧异地问道。
“去过一两次,虽然相距不远,但山道崎岖不好走。”
“那时您住哪里?”徐教授迫不及待地追问。
“马渡桥浙溪公社医院,怎么啦?”
“真的是M医生,代娣,别兜圈子了,快去把东西拿出来,恩人终于来了。”
我正满腹狐疑,弄不清这对陌生人和我有什么恩怨。只见女教授拿来-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的,竟然是一张普通的文摘卡片,和一张皱巴巴的旧纸。我更加疑惑了,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见孙总郑重地捧着那盒子,走到我面前,深深一鞠躬说道:“M医生,你在马渡十年,在那简陋的条件下,特别是你也在极其困难中,依然竭尽全力,救治贫苦百姓。你救过多少人,你不会记得的,但被救过的人和亲属,却终生不会忘记——”
“这是医生的本分职责,没什么好说的。浙溪条件艰苦,百姓很穷,想做点事真的很难。但浙溪人善良厚道。我是做过一些善事,也有过失误。他们对我做过的一点本该应做的事,念念不忘,却原谅了我工作中的失误,对此我也是忘不了的。”我连忙打断孙总的话。因为每一个资深医生,一生都会有过很多成功和失误,到晚年多不愿谈往事,尤其不愿在这样所谓成功人士面前,那局面有些尴尬。要早知道他曾是我救治过的病人,我是不会来的。
孙总果然是一点就透的人。“M医生,在这样的地方,谈起往事,是有些不合适,会不会被误解在故人面前炫耀什么。但如果你清楚地记起我俩是谁,你就会理解了我想表达什么——”
孙总的话有些迟疑了,面色凝重中透露些感伤和悲怆。他俩会是谁呢?我更困惑了,听他继续往下说:“我是一个从当时多方情况看,都是必死的人。与其说是死于农药中毒,不如说是死于政治!”
“你是那年有机磷农药中毒的小四类分子?徐教授就是坚持要抢救你的那位小女孩?”
“还会另有其人吗?说是必死,那是外界强加给我的。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远不是谈死的时候,但生存的艰难,迫使我们生不如死,直至只求速死!但造化弄人,那些人居然也是为了政治需要,让我活下来——”
徐教授这时已噙着热泪了,说声家乡人还带来了一些土特产,她去烧一点家乡菜,要我们接着聊。可能她也不想回到过去凄惨的岁月里去。
我说:“我在农村呆过十年,知道四类分子,人们贱称的‘老四’过的是什么生不如死的日子。其实后来我们右派加盟,齐称‘黑五类’了,一样的是社会的异类,一样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一样的生不如死。幸运的是我大概划的是右派四类,是戴帽子开除留用人员,还有点生活费,大饥荒时侥幸活过来了。事后方知,毛泽东为了处理右派,特地设立了违背宪法和刑法的劳动教养制度,我的右派‘同年’们,有近半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就被送去劳教了,接下来就是大跃进大饥荒,这批人在劫难逃,大部分抛骨异乡了。在甘肃省有个叫夹边沟的地方,就关了三千多名右派,不到两年,就饿死了两千多人。”
老孙说:“你别小看了那每月三十来元的生活费,那是一个满劳力,一年到头也分不到的现金。我们‘老四’是几十年也未分过一毛钱。我1949年以后出生的,生下来就是戴罪之身,圣经上叫‘原罪’,其实几十年的蔑视、批斗、挂牌示众、当活靶子挨打,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尤其是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眼见大批农民成为饿殍,首先饿死的就是我们四类。尔后活下来就是唯一的奢望。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处处以阶级划线,活下来更难了——”
我说:“比如打农药这种要命的活儿,只能由四类来干,那是阶级路线决定的,谁让我们都是贱人呢。但我还是有点想不通,1605、1059有机磷农药毒性这么大,为啥要在最热最闷气的下午去啧洒,不能-早一晚去喷,人不是要少受些罪,中毒机会也少些。”
“那还怎么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呢?再说愈热愈闷,杀虫效果最好,至于对人的伤害,‘老四’也算人吗?岂只是打农药这件事,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无一不按这个标准办事的。”
共同的苦难经历,共同压抑太久的愤懑,共同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共同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使我们再次相聚,就能直抒胸臆倾心交流。
我意犹未了:“虽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阶级斗争不谈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右派改正了,四类分子也摘帽了,当然也算是时代的进步了。但是,历次政治运动,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戕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饿死数千万农民。就几句什么‘宜粗不宜细’,‘向前看’就打发了?”
