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哈维尔过世的第二天,我们一行三人就上捷克领馆,带了一束野雏菊。到那儿过了下午四点,一位穿保安制服的人委婉地告诉我们,已经下班了,晓得我们纯粹是个人行为后,便好心劝告了一句,领馆会觉得挺尴尬的。当然,我可理解为这是他个人的迷惑和顾忌,几个个人为啥要给一个过世的前国家总统献花呢,似乎有点冒失。

按了电铃,防盗门一旁的对话盒里,一个中国女雇员连续多次发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大概她一下子弄不明白这些人的目的,既不是签证,也非某个机构团体代表。个人表示悼念的行为,仿佛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举动。直到一位捷克人的出现,才知晓了某种程序上的原因。“没得到上级命令,”“命令”两个字是他的原话,也许是使用中文词汇不太确切的缘故,我们应该理解为上级“通知”更恰当,所以没有设一个可以摆花的纪念室。捷克领馆的这位工作人员,不失外交礼貌地表示了感动,把我们迎进房间,站着说了几句,我们就离开了。

任何国家对外机构,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它的国家利益,其中,自会有一套管理程序和规则,此乃常识,也无可厚非。此事让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哈维尔,一个颇具嬉皮士风格的荒诞派剧作家,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被柏拉图驱逐的诗人,真正回到了那个理想国?或者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异化,导致回去以后的诗人,已不复是原来的那个诗人了。简单地说,国家和个人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诗人和政治家又会如何相处。这在哈维尔身上,是集于一身的。

继续阅读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