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另一些日子则影响到了大多数人。或许，这就是小日子与大日子的区别。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对于每一位中国人，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就个人写作而言，大日子与小日子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我尤其是这样一位小日子主义者。对小日子主义者而言，我并不认为可以从六月四日的鲜血中榨出更多的诗意来。
六·四事件爆发前后的那些日子，我一直远在上海。所以，倘若我是狄更斯，顶多也只是写一部我的《双城记》。显然，狄更斯之所以成为狄更斯，决不仅仅因为他在《双城记》中写到了法国大革命，甚至也不仅因为他写了《双城记》。狄更斯诞生虽比法国大革命晚了一代，而我尽管也不是天安门广场的目击者，却无疑是六·四同代人。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