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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摄於延安。日後贺子珍精神失常,毛泽东另取新欢江青。图/取自网路

三国水浒:毛泽东的乱世宝鉴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正在苏联读中学的两个儿子毛岸英丶毛岸青,随信附了一份希望儿子阅读的书目,一共有二十一种书,其中除了一些当时中学生的文史读本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外,全部都是中国的小说及历史书籍,包括:《精忠岳传》丶《官场现形记》丶《子不语正读》丶《三国志》丶《兰花梦传奇》丶《峨眉剑侠传》丶《小五义》丶《续小五义》丶《聊斋志异》丶《水浒传》丶《薛刚反唐》丶《儒林外史》丶《何典》丶《清史演义》丶《洪秀全》丶《侠义江湖》等。

这份书目在中国历代的家训中,绝对是破天荒的,也多少透露出毛自己的兴趣与价值取向。从中大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毛泽东尤其喜欢传奇小说和造反故事。在毛的意识中,对正统士大夫视为历史「负面」人物的重视程度,要超过「正面」人物,对小传统的兴趣又大於大传统。

苏共的夺权之路,是利用贫穷的城市工人和从欧战战场败退回国後一无所有丶充满怨恨的官兵;中共的夺权之路却无法仿效之——蒋介石丶汪精卫及国民党新军阀控制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而共产党孤注一掷发起的广州丶南昌等城市暴动都先後失败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加上中共的冒险主义,使中共付出惨痛代价。1927年年底,中共党员从将近五万八千名左右,降到只剩一万人,折损约五分之四。那麽,如何才能绝处逢生呢?

瞿秋白丶李立三等共产党领袖的选择是,继续靠苏俄的津贴,在城市发动工运;而毛泽东的选择是,像他所心仪的梁山好汉那样「占山为王」丶「落草为寇」。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都集中在国民党占据优势地位的沿海城市,而且数量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的农民多如牛毛,更容易受其摆布。马列主义的教条不能拯救共产党命悬一线的处境,唯有《水浒传》才是一本如假包换丶起死回生的教科书。毛读得最多丶引用得最多的书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毛从中汲取了如何造反丶打天下的教训。

1927年8月31日,毛泽东坐上火车,前往湖南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株洲。在那里,他与地方党委同志讨论了暴动计划,并决定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兵力约五千人。他深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在变化多端的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仅仅依靠知识分子发动工人与农民来组建政党和领导权力,将会是徒劳无功。

毛的新策略是:努力与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性盗匪势力结盟,建立一支能够夺取和维持行政区域的红军。然後,在共产党的军事和行政控制的保护伞下,地方政治得以重组,让农民拥有历史上缺乏的反对地主的集体力量。由此,农民就成为红军源源不断的兵员和财源。

枪杆子出政权:毛在井冈山落草为寇

毛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早地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尽管笔杆子必不可少,但枪杆子比笔杆子更重要。毛指出:「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样起义就可起来……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的支持就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在南昌起义失败後的黯淡岁月里,毛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枪杆子里出政权。」追求权力丶巩固权力丶运用权力,形成毛泽东参加共产党後的生命主轴。

然而,当时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只有几百枝枪,根本就是乌合之众。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农民武装有可能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在这个新的时代,血肉之躯不可能对抗钢铁武器,光是白色恐怖就瘫痪了秋收暴动,不是把暴动的农民赶回老家就是送进坟墓。

「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在长沙东方一百公里的小镇文家市集结残部七百多人,宣布奔向井冈山。罗霄山脉中部的这块险阻山区一向就是土匪丶叛徒的藏身处,官府的力量有所不及。毛认为它是机动部队的绝佳根据地。当时,袁文才丶王佐率领一群土匪占领了井冈山。袁丶王属於本地客家人,与本地居民关系紧张,他们组织了「马刀会」,宰制整个宁冈县十五万人。当时的中国,有很多这样的由土匪代行政府职能的地区,可以说是某种「半无政府状态」。

1927年10月初,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後,深知强龙必须与地头蛇结盟,便修书给袁丶王,请求结盟。关於这一段故事,曾经追随毛泽东的红军将领龚楚(後来的红七军军长)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写:「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毛泽东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二人帖帖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所委任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冈山立定了脚跟。」

