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哈维尔过世的第二天，我们一行三人就上捷克领馆，带了一束野雏菊。到那儿过了下午四点，一位穿保安制服的人委婉地告诉我们，已经下班了，晓得我们纯粹是个人行为后，便好心劝告了一句，领馆会觉得挺尴尬的。当然，我可理解为这是他个人的迷惑和顾忌，几个个人为啥要给一个过世的前国家总统献花呢，似乎有点冒失。
按了电铃，防盗门一旁的对话盒里，一个中国女雇员连续多次发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大概她一下子弄不明白这些人的目的，既不是签证，也非某个机构团体代表。个人表示悼念的行为，仿佛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举动。直到一位捷克人的出现，才知晓了某种程序上的原因。“没得到上级命令，”“命令”两个字是他的原话，也许是使用中文词汇不太确切的缘故，我们应该理解为上级“通知”更恰当，所以没有设一个可以摆花的纪念室。捷克领馆的这位工作人员，不失外交礼貌地表示了感动，把我们迎进房间，站着说了几句，我们就离开了。
任何国家对外机构，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它的国家利益，其中，自会有一套管理程序和规则，此乃常识，也无可厚非。此事让我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哈维尔，一个颇具嬉皮士风格的荒诞派剧作家，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被柏拉图驱逐的诗人，真正回到了那个理想国？或者是一种程度较轻的异化，导致回去以后的诗人，已不复是原来的那个诗人了。简单地说，国家和个人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诗人和政治家又会如何相处。这在哈维尔身上，是集于一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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