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哈金和贝岭都住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也是老朋友。为了2008年年底将复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上的“流亡文学”主题，2月初，一个雪后阳光明媚的上午，贝岭骑着脚踏车，穿过波士顿市区，来到哈金和诗人沃克特（Derek Walcott，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合用的波士顿大学写作系办公室，对哈金进行了访谈。移民生涯对文学之影响，哈金和贝岭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是文学的对话，也是各自流亡经验的内心剖白。
本访谈录音记录稿由明迪整理成文，经品蓉再整理，未经哈金修订；贝岭的部分则由贝岭作了修订和补充。）】
一、移民文学和流亡文学
贝岭（以下简称贝）：你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论文集（Essays）《移民作家》（The Writer as Immigrant）中的〈一个人的家乡〉（A Individual‘s Homeland）一文，深入探讨了中国流亡者及华人移民的心理状态，你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则全景式地描写了一位中国移民诗人在美国“自由生活”中的幸与不幸。我以为，流亡经验和移民生涯终会导致认同的变化，从流亡作家到移民作家，乃至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之间，过渡和界定相当微妙。流亡身份一旦被确认的开始，流亡作家个人的写作和存在价值，会下意识地把“祖国”或“回到祖国”作为坐标；移民作家和移民文学则不需要那样一个坐标和动力。你先前的英文小说，如《好兵》、《新郎》、《等待》等书，均是母国主题，也是你的中国经验，在你的书中，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的分际模糊。你离开中国已二十年，好象从没回去过，就我所知，你也不曾强调自己是流亡作家。
哈金（以下简称哈）：对，我没有强调自己是流亡作家。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的界线很模糊，关键是现在的态度和心态，以及对过去的态度。对流亡文学来说，不管走到哪，过去和故乡是很重要的部分，特别是有些流亡作家的过去辉煌，很难放下，就容易成为包袱，所以“过去”是很重要的参照系统。移民到一个地方，主要考虑现在和未来。比如你到了美国或加拿大，要生根，要生存下去，到北美来并不是为了要回去。但这是理性来说，实际上很多移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经常在故乡间两头跑，关键是对过去的态度。还有社会结构的问题，比如去欧洲很难，因为欧洲不存在大量移民，而在北美，大部分人是移民过来的，移民是美洲普遍的现象。在美洲，流亡者和移民的界线很难划分，有的人说是流亡者，但实际上已经是新的国家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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