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果兄很有个性，在纽约会上上台责问潘国平刘国凯等造反派：“你们知不知耻？”但这回读了他的回忆，原来他也有过一个“造反-逍遥”的转变，可是最后还是入了牢笼，关了三年，这就是共产党要缠你，你躲也躲不了的。他说“虽然当时我没有读过萨特的书，但已经提前进入了现代派”，我看“现代派”就是“精神造反派”。
再说我自己，我们原来在四川荣昌中学教书的华东师大毕业的“三学士”，和体育老师杨洪锦、徐启富（女）带了亲信学生刘长春、刘志华、陈德荣，组织了一个“红旗战斗队”远行串联，即如胡锦涛、万润南游山玩水，一路到了上海，我们就滞留不归，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接到小亲信们来信说杨洪锦被捕，徐启富揭发了我们许多鸡毛蒜皮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害怕了，就从上海到北京去打听消息（而已）。
在地质学院碰上几千四川造反派，又在西苑饭店（国务院招待所）里吃白食，见到了宜宾反李井泉的老干部刘结挺张西挺，又看了斗争了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的热闹，有一个重庆工人把他的军帽上的红星扯掉，我检起来，后来还给他。耿志刚好像是个大学生，长相很象高文谦，他对我说：“要说受压，我在部队里就是受压的，镇反抓人不找我，到北京开会，就让我来遭罪。”那时部队里知识分子吃不开，文革后耿志刚先当军长，后来好像还当过一阵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后来，杨洪锦出了狱，已经是五月分了，回四川时有中央文革撑腰，我们也没想干个啥，可是那些保皇派很可恶，老缠着我们，说我们是“牛鬼蛇神翻天”，还老把杨洪锦哥哥在台湾当空军，扯上与我们有关系……事情就愈闹愈大了，不可收拾了……但我们最后是以“收听敌台”入罪的。当然，各单位，各地区都有乱麻一般的问题，我说自己，就如康正果、耿志刚都只说自己一样。我想每个人都不要有“冤枉”的思想，共产党这个绞肉机，今天绞这个，明天绞那个，是天经地义，理由过程都无一相似，反抗的动机也人人不同。
再说，人的觉悟过程也都不一样，正果说“我把申诉材料扔在王力的怀里，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我看透了……”，林彪、邓小平也有自己的过程，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解放军也是一样的，林彪叛逃，解放军的思想也一起叛逃了。最可恶的算是不要脸的王光美薄一波，要是当初他们被毛泽东枪毙了，也就不会活着歌颂红太阳了。
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
附：《康正果：一些老家伙没被打死的后果──十二人文革记忆（六）》
康正果：文革开始之前，我曾是个大学生，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我根本不存在红和黑的问题。我是一九五七年念初中。我被认为是个表现不好的学生。我从来没有想去参加政治运动。初中二年级，父母把我寄放在祖父家里，读了许多古书，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的书籍。
我在大学期间，写了三十六本日记，其中有对“九评”的感想。后来被同学揭发出来后，我把日记烧了。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我于一九六五年，被学校开除，罪名是焚毁反动日记。当然，还有反动言论，那是校方在同学中调查的。被开除后，我被打发到砖瓦厂劳动。那个厂是公检法的下属。去劳动不算是判刑，而算就业，即劳改释放后，安置就业。
耶鲁大学资深中文教师康正果
文革开始时，我是个局外人，在一边看热闹。但我也关心文革。自从被开除后，我一直在找机会翻案。我不断上诉。文革发生对我来说，是个伸冤的机会。我不喜欢刘国凯，对文革抱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我没有这样的热情。我像社会渣滓，我的方向是要翻案。在工厂劳动时，周围大都是小偷流氓，我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一九六六年开始砸烂公检法。当时，在西安有许多上海人，乘机杀回上海。还有临时工要转正，也造反。我看到各种人，冲着造反，或者跟着造反，为的是借机改变自己的处境。我也混水摸鱼地上访了。我十二月底到北京上访，住在接待站里。那里有许多上访者，不少是五十年代受了冤屈的。
我非常认真地写了个上诉书。本来，我对革命书籍没有兴趣。除了古书，我读的都是欧洲哲学和文学，按着哲学史和文学史读。包括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是，为了写一个合格的申诉材料，我学了毛的书，我使用那样的语言。我以为只要用语得当，就可以获得平反。一月一日，周总理接见公检法系统的人。中央文革的人在场，王力也在。我把申诉材料扔在王力的怀里，可是一直没有下文。
我到开除我的大学里去看大字报。我想看看那些把我开除的人，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可是，我看到的大字报却说，“校方包庇反动学生康正果”。天哪，那些开除我的人，被说成是“包庇”我的。可见，不管谁当权，我永远是“反动学生”。从此以后，我看透了，变成了一个逍遥派。
我后来就躲在家里看书，翻译俄国文学。我曾想翻译《日瓦戈医生》。
我是在报上看到批判勃列日涅夫的文章时，知道了此书。我写信给莫斯科大学，想要此书翻译。可是，信被截获。第二年，我被抓。
在做逍遥派期间，我过着真正的逍遥日子。我看了许多厂里同事们偷出的禁书，比如《金瓶梅》的原版，还看了许多中外名著。除了读书，我还有其它快乐事情。西安有许多地下舞会，也有许多交际花。在那段无政府状态的时间里，舞会和交际花全都出现了。我在《出中国记》的自传中，有几章专门写这段生活。我们跳舞，欣赏古典音乐。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光。
现在想来，当时有许多人造反，是想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自己。可我却是完全立足于自我解放。虽然当时我没有读过萨特的书，但已经提前进入了现代派。我被抓后，关了三年。出来后，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妻子是在农村找的，是个农村妇女。
我现在对文革的看法，可能是其他人都没说过的。在我看来，历史上，前一代人所建立的文化，通常都是随着那代人的死去而消失的。比如欧洲，一战，二战，都是因为当时的人死去后，那样的文化消失了。
现在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在当政，比如克林顿，小布什。
我想说的是，文革，被打死的人都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又正因为文革没有把那些老家伙全都打死，包括思想左倾的老知识分子，所以才导致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没有获得很大的进步。想想看，要是文革中所有死去的人依然全都健在的话，那么中国社会还要保守，还要糟糕。我觉得可惜的是，没有把所有的老家伙全打死，比如王震，薄一波等等。郭小川也一样，假如活下来会很左。如今，重要的是，每个个人，抢救自己的个人记忆。每个人都应该摆脱现在那种文革研究史，摆脱这样那样的争论。大家回到个人的经历中，谈自己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个人的经历，会对文革研究带来更加深化的成果。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