然而,毛丶袁丶王绝非桃园三结义的刘丶关丶张。不久之後,毛泽东就按照《水浒传》中「火并王伦」的情节,着手清除袁文才和王佐。1929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到「暴动前可以同他们(土匪)联盟,暴动後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袁文才和王佐的命运即已注定。

袁丶王两人被清除,还有族群矛盾的因素。当时,当地土籍和客籍两族矛盾越发激化,袁文才枪杀了土籍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控制的中共湘赣边区特委枪杀了与袁丶王交好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1930年2月24日,袁丶王二人及其所部在永新县遭到湘赣特委指挥的部队与彭德怀红五军第四纵队伏击,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亲手枪杀了袁文才,同时被杀的还有袁丶王部排长以上干部四十馀人。三十多年後,毛重回井冈山,才假惺惺地召见袁的遗孀表示慰问,而袁也获得了革命烈士的身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革命烈士并非被国民党杀害的,而是被共产党杀害的。

井冈山皇帝:毛的养尊处优生活

毛泽东成为井冈山的最高统治者。共产党的教科书常常渲染毛在井冈山过着茹毛饮血的艰苦生活,近年来中共在井冈山新建党校以培养官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际上,毛泽东这段时间的生活可谓养尊处优。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吃紧,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栋美丽的八角楼,这栋大宅子原属於当地的医生,被毛的军队强占。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丶教堂也被徵用。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进山里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

毛并不是一个生活简朴的人,他拥有众多的仆人,用共产党的术语叫「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丶伙夫,有专门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甚至有专门负责为他搜集烟草和报纸的人员。匪首的生活标凖,当然是普通匪徒望尘莫及的。后来,当毛在延安建立割据政权,更是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知识分子王实味因为批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丶「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而遭致杀身之祸。

1928年5月,朱德率领两千人的残馀部队来到井冈山跟毛泽东「会师」。合编的朱丶毛部队约有三千人,成为红军第四军,「第四」取自张发奎又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共产党誓言要延续铁军的传统。但是,他们却更改了旗帜:旧有的青天白日旗改为红旗,红旗中间是白色五角大星配以交叉的镰刀丶斧头标识。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的实力在毛泽东之上,但玩弄权术朱德根本不是毛的对手,毛成功地实现了「党指挥枪」。

机会主义:土匪头被中共政治局除名

毛泽东很快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土匪头子,当时中国沿海城市的报纸常常出现关於「毛匪」的报导。但毛又不仅仅是传统的土匪,他的背後还有共产党,尽管「蜗居」上海的党中央难以遥控毛的作为,毛仍然要拉大旗作虎皮,以震慑群雄。

红军在打家劫舍丶谋求自身生存的同时,其中的党员干部始终向士兵和暂时统治的农民进行宣传,始终铭记共产党纲领中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而且,只要条件允许,红军就没收士绅和地主的土地并且分配给农民,以此来吸引贫苦大众。更重要的是,中共是一个自认负有历史使命的革命政党,所以在这个政治前提之下形成的中共武装割据,绝非寻常军阀可以相提并论。中共在其割据区内,根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念,逐步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权力结构。

不过,躲藏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共中央,以及远在莫斯科的後台老板史达林,对毛的「流寇」做法不以为然。毛不进攻长沙,被中共中央冠以「军事机会主义」的罪名,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其湖南省委委员的资格,毛泽东还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过,由於联络中断,毛泽东直到第二年3月才知道这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并未动摇他对土匪队伍的控制。

1927年12月31日,上海的中共中央再下令免去毛的前敌委成员资格。当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在一份报告中説:「毛泽东的部队只是到处流窜的土匪。这样的领导人不相信广大群众的力量,才陷入真正的军事机会主义。」周认为,毛的部队完全由「地痞流氓」组成。其实,美国学者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在《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也指出,井冈山上的「红军」有很长的时期都是孤立於农民之外的,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将他们当作土匪来攻击。

不过,周恩来日後却为他説的真话和对毛的轻视付出沉重代价:周担任中共总理长达二十七年,对毛百依百顺,但直到生命的最後时刻也未曾得到毛的信任。毛故意拖延批准医疗小组对周实施癌症手术,完美地达成了对周的谋杀。

