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所标示的那个年份，我刚好30岁。30岁已是而立之年。但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是一个恶时代，所以我觉得，在30岁的这个年龄，我的心理发育并未成熟。
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突然，在某一个电视频道里，播音员用深情的语调说：“总书记怎么怎么……、总书记怎么怎么……”；原来，胡耀邦去世了。两年前，因为学生运动，胡耀邦被解除总书记职务。记得那时单位里还组织传达中央文件，在那个文件上，同时还宣布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
媒体以这种方式悼念被赶下台的前任领导人，这在中国是颇不寻常的。
事态开始逐渐演化成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学潮并波及全国。
那时媒体的透明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新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过。连巴金这样一辈子战战兢兢的人都说出这样的话：“报纸不是党的喉舌，是人民的喉舌。”
我收集每天的报纸，进行剪贴。
我还收听美国之音。我有两盒录音磁带，上面录有美国之音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报道。中国诗人多多于6月3日坐飞机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消息，也是从美国之音听来的。但是，多多离开北京的6月3日那天，血案尚未发生；我们的诗人在英伦三岛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记者叙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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