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郑义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郑义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文坛有着相当的知名度，这不仅是他是中国“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更重要的是，他还以行动知识分子勇气实践对现世不公的抗争，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六·四”民主事件中走上长安街街头，表达对独裁、专制下意识形态的不满，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赢得思考、行动一致美誉的人，但他的结局也是惨淡的，他遭到他的祖国放逐，迄今已有近廿年，而他在他的祖国创作年月也没超过十年，佐证了在中国从事写作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一如高行健在短篇小说《母亲》里的回忆父亲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不同意我写作，说这是危险的工作。”[1].
郑义也是本书研究海外流亡作家中唯一一位亲历“六四”现场的作家，“六四”悲惨落幕后，他遭到政体的全国通缉，像许多热血沸腾的“六四”参与者一样，郑义也汇入了逃亡大军，他们有的在中国漫长的山林边境线上游弋，有的消失在边远贫困山区，以躲避当局的搜捕，郑义就在大西北山区、黄河两岸逃亡加漫游，得力于许多淳朴憨厚和萍水相逢农民们的一路帮助、关照，自由穿梭、辗转、迁徙于城乡、山村，甚至军队，逃亡三年仍然不忘“交织着血和泪”的写作，完成《红色纪念碑》、《历史的一部分》等百万言惊世之作，前者思考、拷问、忏悔、总结自己所处时代的悲剧性根源，对1949年以来新政权发动的反右、文革等诸多人祸运动深刻反思。《红色纪念碑》用纪实文学手法记述广西“文革”人吃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给世界强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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