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郑义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郑义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文坛有着相当的知名度,这不仅是他是中国“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更重要的是,他还以行动知识分子勇气实践对现世不公的抗争,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六·四”民主事件中走上长安街街头,表达对独裁、专制下意识形态的不满,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赢得思考、行动一致美誉的人,但他的结局也是惨淡的,他遭到他的祖国放逐,迄今已有近廿年,而他在他的祖国创作年月也没超过十年,佐证了在中国从事写作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一如高行健在短篇小说《母亲》里的回忆父亲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不同意我写作,说这是危险的工作。”[1].

郑义也是本书研究海外流亡作家中唯一一位亲历“六四”现场的作家,“六四”悲惨落幕后,他遭到政体的全国通缉,像许多热血沸腾的“六四”参与者一样,郑义也汇入了逃亡大军,他们有的在中国漫长的山林边境线上游弋,有的消失在边远贫困山区,以躲避当局的搜捕,郑义就在大西北山区、黄河两岸逃亡加漫游,得力于许多淳朴憨厚和萍水相逢农民们的一路帮助、关照,自由穿梭、辗转、迁徙于城乡、山村,甚至军队,逃亡三年仍然不忘“交织着血和泪”的写作,完成《红色纪念碑》、《历史的一部分》等百万言惊世之作,前者思考、拷问、忏悔、总结自己所处时代的悲剧性根源,对1949年以来新政权发动的反右、文革等诸多人祸运动深刻反思。《红色纪念碑》用纪实文学手法记述广西“文革”人吃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给世界强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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