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院士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撑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一根脊梁。最近，他的一台手提电脑在广州大街上被抢，钟院士愤而发怒：恢复收容遣送制度，把那些街头流民抓起来，改善广州恶劣的治安环境。乱世要用重典。钟院士迁怒流民，一言九鼎，大众哗然。他坐拥强势社会地位和极高社会知名度，这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亲自批示限期破案可以得到直接应证。
表面看，钟院士再次讲了真话。但分析他的言行，存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不自觉歧视。他的话是讲给政府官员听的，媒体充当了极好的喉舌。但这次他不是为社会底层代言，却是为政府张目，为既得利益向弱势群体开枪，提供子弹，摇旗呐喊。他的立场完全站在政府官员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仔细想一想现在广州、进而推广到全国的大城市，为什么有那么多流民？是谁将他们逼上绝路？
首先，迁徙权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一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谋生，企求获得相较农村的高收入，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本能驱动。农村与城市几何等级的贫富差别，农民获得社会福利和救助的空白，才是数亿流民产生的根本原由。撇开制度性的歧视，简单谈论流民太多、城市治安恶化，无异于舍本逐末。
其次，重典治乱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应有之为。法律有二元性，一方面惩罚犯罪，另一方面在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包括被国家侵犯。惩治犯罪是次要方面，保障公民权益方是主要方面。钟院士还有一个奇特的观点：法律是保护好人的，坏人应该受到惩治。初听似乎很有道理，也容易获得公众的赞同。在他的潜意识里已经把流民归入“坏人”。但是，在执法机关没有获得流民的犯罪证据之前，所有人都是合法公民，包括流民的身份都受到保护。法律罪名没有预设和假定，只讲证据。
再次，收容遣送制度给全国老百姓带去的罪恶，罄竹难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孙志刚在广州收遣所受虐致死，揭开了收遣所重重黑幕，激发众怒，直接导致黑暗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有专家调查：收容遣送所关押者70%都是合法公民。这一非法制度倒成为各地民政和公安机关敛财的合法渠道。社会黑恶势力也介入其中，官匪一家，坑蒙拐骗，大肆捞钱。1998年10月，笔者曾和湖南籍异议人士汪振坤，被深圳警方借口是“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关押在著名的广东省樟木头遣送中心。深圳几乎各派出所门口都有办暂住证、边防证的公开窝点，内外勾结，只要交300—400元，胡乱填写姓名等个人资料，他们三天就办理好证件；边防证可以自己填写，他们只管收钱盖公章。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广东各地警察疯狂在大街上随意抓人，处处是恐慌之城。出门可以不带钱包，身份证、暂住证、边境通行证缺一不可，否则就被抓走。我在《大周刊》的一个同事。美编。晚饭后穿着大裤头、拖鞋下楼散步，被警察抓走。第二天刚好在印刷厂制作菲林。没有美编把关，印刷厂不能开机印刷。总经理习保平（2000年被判20年徒刑）报警。次日，美编从深圳银湖收遣所打来电话，急忙找关系人，花钱才保释出来。
最后，我们观察钟院士的言论，人们看不到钟院士面对低能政府的铮铮硬气，他丝毫没有谴责政府管制社会治安的无能，却将矛头对准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不知他是感激省委书记亲自点将迅速找回电脑，还是欺软怕硬心理使然。他在治安混乱的城市被劫很有价值的电脑，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了不能与时俱进的昏话。折射出他的价值观还是专制制度训化出的等级意识和强权意识。真为钟院士悲哀！
钟院士或许出于一时激愤，但是，绝不该把愤怒发泄在庞大的弱势群体身上，而应谴责政府。名人效应被人人自危的社会迅速放大，更被政府的恶吏添枝加叶的片面利用，如广州市政法委书记说：警察遇到街头抢劫犯逃跑，可以开枪。中国一流科学家的人权概念、人文素养、法制观念竟然停留在这样的水准，非常让人唏嘘。中国人真的命不如狗？！
2006年6月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