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向》杂志2006年7月号编辑手记

青藏铁路选择在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的七月一日开通,有着极其强烈的象征性:象征着一个古老帝国的对异族的征服,象征着大汉族殖民主义对拓展疆域的巩固和重新崛起——梦想成真,象征着征服者将施舍“经济起飞”拯救弱小民族和落后地区,……归根结底,象征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再创辉煌,所向披靡!

富有想像力的西藏问题专家、北京著名的独立作家王力雄先生,几年前曾经提过一个建议,大意是北京当局拟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担任国家元首,届时不但中国与西藏关系迎刃而解;而且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对处于信仰真空的国人无疑是雨露甘霖;而他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及个人关系,是现任的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都及不上的。

然而中南海却南辕北辙,虽然在国际压力下与达赖喇嘛的特使举行了几轮谈判,但在西藏偏偏加强了对达赖信徒的镇压力度。其实也难怪,中共当权者根本就处在一种不同的境界。君不见,那些城建拆迁工程,也可以毁掉代表中国文化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民怨沸腾亦在所不惜;三峡工程等所谓的大型建设项目,毁掉的文物古迹更是不计其数。“发展是硬道理”,实力就是发言权,这就是中共的境界。

表面上看,中共似乎与他们发迹时的直接革命造反有所区别,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本质上却依然故我,仍旧是以民主的名义行专制之实,以建设和发展的名义,行破坏之实,所谓的大建设大发展往往就是打破坏的代名词,破坏生存环境、破坏历史文化、破坏社群关系,而且这种破坏往往是更深刻的,动辄造成无法修补的毁灭性后果。停留在这个境界中的设计师或工程师们,是决计不会把举世关注的“世界处女地”——西藏列为特别保护区的,当然更不会让达赖喇嘛来代表中国的,甚至都不能容忍流亡海外近五十年的达赖回到西藏。

也许,我们还可以调换一下时空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假设——仅仅是假设——中国现在具有与美国相同或相近的文明制度,他很可能像对待印第安人那样来处理西藏问题,把西藏作为特别保护区,限制移民和开发,便成为他理所当然的选择,藏人和藏传佛教就会进一步为丰富其多元文化做出贡献……可惜中国不是美国,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古老文明,在他的本土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也是最起码的保障,这在达赖喇嘛眼里固然是一种劫难;对于持强凌弱,以帮助发展、开发为名行毁灭性破坏之实,并自以为得逞的中国,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不管他是以古老的汉族文明的名义,还是以中共的“党文化”的旗帜,去同化一个迄今已然在反抗的藏文化,他都是西藏文明地地道道的破坏者,甚至就是毁灭西藏文明的刽子手,终究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难逃历史惩罚。

明了这种背景,对于青藏铁路到底给予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就看你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上。即将出版的《动向》杂志七月号,推出了“青藏铁路与西藏命运”的专题,希望能帮助读者通过比较和观察得到自己的结论。

如果你了解了北京处理西藏问题的境界,你就会理解香港人民何以从回归之后政治觉悟日益提高,新一期《动向》的特辑是“香港七一游行”,对此作了探索。实践证明,觉醒已然成为争取权利的前提条件。这种觉醒显然包括着对宪政民主的认识,北京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在给本刊的系列文章中指出:“宪政是针对统治者的,是管教约束统治者的。宪政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牢笼。只有把统治者关进宪政的牢笼,才能把专横权力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历朝历代,古今中外,管老百姓易,管统治者难。把统治者管住了,天下也就大治了。所以真正的大治,不是看老百姓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而是看统治者是否被管的服服帖帖。”

“特稿”仍是“中共派港间谍自述(二)国安部在‘六四’时”披露:国家安全部成立伊始,派系纷争,笼罩在不满和不详的气氛中。被中共潜伏在美国的特工金无怠吓着的国安部外事处处长俞强声,于1984 年出逃,让国安部整个八十年代都走不出阴影。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总书记对情报工作的态度大异其趣。89年学运使得一蹶不振的国安部渐渐恢复了生机:当他们从外国搞情报失败了,便转向从国内抓黑手……

国际共运史专家程映虹发来的“专稿”是,“马共前总书记陈平回忆录披露——邓小平与马共的终结”。据该文介绍,同一个邓小平,在60年代要正在准备和平转型的马共恢复武装斗争,20多年后,为配合中共的政治需要和调整外交政策,又下令关闭了马共电台,最后导致马共终结。

——首发《动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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