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Nima Sanandaji，译读 /译
左翼民粹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与希拉里竞争了好几个月，并推广了一套简明的改革蓝图：将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引进美国。与希拉里辩论时，桑德斯解释说，他的目的是普及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我认为我们应该向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国家学习，学习这些国家为他们的劳动者所做的一切。”
赞美北欧模式的并不只是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 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瑞典进行首次双边访问时，也对瑞典的经济模式大加赞赏。2016年5月的美国-北欧峰会上，他对北欧模式更是赞不绝口。“当今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北欧国家却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地区，也许正因如此，北欧人尽管没有享受足够的日照，却是世界上幸福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何不让这些小国管理一下世界。他们能解决很多麻烦。”
对北欧福利制度的崇拜在美国学者、记者和左翼政客心中根深蒂固。原因很简单：乍看之下，北欧国家一片繁荣的同时福利和社会财富分配均衡。但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美国自由派青睐的北欧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北欧国家的成功更多的要归功于其独特的文化和自由市场，而不是他们的福利政策。
北欧资本主义
从2015年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新闻报道《美国能从丹麦学到什么》中，可以看出很多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文章对丹麦的社会模式不吝溢美之辞，并解释道：“丹麦人可享受免费或高额补贴的医保”，“失业、休病假和育婴假时，也有补贴。”报道还指出了丹麦税收高昂，工会强大，以及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得益于这些政策，丹麦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长了一年半。
这些说法固然属实，但缺乏历史的眼光。今天的丹麦人确实比美国人活得久，但这不是因为丹麦的税收占GDP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在1960年，丹麦的税收实际上比美国还要低（当时丹麦和美国税收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与27％），但在当时，丹麦人的寿命却比美国人长2.4年。而那时候，丹麦还没有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呢。瑞典和挪威的情况也一样。20世纪中叶，瑞典和挪威的公有经济还没有发展成熟，但与那时候相比，目前这两个国家与美国的人均寿命差已经缩小了，儿童死亡率的差值也在缩小。这说明北欧各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刚起步时，其领先世界的程度更甚于今日。
福利制度对国家整体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被夸大了。实际上，北欧国家在自由市场时期的经济发展快于民主社会主义时期。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政治家约翰·奥古斯特·格里彭斯泰特（Johan August Gripenstedt）在1856年至1866年担任瑞典财政大臣期间推出了旨在保护自由经营、保护自由贸易和保护产权的改革。大约从1870年到1936年的这些年里，瑞典奉行以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并得到了年均增速2%的巨大回报，这比同时期内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要高，是英国这种经济大国的两倍。
193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首次成为多数党，得以成立政府。一直到1970年为止，社会民主党把持着瑞典政坛，慢慢提高税收，扩大福利政策，同时总体上保留了前任领导人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政策。这些年里，瑞典的经济增长曾达到2.9%。虽然在绝对值上达到了史上最高点（这还得益于技术发展和战后普遍繁荣），但这大约只是西欧各国的平均值（比如，同一时期奥地利的年均增速为3.5%。）
之后的1970年至1991年间，与其他北欧国家不同，瑞典第三次探索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入“雇主基金制”（译者注：employer funds）。通过此体制，私企的所有权逐渐转移到工会管理的基金名下。这一时期，瑞典的平均增长率下降至1.4％，在西欧排倒数第二，许多成功的企业和个人纷纷离开了瑞典。经过这一场社会主义试验之后，瑞典开始重新着眼于市场改革，削减福利项目，大规模降低税收。这次改革颇见成效：1991年至2014年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上升至1.8％，仅略低于创下同期西欧最高增长率的英国。
