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颇有些文艺评论家，习惯于以生造的“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像最高法院宣布终审判决似的裁定作品的属性和命运。这种简捷便当的作法一度成为通例，其效能，在多数情况下，大抵与刽子手开动断头机差不多。
如今，思想解放的闸门既经打开，此风自然衰颓。“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毕竟不大有人用，而且不大有人信了。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然而过分乐观，则未免太天真。接连两年“春寒”，教训其可忘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非香花即毒草”的公式虽已不灵，其阴魂却犹未散尽。有的评论家别出心裁，竟然妙语惊人地又造出了一个“非鲜花即麻疯病菌”的新公式，用以打杀作品。
于晴同志就是这样干的。他在《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北京文艺》一九八O年第三期）一文中，不仅言过其实地夸大了当前文艺界的不良倾向，煞有介事地横加指责，而且一口气批判和否定了近年新出现的至少七个作品。特别在谈到中篇小说《调动》时，于晴同志颇为愤慨，竟说什么它“已经沦入‘黑幕小说’一流”，是“拿麻疯病菌当作鲜花来供养”的“对文学的嘲弄”。
于晴同志的其他观点姑且不论，此处仅就他对《调动》所作的这一判断谈谈我的看法。另外有些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批了《调动》，对此，我也顺带谈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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