“你我都是胡耀邦先生平反冤假错案,和为四类分子摘帽政策的受益者。没有胡先生甘下地狱的精神,你我不知早已死于那条沟壑之中了。人们怀念他崇敬他,自在于情理之中。现在很多人为他被赶下台抱屈,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依我看这是胡先生最好的结局,胡先生下台前已经在检讨自己的‘错误’了,如果依了组织一贯推行的,什么‘惩前毖后’,什么‘斗争中求团结’那一套,胡的职务保留下来了,那个组织还会再给他‘甘下地狱’的机会吗?他一旦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还会是原先的胡耀邦吗?那千百年后,人们还会说谁是这个组织的‘良心’呢?被废黜的胡耀邦赍志以殁,历史也就定格了。”
“你慢点说,我怎么听你的话里有点‘从来美人如良将,不教人间见白头’的味道。似乎胡是死得其所,这么说是否对胡公有些不公?我们这些四类分子们,毕竟主要因为他,才获得新生的。生命很脆弱,也很短暂。不敢想象没有胡,我们的人生结局会怎样。”
“你误会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千年古训,怎能忘。有人把胡耀邦为四类分子脱帽,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比之于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解放黑奴。林肯只解放了四百万黑奴,而胡的善举,受惠的亿万百姓,胡公必将名垂青史!我的思考是另一角度,就是人们赞扬林肯的解放黑奴,也必须首先或同时声讨黑奴制度的罪恶,以防这种罪恶制度的死灰复燃。而为四类分子脱帽之事,它和林肯解放黑奴,有同等价值,也有同样需要更深层探讨的必要。就黑奴而言,是人类丛林时代弱肉强食的产物,人类走向文明,-个重要标志就是‘天赋人权,万
物平等‘,逼人为奴,蓄奴,买卖奴隶,久已成为历史的反动,被文明世界唾弃。但在一些极权国家,奴隶或有实无名的奴隶,依然大量存在,毛时代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年年搞政治运动,运动就是整人,被整出的各种’分子‘,就是现代奴隶。尤其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时期,亿万农民都成了农奴!我见到最早下这个论断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
“你的分析很独到,既有历史眼光,又有现实意义。如果说美国黑奴是人类丛林时代弱肉强食的残留,那中国的‘四类’,就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产物。其实质依然还是弱肉强食!”
“是这样的,它正是我们请你来做客的主要原因,你看晌午了,小徐催过两次了,我们边吃边谈。他乡遇故知,你随意。”
餐厅也很宽敞,招待十来位宾客没问题。今天却很冷静,菜蔬看起来就清清淡淡的几样,却全是皖南的名山珍,配上名贵海鲜,沁香爽口。我不得不客套几句:“劳驾徐教授了,这冬笋干人称玉兰片的,一定也是百户坑的。只有那里的玉兰片,舍得只掐尖儿,所以片片都易烂入味。再大的商场超市也买不到,你们费心了,谢谢!”
“别客气!‘月是故乡明’,作为故人,几十年后我们还能在广州相聚,是个缘分。我们是诚心相邀,你就宽下心来玩两天,开心就好。”
“我想孙总徐教授最忘不了的,还是孙总那年农药中毒命悬一线吧!那事对我们三人都刻骨铭心,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一般的医生抢救病人的故事。”
“那是当然,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差一点不到20岁我就没了,我活下来了,又经历了人生那么多的起起落落,但决没有一件事能超越那一次的生死历程。一闲下来和徐医生谈的最多的,还是这件事。但那时我一直在半昏迷之中,小徐刚读初中,也说不清我那时为何必死,又为何能死里逃生?”
