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蔡楚先生的诗集，我先从两句被国人引用得有点走味的名言说起。两句话都与写诗有关，均出于德国人之口。
第一句原话如此：“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阿多诺发此激烈的论断，本出于一时的悲愤，只不过强调纳粹集中营的恐怖，觉得文字无力表述其血腥罢了。后来他读到一首控诉纳粹邪恶本质的诗作《死亡赋格曲》，感动之余，又做纠正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国人接受洋信息，多偏于耳食，且好做随声附和之谈，一句沉痛的慨叹几经传播，竟被偏解成奥斯威辛后写诗是犯罪的说法。诗人和诗仿佛成了文弱和感伤的别称，奥斯威辛也就被定格为人类残暴的典型，世间迫害的极致。中国人一向把胳膊肘往外拐的趋势竟达到如此地步，连控诉罪行和同情受害者的目光都偏于舍近求远和追逐时潮，他们更喜欢在国际舞台的光圈下聚焦宣泄义愤的目标。
纳粹杀犹太人，目的是纯化日耳曼人的血统，他们把犹太人当作多余的肉体去杀，整个的杀害过程采取工业化处理产品的方式，把人群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也就像把废品放火烧掉一样。执行屠杀的人和被屠杀的人均处于物化的程序下，致死是唯一的和单纯的目的。被当作物处死的人虽物一样送了命，但在死前，作为人，对他们内在的一切，屠杀者并无意触动。正是基于这种对人命的极度冷漠，就死者本人的感受而言，其心灵情意反得以守持完整，在他们被驱赶去送死的队列中多少还拖曳着死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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