魔王时代:除了死神,无人能与毛为敌

苏俄方面并不看好毛和他的散兵游勇。1928年2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代表亚伯瑞奇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説:「建立红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於这些军队既无基地丶又无给养,他们对农民构成极大负担。由於这支军队又一部分出身半土匪——如毛泽东的单位即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会分化,会让农民反对他们。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军队经常跑掉,留下农民应付军阀部队的进攻。」多年以後,直到毛夺取了中国政权之後,史达林才给予毛迟来的肯定。

此时此刻,毛泽东已部分地脱离了「大老板」的控制。他对於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及莫斯科的命令,大都采取拖延或模糊的方式回应,以达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结果。毛不愿屈居任何人之下。次年,朱德率领南昌暴动失败後的残部来到井冈山。尽管朱比毛年长丶也更受官兵爱戴,但毛通过若干巧妙的权力运作,让朱沦为其配角。红军领袖虽以「朱毛」并称,但朱从未掌握实权,是有名无实的总司令。难怪文革时林彪当面羞辱朱德説:「你一天都没有当过总司令。」1927年,毛泽东的性格就已经定型,他已经习惯发号施令。他和许多习惯发号施令的大老板一样,丝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力决定他属下每个人的命运。

此後二十二年,毛的武装斗争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逐渐成为中共的主流路线。他用枪杆子武装被他煽动起来造反的农民及地痞流氓群体,再用笔杆子吸引和麻醉知识分子和学生。由此,毛从农村破落户子弟和城市边缘人,摇身一变成为中共独一无二的领袖,以及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权二十七年的终身独裁者——除了缓缓来临的死神,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他的权力。

泯灭人伦:对父母妻子无情无义

毛泽东唯一推崇的文豪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的文章固然失之於刻薄和冷酷,但生活中的鲁迅却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外,保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这在毛泽东看来,大概是「革命不彻底」的体现吧?毛对待亲人的态度是:无情才是真豪杰,怜子确实不丈夫。多年为毛服务的医生李志绥指出,毛缺乏人的感情,从不知道爱丶友谊丶温情为何物。

毛泽东将他的威权化的父亲,视为人生中的第一个敌人,对父亲没有丝毫的感情。但是,即便是对他自己声称感情很深的母亲,亦相当冷酷无情,他的母亲在病逝前希望见儿子一面,毛却不屑一顾,让母亲含恨而终。

对於妻子和情人们,毛更是绝情之极。毛的第一个妻子罗氏,是他的父母为他挑选的丶比他大四岁的女子。那时毛年仅十四岁,毛对其毫无感情。一年多之後,罗氏便在毛家患病去世了。

毛自己承认的第一个妻子是杨开慧。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十分赏识毛这个小老乡和私淑弟子,有意促成女儿与毛泽东的婚事,却未料到由此葬送了女儿的幸福乃至生命。

1920年年底,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不过,当时并没有官方的法律登记,他们也未举办传统的结婚仪式。结婚之後,曾经热恋杨开慧的毛泽东,很快在外面结交了两名女友。杨开慧无可奈何地写道:「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由於毛泽东四处奔波,所谓「好男儿志在四方」,两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1924年,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杨开慧才携毛岸英丶毛岸青两子到广州,一家四口同住於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

北伐开始之後,毛离家北上,杨开慧则带着孩子回到湖南长沙。此後,夫妻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1930年,毛泽东和彭德怀率军围攻长沙,毛丝毫不考虑此举会危及妻子的安全,也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将妻儿接出来。

守卫长沙的国民党将军何键最痛恨共产党和毛泽东,其父亲曾经被毛泽东煽动的暴民抄家并游街示众。为了报复毛泽东,何键逮捕了年仅二十九岁的丶绝望的少妇杨开慧,匆匆审讯之後,将其枪决。而毛泽东是间接杀害杨开慧的凶手。

发妻之死:不值一滴鳄鱼眼泪

杨开慧生前写过八篇给毛泽东的文章,用蜡纸仔细包好,藏在老屋的泥砖缝隙里。1982年和1990年两次修缮房子时,这些文章才被发现,而那时毛泽东已死,再也看不到这些文字了——即便能够读到,心如铁石的毛也不会掉下一滴鳄鱼的眼泪。

在这些秘藏半个多世纪的文章中,杨开慧对毛泽东灌输给她的信仰,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怀疑:「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麽这样狞恶!为什麽这样残忍!为什麽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那麽,她需要的是少女时代在教会学校接触的基督信仰吗?

