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学者）
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包容的时代离不开时评，时评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它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血肉相连，时评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一句话，时评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
——傅国涌
《大公报》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认为《大公报》之所以成功，无非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前者是新闻，后者是言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报纸的两翼，缺一不可。报纸的言论通常是以时评的形式出现的，包括社评和社外撰稿人执笔的个论等。自从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首创这一形式以来，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岁月里，时评都是报纸的生命线。曾几何时，时评消失了，代之以副刊中带有更多文学色彩的杂文，这当然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现象。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时评是每日的生命，是日复一日的拱卒，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来说，以直截了当的批评为主要特征的时评，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近些年来，仿佛一夜之间，新闻界重新发现了时评，许多报纸都有了时评版面，连杂文也都有时评化的趋势，这当中《南方都市报》的努力就是不可忽略的。现在出版的时评精选显示的正是南都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实绩。在这些或平静或炽烈的文字背后，是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是社会生活的起伏脉动，无论是以那种形式出现的时评，我们都能读出作者和报纸的诚意、忧虑与关切。
什么样的时评才是好时评？我总是一再地想起王芸生1943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看重庆，念中原》。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不是文学化、哲学化的转弯抹角的文字，而是直面现实、毫无遮掩的文字，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动容，难怪当时此文一出，大街小巷争相传阅，拍手称快。这样的时评注定要永远留在新闻史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良心。《大公报》当年为这篇时评付出了停刊三天的代价。我们深知，要产生真正的好时评一定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言论环境，离不开写作者本身内在的道义关怀、人格追求。前者，不是凭一己之力一时所能做到的。后者却是每个人可以自我要求的。
批判是时评存在的意义所在，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面对真问题，说出自己真实的良心判断，这是时评这一特有的文体所承载的使命。相反，不痛不痒、缠上一层又一层裹脚布的“时评”，戴着镣铐舞蹈的“时评”，常常失去了时评的本来面目，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南方都市报》，我虽然还没能看到足以与王芸生、张季鸾这些前辈相媲美的文字，但它已走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一点，透过这本时评精选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南方都市报》把这个时代命名为“热言时代”，并以自己在言论上的探索参与这个时代。我觉得，这确是恢复或接续“文人论政”传统的一种努力，尽管这个传统在一个新的变化了的时代里是否还能放射出夺目的异彩，今天仍是个未知数，但是，包括《南方都市报》在内的这么多报纸对时评的重视本身，就有可能开创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来。毫无疑问，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包容的时代离不开时评，时评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不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不是时评家书斋中赏玩的对象，它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血肉相连，时评的痛感就是我们的痛感，一句话，时评需要深入生活的底部，也需要仰望星空。真正有生命力的时评不需要黄金铸造的桂冠，千百万读者会主动在心中为它加冕。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