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哈金和贝岭都住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也是老朋友。为了2008年年底将复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上的“流亡文学”主题,2月初,一个雪后阳光明媚的上午,贝岭骑着脚踏车,穿过波士顿市区,来到哈金和诗人沃克特(Derek Walcott,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合用的波士顿大学写作系办公室,对哈金进行了访谈。移民生涯对文学之影响,哈金和贝岭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是文学的对话,也是各自流亡经验的内心剖白。

本访谈录音记录稿由明迪整理成文,经品蓉再整理,未经哈金修订;贝岭的部分则由贝岭作了修订和补充。)】

一、移民文学和流亡文学

贝岭(以下简称贝):你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论文集(Essays)《移民作家》(The Writer as Immigrant)中的〈一个人的家乡〉(A Individual‘s Homeland)一文,深入探讨了中国流亡者及华人移民的心理状态,你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则全景式地描写了一位中国移民诗人在美国“自由生活”中的幸与不幸。我以为,流亡经验和移民生涯终会导致认同的变化,从流亡作家到移民作家,乃至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之间,过渡和界定相当微妙。流亡身份一旦被确认的开始,流亡作家个人的写作和存在价值,会下意识地把“祖国”或“回到祖国”作为坐标;移民作家和移民文学则不需要那样一个坐标和动力。你先前的英文小说,如《好兵》、《新郎》、《等待》等书,均是母国主题,也是你的中国经验,在你的书中,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的分际模糊。你离开中国已二十年,好象从没回去过,就我所知,你也不曾强调自己是流亡作家。

哈金(以下简称哈):对,我没有强调自己是流亡作家。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的界线很模糊,关键是现在的态度和心态,以及对过去的态度。对流亡文学来说,不管走到哪,过去和故乡是很重要的部分,特别是有些流亡作家的过去辉煌,很难放下,就容易成为包袱,所以“过去”是很重要的参照系统。移民到一个地方,主要考虑现在和未来。比如你到了美国或加拿大,要生根,要生存下去,到北美来并不是为了要回去。但这是理性来说,实际上很多移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经常在故乡间两头跑,关键是对过去的态度。还有社会结构的问题,比如去欧洲很难,因为欧洲不存在大量移民,而在北美,大部分人是移民过来的,移民是美洲普遍的现象。在美洲,流亡者和移民的界线很难划分,有的人说是流亡者,但实际上已经是新的国家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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