“算算快三十年过去了,很多事都模糊了,不过有些重要的事,还是忘不了的。这样吧,我先回去查-查我的记事本,谈不上是日记,那时记日记也是有风险的。只是遇到重要的事,我会用只有自己知道的方式,记上几笔。我先写一个故事大纲,有疑问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回忆,力争尽量复原原貌。”
“好的。”
“就这么说定了。你们等我的电话。”
一周后我又回到孙总的别墅,开宗明义地说:“那就从我下放到浙溪那天说起吧。”
时间:1970年夏,农村抢收抢种俗称‘双抢’时节。
地点:安徽省南部某山区
人物:孙光宗男19岁地主子孙;徐代弟女13岁初中一年级学生大队徐医生独养女;水跃进男40岁大队革命委员会常委,治保主任;徐爱国男49岁大队医生;我男33岁某城市医院下放医生,摘帽右派。
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左风炽烈,阶级斗争高调甚嚣尘上。社会分化从城市到农村,愈演愈烈。社会剧烈动乱,工厂停工,全国大中小学校停课。大串连接着造反派之间全面武斗,接着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接着知识青年下农村,城市人员下放。卫生系统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口号声中,很多医院建制撤销,人员分点下放。医疗器材病房设施,从闲置到毁弃,病历档案、中外医学文献资料,或丢弃或进废品收购站。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浩劫,吞噬着神州大陆。
“我”,一个摘帽右派医生,在经历了连番批斗之后,被下放来到这地区的边陲小镇,继续受难生涯。
到了社会的底层,“我”才知道,还有更多苦难远胜于我的人。说的具体点,就是1949年暴力土改之后,乡村的富有者,被划为地主、富农,彻底打倒。土地、财产、乃至妻女,被没收、瓜分,人员被杀、关、管,家属子女作为社会异类,受尽欺凌羞辱歧视,代代都是革命对象。无论政治上经济上人格上,都已成为这个社会实实在在的奴隶人群。
下面发生的真实故事,就是真实地再现这些四类、五类分子们的部分生存状态,也可以视为那个非常年代社会的侧影。
幕启:“我的旁白”:1969年5月我们那家有五百张病床的中等城市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震天撼地的口号声中,支左军代表一声令下,医院停诊,眨眼的功夫,一座充满生机受到无数病家信赖,彻夜灯火通明,人们忙碌不休的救死扶伤场所,顿时一片死寂。我第一批来到这地区的边陲小镇。虽说不问医生护士化验药剂每个人都发了一个价值十几元的小药箱,可是里面连听诊器和针管都没有,怎么当医生?更别说什么要去占领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了。我下来之后百无聊赖,终日无所事事,又没书读,又无人交谈,活脱脱一副行尸走肉。熬过一段时期之后,我才猛然发现,经过几年的大批判,斗争会,关牛棚,和写不完的检查交待种种风雨之后,唯一值得留恋的事,原来还是医生这个职业。我多想重新穿起白大衣,拿起听诊器,奔波于病房门诊间,再忙些再累些,风险再大些也不要紧……可是这一切都远我而去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呢?
未想到这一天马上就到了,而且来得猝不及防。
那是一个燠热的三伏天的午夜,我在这蒸笼般的小屋里好不容易熬过酷热憋闷的傍晚,刚有点睡意,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嘭嘭…嘭嘭”。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谁会深更半夜敲我的门呢?我又昏沉沉地睡了。
“嘭嘭,医生……医生……请您去看一个病人”,一种女孩子特有的细声慢语响起了,像是要请我去看病。职业的警觉,使我豁然清醒,转身就下了床,深夜请医生,一定是重病人,我开门一看,门外月光下站着一个小女孩,那样子有些急促又有些腼腆。
“小姑娘,你家谁病了?你看我这儿啥也没有,怎么看病呢?”
“不是我家人病了,我是大队徐医生女儿,我爸叫我来请你,有一个人打农药中了毒,我爸说农药中毒这种危险病,只有你才能医好!”
“小姑娘,这种病确实危险,应该赶快送公社医院呀!”
