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播放的45集电视剧《乔家大院》以当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成为山西旅游景区的“乔家大院”为背景，按编导的说法这是一部倡导诚信精神的一个晋商传奇故事。笔者看了整部电视剧，在剧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有一些亮点的同时，也有不少让人迷茫的误区，现就这部电视剧谈一些个人看法。
先说这部电视剧的亮点，我至少认同剧中编导要表达的两点内容，一是对商业之于中国古代的重新定位；二是在宽容妥协精神下寻求商业多赢，这两点对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电视剧的第二集，剧中男主角乔致庸太原赶考因车轴折了误了进考场的时间，在考场门口与钦差大臣、署理山西学政胡沅浦和山西总督哈芬当着众多市井之人有一段精彩的对白。哈芬认为山西人重商轻儒，山西的民风都被山西的商人败坏了。乔致庸心中不快，与之大声争辩，“天下四行，士农工商，圣人有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圣人也没说过重商之风败坏民风；其二，我中国地大物博，南方北方，出产不同，商旅不行，货不能通南北，物不能尽其用，民不能得其利。民无利则不富，民不富则国无税，国无税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天下危；其三，立国之本，在于赋税，全国赋税，农占其七，商占其三，就全国商人言，山西一省商人又占三分之一。商人行商纳税，乃是强国固本的大事。照哈大人的意思，莫非山西商人全部歇业，不给国家纳税，才是好事？”（乔致庸的话语摘自与电视剧同名的小说）。故事情节是离奇的，一个赶考的生员绝不可能在迟到的情况下进入考场，更没有哪个生员胆敢当场一番宏论顶撞本省的总督大人。但不能否认的是这段话的积极意义，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有一个成语叫本末倒置，本就是农业，末特指工商业，一旦哪个时代不重视农业都会被斥责为“本末倒置”，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低下，剧中山西总督哈芬的说法“山西的民风都被山西的商人败坏了”符合中国传统观念。商业之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编剧借乔致庸的嘴说出了编导要表达的一个意思“要翻几千年农重商轻的定案”，对于解放思想来说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电视剧另一个值得肯定的主题是在商战中寻求“多赢”。不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的意识形态控制，国人心中都有一种普遍的挥之不去的“极端”情节，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商场上不是你多就是我少，敌人坚持的就一定反对，对敌人的宽容就是犯罪等等都是这种极端思想的集中反应。中国古代占历史主导地位的三个学说流派，儒、法、道几乎都是无神论，其中法家的无神论是最为极端的，尽管也有“天赋皇权”这样神的概念，但实际上的神是虚的和模糊的，与其说是“天赋”更不如说是“暴力赋”。无神论和极端宗教主义是由恐惧产生不宽容思想的两个土壤，没有对神的敬畏和以神的名义强迫信众都会自觉不自觉的有一种极端情节，现代中国无神论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这种不宽容心态，套用最近常用的一个词语就是“狼奶”，由喝狼奶导致的不宽容不妥协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最大思想文化障碍。电视剧中，乔致庸打赢了他平生第一场商战“高粱霸盘”（按现代的说法霸盘就是垄断经营，买空卖空）生意，成功的从高粱买卖中将自家解套，他本可用对手曾经用过的对付乔家的手段整垮对手邱家生意，他有千百个理由可以那样做，也确实有过那样做的想法，但他最终没有落井下石而是选择了与对方和解。乔致庸的人生观念就是“多赢共同受益”，其首创伙计“顶身股”也很有意义（尽管在那个时代是否会有这样的东家值得让人怀疑），伙计顶身股“借古喻今”的现实意义却很大，这项政策有点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员工期权期股，但也不完全一样，现代的期权期股是员工在年底分红时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股票，而乔致庸的“顶身股”是到年底给掌柜的和伙计分得一定数量的红利银子，股票是有表决权存在一定时候制约甚至取代原大股东的可能，而“顶身股”只是分得银子说话拍板的永远是东家老板。如果清朝中后期真有“顶身股”那也算是了不起的一项制度创新，更重要的编导在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在生活中要善待别人，做人和经商一样用一个宽容的心态善待你的对手也要善待弱者创造一个多赢的局面对谁都会有利。
说了这部电视剧的“亮点”，然后也得谈谈我本人不能认同编导在电视剧所表达的某些观点。这里面主要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包括晋商在内华商和剧中体现的那种多善近伪的诚信精神。
华商是世界商界的一个重要群体，但凭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建立的传统华商精神与当今世界的商界大潮合不上拍愈加落后于世界商业观念已成为事实，而电视剧《乔家大院》弘扬的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彪炳千秋”的晋商精神，晋商是华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面涉及到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并对待“家族企业”的问题，家族企业是华商的重要特征。“家族企业”已经很难适应当今世界的商业大潮，企业应该交给最适合的人去经营管理才可能发展壮大，家族后代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商界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都有很多。