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所标示的那个年份,我刚好30岁。30岁已是而立之年。但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是一个恶时代,所以我觉得,在30岁的这个年龄,我的心理发育并未成熟。

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突然,在某一个电视频道里,播音员用深情的语调说:“总书记怎么怎么……、总书记怎么怎么……”;原来,胡耀邦去世了。两年前,因为学生运动,胡耀邦被解除总书记职务。记得那时单位里还组织传达中央文件,在那个文件上,同时还宣布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

媒体以这种方式悼念被赶下台的前任领导人,这在中国是颇不寻常的。

事态开始逐渐演化成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学潮并波及全国。

那时媒体的透明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新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过。连巴金这样一辈子战战兢兢的人都说出这样的话:“报纸不是党的喉舌,是人民的喉舌。”

我收集每天的报纸,进行剪贴。

我还收听美国之音。我有两盒录音磁带,上面录有美国之音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报道。中国诗人多多于6月3日坐飞机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消息,也是从美国之音听来的。但是,多多离开北京的6月3日那天,血案尚未发生;我们的诗人在英伦三岛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记者叙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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