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另一些日子则影响到了大多数人。或许,这就是小日子与大日子的区别。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对于每一位中国人,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就个人写作而言,大日子与小日子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我尤其是这样一位小日子主义者。对小日子主义者而言,我并不认为可以从六月四日的鲜血中榨出更多的诗意来。

六·四事件爆发前后的那些日子,我一直远在上海。所以,倘若我是狄更斯,顶多也只是写一部我的《双城记》。显然,狄更斯之所以成为狄更斯,决不仅仅因为他在《双城记》中写到了法国大革命,甚至也不仅因为他写了《双城记》。狄更斯诞生虽比法国大革命晚了一代,而我尽管也不是天安门广场的目击者,却无疑是六·四同代人。

继续阅读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