当年爱迪生创办的通用电器（GE）发展到如今杰克韦尔奇第八任伊梅尔达第九任当家人，完善的选择经理人制度是企业发展的关键，GE没有选错一个当家人否则也走不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而许多华人企业尽管可能会有辉煌的创业阶段，但只要抛不开家族情节就肯定难逃“富不过三代”的怪圈，其实这也不是怪圈而是一个普遍规律，毕竟家族选择当家人的范围要远远小于整个社会的选择，这种选择不可能是最佳选择，选不到最佳当家人选的企业就很难不被不断进步更新的商业潮流所淘汰。在一次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中，中国大陆一著名民营企业老板在被问到家族企业的时候，他没有回避他所经营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他也认为家族企业不可能长久，但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不搞家族企业也不行，因为前几年他把三千万资金交给一个朋友到外地经营，结果一分钱都没回来，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也知道家族企业不适合当今世界的商业大潮，搞家族企业就是等死，但现在不搞家族企业了那就是马上找死，与其找死不如等死。”说的也是，与其立刻找死不如等着慢慢死万一有了灵丹妙药就可以不死，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中国避免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欠缺的是制度，没有一个社会的制约机制监督机制诚信机制，就不可能走出这个怪圈。《乔家大院》却对这种家族经营模式浓墨重彩实在不能让笔者认同，借着乔致庸的嘴说出了乔家祖训，“东家就是东家，掌柜的就是掌柜的，伙计就是伙计。”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精神并不足以彪炳千秋，至少它已经不再适合现代这个世界。
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还是诚信，笔者对此有异议不是说诚信不需要而恰恰这是现今中国最为缺少的社会价值观念，但问题是编导所倡导的诚信却是在威权体制下的基于中国传统儒家以道德约束的诚信，事实证明这种诚信实在脆弱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商家的诚信也只能是某些人良好的愿望，诚信还得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阳光般的监督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威权体制的重要特征，道德是权贵用来约束别人的紧箍咒而却对他自己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当皇帝只要是怀疑上某人是不会讲什么道德而宽容下属的，宁可错杀也绝不会放过，中国“吃人”的历史道德和诚信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梦想，如果一个言而无信的老师向孩子灌输诚信思想，学生只能认为老师虚伪。最有权势的人不讲道德再让下面的人去讲什么道德和诚信，这种说教同样是苍白无力的。《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以诚信为本，而他顶礼膜拜的那个“绝对权威”大清王朝却没有跟他讲什么诚信，一个莫须有的勾结太平军明明是查无实据还定个事出有因，他乔致庸就交纳八百万两赎罪银，只要太平军不灭就得给朝廷每年交纳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太平军即使被灭掉了朝廷也把乔家当成了生金蛋的鸡还在千方百计的敲诈勒索。更为恶劣的是朝廷借了乔家二百万两银子巨款平定新疆，最终只打算送块牌匾以资勉励，乔致庸也如现代上访户那样顶个状子跪在端门讨要欠银，结果还是惹怒了老佛爷，差点被老佛爷算计的丢了性命。乔家在朝廷如此三番五次的敲砸勒索下不败落，那只能说是编导出自自己良好的愿望和剧情发展的需要而牵强设立的剧情，只要是威权体制只要是被权势盯上了商家就从来不会有好的结果，轻者倾家荡产重者丢掉性命。就是乔致庸如此诚信，尽管他嫉恶如仇，但也不能不在屋檐下低头也时刻不忘大把花银子巴结权贵。在那种专制体制下连商家的起码生存都撰在当权者的手心里，多少个讲诚信的商家面对不诚信的朝廷都不会有什么发展下去的希望。
《乔家大院》是一部讲诚信的电视剧，但这部电视剧却在发行时与观众和商家打了一次不那么讲诚信的擦边球，一个炒作绯闻的小花絮颇让人值得回味。当下中国大陆的影视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业潜规则，那就是在片子发行时为了卖个好价钱尽可能多的争取眼球总会炒作出一些片中男女主角的“绯闻”，以此增加注意力，不少时候这种绯闻都很虚假，基本都是行业不规范失之诚信的一种方式。中央电视台以前的片子几乎从没有用过这种方式炒作，也许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不屑用这种方式，但这次却在电视剧发行的时候各报的娱乐版面爆出剧中男女主角生活间的绯闻，说得有鼻子有眼两人已经准备结婚家都定在北京的报道都有出现，还强调为此男方与前女友分了手。当电视剧快播完的时候，剧中女主角接受采访时明确表态自己与那个男主角不是恋人。这是一次标准的影视剧炒作，电视剧的制片方不会承认是他们事前放出的消息，刊登新闻的报纸也以替线人保密为由不会说出是谁透漏的消息，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人去追究事件的前后原委，娱乐界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用本身就是一种不太诚信的方式去宣传说教一部弘扬诚信的电视剧，不能不说这是对诚信的莫大讽刺。
也许我对电视剧的观察切入点与编导所要表达得意思不太一致，电视剧本身到底是在弘扬威权体制下的诚信精神的还是编剧的春秋笔法借古讽今对无上权威的不诚信的鞭挞，乔致庸的上访是否也在影射当今访民的失魂落魄的悲惨境遇……，这恐怕就是所谓的艺术，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视角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也许只有为山西地方的那个名叫乔家大院的旅游景点搞一次形象面子上的宣传才是这部电视剧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本就不该认真。
文章来源：黄大川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