“公社医生都没用,送一个死一个,你行行好吧,这个人好可怜!”
现在我再问徐教授,当时谁想到要把小孙送到你父亲诊所去的?“算他命大!我呗。那天下午放学,我路过他正在打农药的山坡田。那天特别热又闷,没有一丝风,田里就他一个人在喷农药,看起来孤苦伶仃,活受罪,已经有些歪歪倒了。本想喊他早些收工,别出事。这些年各公社都有打农药死亡的人。可是我-个小女孩能干什么呢?”
“是不是回去后又放心不下,又到他家看看,才发现他出事了。你平日和他很熟吗?”
“真的是那样。说熟谈不上,倒是很了解。他可是我们大队的‘名人’。一是他书读的好,我俩也算同学。他读初二时我小学四年级,这算同什么学?我们读的是中小学同校,俗称戴帽子中学。学校教师还是原来-班人,有的老师自己连中学也未上过,怎能上好课。倒是小孙这个学生,把许多老师也说不清的课目,说清楚了。因此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他,有不懂的都去问他。其二当然就是大队里最小的四类了,他是顶他奶奶的,帽子一戴,书也读不成了,再没人敢接近他了。”
“也就她傻,划不清界线。我这个狗崽子,能有书读时已是幸事,就多用用功。奶奶死后,四类分子的帽子由我顶着,书也读不成了,日子更难了。”
“还说说徐教授救你的事吧。你一个十三四岁小女孩,怎么能把孙总这个大男人,拖到你父亲诊所里去的。”
“当时他还未昏迷,拖着他还勉强能走。再说那时他骨瘦如柴,拖起来也不费劲。要是他现在这样,我可拖不动。好多事都忘了,只记得那时他嘴里喷的农药臭,能熏死人。”
老孙说:“其实当时农民们也很苦,尤其是在所谓‘双抢期间’,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当时有首民歌这样说‘早上一片黄,中午一片黑,晚上-片绿。’是说早上抢收成熟黄了的早稻,中午抢耕呈现一片黑土,晚上抢裁了晚稻秧一片绿。都是-双手在干。一般凌晨三四点天蒙蒙亮就下地了,中午不休息,午饭地里吃,-直干到天黑了才收工,每日至少要干十五六个小时。而且‘双抢’都在每年的中伏和三伏天,上蒸下煮酷热的时候,任你是膘肥体壮铁打的汉子,也能把你熬成人干!那时除了社队干部不下地,下地的都歪歪倒。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社员们都是奴隶,我们四类们也就是更多-层原罪的奴隶而已。”
这个问题先放-放,让我们再回到三十多年前现场。我接着说事。
医生受到病家,尤其是同行的信赖当然是高兴的事。但我满腹狐疑,这位徐医生怎会知道我能医这种病呢?再说他们那只有一间房的小诊所,能收治这种危重病吗?去看看再说吧。
我住小镇东头,徐医生的小诊所在西边,说是小镇其实也就三五十户人家,一条二十来米小街而已。有一家小商店,一个汽车招呼站,一家小饭店,饭店对面就是徐家小诊所。我不烧饭,一天三餐就在小饭店里把肚子糊饱就行了,所以几乎天天都能见到那个矮胖矮胖的医生徐老头,不过从未说过一句话。开始时老头转动着一双白眼,机灵中透着狡狯,带着明显的敌意,使我愕然。听人说这老头在公社医院干过,说是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开除了,被这里大队收容,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开了这么一个非公非私的小诊所勉强度日。我猜想他是否也听说了,我们下放医生是来占领农村卫生阵地的,那样他一家人将衣食无着。别人怎么做我不管,我每月还有三十多元生活费,为什么要不让别人活呢?所以下来两个多月我未看过一个病人,这才使他一家安了心,也才可能想到请我会诊。只是弄不清他怎么能判定我能治好这样的危重病呢?