另一方面,杨开慧仍然坚守她对毛泽东的爱,以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何键告诉她,她只要宣布跟毛泽东脱离关系,就可以免死,她却断然拒绝,毅然赴死。或许,她觉得既然已被毛抛弃,还不如一死了之。

杨开慧写道:「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於我的。」另一方面,她对毛的绝情亦不无哀怨之语:「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後的事我也假定。」她也觉察到毛甚至连亲生儿子也不顾的超级冷酷:「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杨开慧当然永远搞不懂毛泽东,她的殉难不会让毛泽东流下一滴眼泪。而何键企图以枪杀杨开慧来打击毛泽东,也根本达不到其目的。毛早已有了新欢,即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何键帮助他除去杨开慧,反倒让毛不再有对杨开慧的愧疚之心。

毛刚上井冈山时,匪首袁文才为了笼络毛,将一个朋友漂亮的妹妹介绍给他。这个少女就是年仅十八岁的贺子珍,知书识礼,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小名「桂圆」,毛比她大十六岁。

贺子珍虽然年纪小,经历却已相当丰富。她的父亲当过县长,後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贺子珍十六岁就参加永新的工农运动,剪了短发,欢迎北伐军,并当上了县妇女部长。蒋介石清共之後,她被迫逃亡,加入袁文才的土匪部队。(转者注:此说不确。实际上,袁文才在1926年11月就加入了中共,并担任中共领导的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所部为中共次年在江西举行“秋收暴动”的农军之一。1927年7月26日,永新、宁冈、安福、莲花四县农军攻占永新,联合成立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国民党军进攻永新时,贺子珍随其兄贺敏学[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带领的永新农军行动,和袁丶王部一起撤入井冈山地区)。

毛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贺子珍。在袁文才的队伍里,从来没有一个像毛这样见过大世面的革命者。不过,两人结合之後,很快就爆发了矛盾。两个性格倔强的人在一起,必然时常发生冲突。毛只是享受贺子珍那比杨开慧更热情奔放的肉体而已,对她更谈不上温柔和怜惜。後来,贺子珍精神失常,被毛送到苏联养病,毛则趁机与江青勾搭成奸。

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很少想念他与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对两个儿子多年来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也少有关切。对此,美国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和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合着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如此解释:「中共领导人对其子女绝情,不完全出於经济因素。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子女;他们必须专注在主要任务上——革命丶内战丶解放被压迫的群众。在宏伟的计划中,小孩的眼泪,即使是自己的骨肉,实质上并未受到注意。」

江青名言:我是主席一条狗,要我咬谁就咬谁

后来,毛岸青因被员警殴打而脑子出了问题;而被毛泽东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毛岸英意外地死於韩战中联合国军的一场轰炸,据说是毛岸英执意要生火做蛋炒饭吃,才让轰炸机发现了目标——这起意外使得毛泽东无法像北韩的金日成那样,在家族内部传承权力直到第三代,也使得中国人免於过北韩人那样更加悲惨的奴隶生活。

至於以后毛泽东在延安遇到来自上海的女演员江青,并不顾同僚的反对而与之结合,那是后话了。江青帮助毛策划了清洗党内高层的文革运动,也像杨开慧那样至死保持对毛的忠心——毛去世後,江青作为「四人帮」的魁首,被送上法庭审判,当庭咆哮説:「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邓小平为了维护毛的地位,将江青作为毛的替罪羊;江青却一语道破天机——毛一生以破坏者自居,甚至像顽童恶作剧一般破坏自己建立的党。

「破坏论」来自於梁啓超。在1902年的流亡生涯中,梁啓超旅行欧美,观察英丶法两国能达成现代性,是因为它们的革命及内战摧毁旧有的封建系统。梁得出结论,破坏乃再生的契机。此後,毛泽东引用唐代文豪韩愈的话对梁启超的「破坏论」作了发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梁啓超晚年否定了自己早期的「破坏论」,而毛泽东则以「破坏」为终身志业。

来源: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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