文化冲击
除了经济增长，美国粉丝还大谈特谈北欧国家的社会特性，如高收入和财富均衡。但就像我在书中所写，其中有许多特性在福利制度还未建立时就已存在。例如，在2008年一项关于瑞典高收入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杰斯珀·罗伊内和丹尼尔·沃登斯通解释道：“（瑞典收入均衡的）现象基本在福利制度扩张之前就已存在，而且瑞典最高收入群体的比例在1950年前就比其它国家低了。”2013年安东尼·巴恩斯·阿金森和杰克布·艾格霍特·索佳德对丹麦和挪威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我的哥哥，经济学家迪诺·萨南达吉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的论文中写道：“有些美国学者鼓吹斯堪的纳维亚战后的福利制度有多么成功，可以说他们对斯堪的纳维亚战前的历史漠不关心。斯堪的纳维亚在进入现代时期之前可能就是欧洲最推崇平等主义的地区了。举个例子，它是西欧唯一从未全面发展出封建主义、从未将其农民贬为农奴的主要地区。”
北欧国家的优秀社会成果收获于福利制度建立之前，因为让北欧社会如此独特的并不是政策（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国家也有庞大的福利制度），而是文化。100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发现，比起欧洲其他地方，北欧的新教国家普遍生活标准更高、学术机构更健全、社会运行更良好。他将这一成功归因于“新教徒式的职业操守”。瑞典学者阿萨·林德贝克后来研究了除宗教外的其它因素，巩固了这一理论。例如，他说在工业时期前的斯堪的纳维亚，环境较为恶劣，农民如果不玩命工作就会难以生存。对应的文化也应运而生——格外注重责任、诚实、信任、守时和勤劳等个人品质。
这些文化特性造就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小政府统治的北欧国家高度繁荣、贫穷率低的局面。引入福利制度时，北欧社会已经繁荣平等了。伯尔尼·桑德斯、巴拉克·奥巴马和其他民主党领袖所崇拜的一切在20世纪中期就已存在于北欧国家，而那时的北欧社会公有经济成分少、税收低。事实上，那些傲人的成果美国也有，体现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北欧裔美国人。
比较北欧居民和北欧裔美国人，能得出有指导意义的结论。从历史上看，比起富人，北欧国家的穷人远赴大西洋彼岸争取新生活的几率更大。但尽管来自北欧最贫穷的阶级，北欧裔美国人现在却比他们留在欧洲的同辈人更富裕。以人均GDP计算，丹麦裔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标准比丹麦人高出55%，瑞典裔美国人的生活标准比瑞典人高出53%，芬兰裔美国人的生活标准比芬兰人高出59%。尽管没有受益于挪威的石油财富，挪威裔美国人的生活标准依然比挪威人高出了3%。
北欧裔美国人在社会上也比北欧国家的同辈人更成功：高中辍学率低得多，失业率低得多，而贫穷率还更低一些。他们的成功靠的显然不是北欧福利制度，而正是当初让他们老家取得社会进步的那种文化。
失业率（官方）
挪威 芬兰裔美国人 挪威裔美国人 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人 瑞典裔美国人 丹麦裔美国人 全体美国人 丹麦 瑞典 芬兰
高中毕业率（25岁及以上）
没有秘方
事实很简单，北欧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和其他国家一样，北欧的经济也在自由市场改革时蓬勃发展，在税收增加和政府加强干预时停滞不前。在建立福利制度之前，北欧的社会发展就已取得了成功，并且与北欧裔美国人的光辉历程没什么两样。就像我在《揭穿乌托邦》中所写的，注重勤劳与责任的职场文化在福利制度出现前就已存在，但在那之后发生了改变。
近年来，一些北欧经济学家将北欧福利制度与职场文化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举例来说，丹麦经济学家卡斯珀·亨鲁普·达尔认为丹麦福利政策和其民众工作热情的降低有着紧密联系。瑞典经济学家马丁·伦格发现瑞典慷慨的病假保险制度让瑞典人更想呆在家而不去工作。其中，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年轻一代请病假的几率比老一辈人高出了20%。伦格称“年轻一代更希望获得带薪病假，这反映了福利制度在快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福利的态度”。经济学家哥顿·达尔、安德烈·拉万达尔·科斯特和马格尼·莫格斯塔德在论文《家庭福利文化》中研究了挪威针对残疾人的保险制度。索赔人可获得的利益通常由负责该案的法官决定，可严可宽。论文作者发现，如果父母的保险理赔由一名办案宽松的法官负责，那么其儿女在成人后提出理赔的几率会提高很多，且效果随时间迁移愈发明显。所以，引入庞大的福利制度真的不会限制经济增长或导致人们过分依赖福利制度吗？北欧国家教导我们，确实会产生如此结果。
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即使并不了解实情，还如此崇拜北欧社会？这点其实很好理解。但是现在的重点不是让美国人停止盲目崇拜，而是让他们真正从北欧国家学到些什么——自由市场、严格的职业操守、能够鼓励居民维持这种职业操守的政策，这些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