我终于走进了这家小诊所。从房屋结构上看,和普通农舍毫无二致:两间小卧房的房檐向外伸出三四米,算是堂屋,边上一间厨房,屋后应该有小菜地猪圈什么的。他们在堂前摆一张大方桌,放一些外用药和煮沸器注射器等物件,靠墙立一个小药柜,一张家家都有的小木床,这里人称作“和气台”的,就充作检查床和病床了。世界上大概找不到比这更简陋的医疗机构了。
病人就躺在那张“和气台”上,果然十分危重:口吐白沫,四肢厥冷,大汗淋漓,神志昏迷,一股浊重的蒜臭,弥散了整个空间。由于面部及四肢不停地抽动,无法辨认出他的年龄。稍有经验的医生,马上就能诊断出,这是一例严重的有机磷农药中毒,病势危重,如不及时有效的抢救,病人会很快死去。
“尽快找到一条静脉,把所有的阿托品都找出来,用一支大针筒,先抽五十支!”我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已经上了战场,一切闲话都是多余的。
未想到这家女主人,还有这一手绝活,在昏暗的灯光下,给一个四肢不断颤抖的病人作静脉穿刺,大医院护士有把握的也不多,她居然一针见血了。只是那位徐医生听我说一次要抽五十支药水时愣住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手足无措地在瞎忙乎。
“五十支!五十支!……我自己来!”我见徐医生手忙脚乱,急忙抓起砂轮锯刀,一排排划过去,然后用镊子“啪啪啪”一齐敲开,吸进大针筒。边敲边瞄了一下药柜子,阿托品针还有一小摞,能抵挡一阵子了。阿托品是乡村医生看家药,用处很宽,也是对付有机磷中毒的主要武器。
“你,按住针头!不要让它滑出来!你,压住病人的双肩,限制他躁动!病人家属呢?”我四下一望,只有请我来的小姑娘,怯生生地站在一旁,别无他人。徐医生夫妇也不回答我的问话,我只得对小姑娘说:“快拿一张纸,一支笔,记住我说的话!”小姑娘见自己被派上了用场,很高兴,马上就准备好了。
我看了看表,边推药边一字一顿地说:“1点10分,静脉推注阿托品20支,含10毫克,此时病人神志…瞳孔…四肢…脉搏…”说到医学术语,我格外注意吐字清晰,惟恐她闹不清。“1点50分推15支…3点推10支…10支…6支…此时患者呼吸…脉搏…神志…瞳孔……”
我长时期没有过这样的亢奋了,许多学过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一齐都拥到眼前来,我临危不惧,成竹在胸,措施准确果断,有点像个能征惯战的将军。职业真是个美妙的东西,能使每一个人陶醉。
眼见药架上的阿托品在急剧减少,地上破安瓶堆成了小山,这是现代医疗技术在和死神作殊死的搏斗。当我把最后剩下的20支阿托品,一齐加入一瓶500毫升的葡萄糖盐水中静脉滴入时,病人的各项生命指征正逐渐趋向正常,还睁开了眼,毫无目标地转了一圈又闭上了。这当然是值得欣喜的。徐医生一家人都很高兴,我却并不轻松,要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是为时过早,只能是初战告捷。由于患者体质差,摄入量多,预后依然难测,如果后续治疗跟不上,或是那个环节掉以轻心,病情极易反复,弄得不好功亏一篑是常有的事。别说这家小诊所要啥缺啥,连必需继续补充的阿托品也已告罄,下一步咋办呢?打农药本来是生产队的事,中了毒应该是公伤,为什么家属,队里人一个也不在?这些事都印证了我的猜测,病人不是普通农民,一定是个“老四”(四类分子)无疑了,我理解徐医生一家人为什么没有向我点破了,都还是善良的百姓。
夏天天亮得早,鸡鸣狗叫,小街上开始有人走动了,面对眼前的艰难局面,我们都不说话,相互默契地在等待着……
果然,不久门外有了人声:“老徐,人死了没有?别让他死在你家里,那不把小丫头吓着了!”随着一声高门大嗓,进来了一个跛一只脚的矮瘦男人,问一个人死未死就像问一只小狗。他见我们都未答话,这才注意到“和气台”上那个人还在吊盐水哩,连忙惊奇地说:“怎么!活过来了?算他命大!我只当夜里就翘辫子了哩,真是孬人有孬福!这1605和1059可都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啊,哪一年哪一个公社不死几个人,多少比他中毒轻的人都死了,他怎么活下来了呢?”
