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文化眼光投向新世纪。我瞩望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化具有人格性、人文性和创造性。这人格性、人文性和创造性应当建立在对以往文化的反思、批判和扬弃这一基础上。

2000年9月,我发表散文《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的伟大,不仅在于领导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建立美利坚合众国”,而且在于“建国后从政的无私,对美国宪法以及民主自由事业的忠诚恪守”;回顾衰朽的东方社会文化,“哪一个积极投入政权争夺中的人或集团,不是那些渴望捞取个人权力和集团权益的人物?他们哪一个不是死死攥着权力,直到去见阎王才撒手?哪一个不是把民众民主自由的呼声残酷地浸于血泊?中国历史上,哪一次‘革命’不是农民式的人物在淋漓尽致表演一出藏头露尾的新编历史剧?”“这样一个知白守黑的民族”“把一地腐朽雕出神奇,把一勾死水绣出邪恶的斑斓,把全部智力都用在使溃烂的痈疽开出灿烂的花朵,这叫才能和智慧么?华盛顿建立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是使人民精神自由、心情舒畅的民主社会,是引人向善、使人心灵健全、超拔罪恶的社会,而不是那种官僚与法院、警察、军队勾结一体共同作恶,建立告密和迫害制度、压抑民心、靠谎言和暴力运转,使整个民族一同沉沦的罪恶社会。”(《明报月刊》)这篇精短文字,激起读者热烈反应。半年后,偶阅杂志,见“读者来信”栏一篇文字,题为《让人激动的<华盛顿纪念碑>》。新加坡读者刘竞中先生激情写道:“读孙乃修先生的《华盛顿纪念碑》令我激动:该篇文章赞美美国第一任总统人格伟大,批评中国政治的黑暗和缺乏民主精神。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大概没时间或没兴趣阅读这篇文章,若他们曾阅读,会否也像我一样感到激动,就无从晓得。无论如何,希望有人有办法建议他们读一读。”刘先生的敏悟、正直和热情,使我感动。

2002年,我写散文《爱的清泉》,沉重的历史回忆浮上心头:“这个世界太多仇恨,太多暴力,太多自私、狭隘、虚伪、残酷,个人的、集团的、种族的,每日每时都用各种虚假借口,以各种打击、迫害手段,制造各种流血事件和人间悲剧。”“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天安门广场,卑渺的偶像、黑色的太阳、数十万狂热的红卫兵、仇恨和暴力的叫嚣。”(《明报月刊》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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