这像什么话,我行医多年,只见过许许多多对各种死亡表示哀伤或是惊讶的人,从未见过对活下来的人表示惊奇的,何况面对的本是一个健康而年轻的生命。
忽然他一转脸看到我坐在边上,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吼道:“我说哩,难怪喽,你老徐还有这个能耐!我早就对你说了,这个‘老下’肯定有几把刷子,真人不露相嘛,老徐呀,就叫‘老下’在你这干算了,他给你指点指点,你老婆帮他烧烧饭洗洗衣,‘老下’你看呢?我这么喊你别见怪,你那个鬼姓太难认,大队革委一个也认不准,该念啥?”
看他那一付居高临下的派头,像说单口相声似的,自唱自和,全不顾我们的反应。看来这个小跛子是有点权势的人物,我们要等的人大概就是他了。不过从他进门起就未对这个垂死的病人看过一眼问过一句,看来找他办事是很难的。
“老徐,挂完盐水就没事了喽,一夜花了不少钱吧!回头你写个条子,叫他们甘家队给你十块钱,帐就别细算了。熬一夜怪累人的,叫你老婆打三个蛋给老下吃,我要去大队革委开会了!”说着转身就要走人。
“不!”我一说不,小跛子以为我客气,我急忙把病情的危险性,和需要继续治疗的情况,简要地向他说了。他听了先是一愣,回过头来再看看堆成小山似的药瓶子,起码有几百支,马上把脸拉的老长:“老徐,怎么搞的?你昨晚汇报时,我不是对你说了嘛,给他打几针,试试看不行就算了。公社医院年年死农药中毒的人,有人花了好几百块最后还是死了。你!你一下子用了这么多的药,老下说还得治三四天,那要花多少钱?他值吗?!”
“他值吗?”小跛子轻轻松松地说出这三个字,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坎上,我不寒而栗。早就听说乡下拿四类分子不当人,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活活被打死的也是常有的事,还能说是阶级觉悟高。眼前这个大活人,居然就不值几十块钱药费,而且他说这话时,根本就未想过病人已经开始清醒了。他一定也听到了小跛子的高谈阔论,可是他完全没有反应,凑近看时,他那失去光泽的瞳仁里已经没有悲哀与乞求,只剩下麻木和绝望了。看样子他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是地富吗,不该这么年轻;是反坏吗,不该这么木讷!但可以肯定一定是个境况比我更差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不过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呀。
面对这尴尬的局面,徐医生和我对望了一下,我见他欲言又止,我不能不说了:
“值不值,他一年总还能做几百工分!又不是绝症,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什么叫见死不救?老下,农村的事你不懂,别掺和!上面有人说了,你们被下放的人,都有些婆婆妈妈说不清的事,我们大队可是重在表现,不相信什么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那一套。你以后就看看病看看书,别自找麻烦!”
我说了什么啦?挨了他当头一棒!不让我开口,又冲着徐医生说:“老徐呀,你也算个精明人,帐该怎么算还要我说吗?钱该花能花多少,我下一步再算,先给你们算一笔政治账,他打农药中了毒,又不是谁害了他,1605和1059这么毒,各个生产队都派‘老四’去打,我们不派他派谁呀?这是阶级路线问题,甘家生产队做的对嘛。他中了毒按理也是为公,所以不打几针救一救,大面子说不过去,不过打几针意思到了也就可以了。你们花这大力量救他,好像是做了好事,其实是惹了麻烦。贫下中农们会怎么看,他们会不会说,怎么我们贫下中农中了毒的人大都死了,偏偏把一个‘老四’救活了,谁救的呢?又是你们这些疙疙瘩
瘩的人,这里面能没有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吗?当然那些人死在公社医院里,你们没有责任。可是往后呢?你们能保证把所有农药中毒的人都救活?要是在这里死了一位贫下中农呢?“小跛子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一下,看看我们是否把他的训导听明白了。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8/28/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