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黄兴国在宁波制造的一起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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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奋(中)生前照片:祖孙三代图。(来自周时奋博客)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按:文化名家周时奋先生(1949.5.3—2012.10.1),集画家、作家、学者于一身,曾任浙江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在黄兴国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周时奋被以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后黄兴国调任天津任市长、市委代理书记,并于2016年9月落马。至此,这部尘封十多年的书稿才得以面世。书稿讲述了其被“双规”、判刑、服刑的传奇经历。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从接近周时奋亲属的人士处获得书稿,今天起连载。

▍文 周时奋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第一部 逆来顺受

目前只有空洞和毫无意义的忧虑,将来
只有一无所获的、不断的牺牲,这就是他在
这个世界上面临的命运。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我对佛爷、上帝和列祖列宗起誓,我在以下所述的一切,凡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绝对都是真实。

我的起誓也包括对在九泉下有知的马克思老先生。这位充满着人道精神的伟大学者,他的生前恐怕不会想到的,在他身后的某些所谓的信徒们所做的,正是对他的学说极大讽刺,因为他认为,要从世界的真实存在中去获得正确的判断。

不管如何,我要对我的朋友和我的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我要把真相告诉他们。21世纪的第一个新年,一个人是如何莫名其妙地被判处了四年徒刑,无辜坐了四年的大牢。他的罪名是当时最时髦的“受贿”,而他的起因又恰恰是因为要做到“廉政”,这是一件何等荒谬、何等可笑的事情。

今天,2001年11月20日,是我在宁波市看守所服刑正好满九个整月的日子。我打算从现在起,将我最清晰的记忆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我尽可能地保持着一种极其平静的心态,努力按事件的本来面目客观地阐述。我之所以要在九个月后来做这件事,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前半年中,我被终日监禁在囚室里,在那里我没有书写的条件;二是我当时的心态还承受不了这样的回忆,凡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切肤痛楚。我在当时,可以说是万念俱灭,心如死灰。

在我的这一篇文字公诸于世之前,我想先有可能将由下列人员读到它,他们是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国家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以及有关的检察官们。我不在于刻意地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平反”,因为这种“平反”在我所知的范围和所经历的年代,实在是太多了。但我相信,只要我将这篇文章公诸于世的时候,当世人明白其中的真相的时候,我的声誉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公正的对待。

我准备着在必要的时候让联合国人权组织的官员和世界上一切尊重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们能够看到它。为此,我打算用两年的时间重新学习英语,尽管我已经是个53岁的人了,我将逐步地将它翻译为英语,以便让全人类的公正的人们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春天里所发生的一场政治丑剧,我会慢慢地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向亲爱的读者披露。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如果一不小心,也同样地会把某一位翻译朋友拖累进没有是非可言的政治漩涡中去,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充分地阐明事实并获得读者的理解,我不得不借助于一种写作的形式,即以一种章节的框架来承载这些文字,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这并非是一篇虚构的小说。

第一章 沉重的玩笑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曹雪芹《红楼梦》

莫明其妙的话题

2001年2月17日,这是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按照中国的农历计算,这一天是正月廿五,元宵节的气氛尚未褪尽。在宁波最热闹的中山路的西段,那一座开业不久的文昌大酒店,一进大门,就显然让人领略到一种尚未消散的节日余韵。

昨晚,来自北京、上海和省城的专家们都应邀到了宁波,下榻在这家新开业的酒店。我们选定文昌大酒店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会场,具体地讨论宁波博物馆的建设方案,用传统的说法,这是新世纪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堪称“开门红”的事情。为了这个项目,宁波的文化人历经十余年的呼吁,总算在新规划的城市中心地段挤到了一席之地,并且作为重点文化项目列入了政府当年的“实事工程”。在流行解释中,“实事工程”是政府真正兴办的为人民所拥护的事情。因此这次论证也就被特别地看重。

我作为这个市的文化局长,当然地要亲自主持会议。

分管文化的副市长盛昌黎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因为作为市级的“文化实事工程”,她是政府方面主要的责任者。同时,市级领导的光临,会具有很好的新闻效果,当地的报刊在报导领导人行为动向的时候,也会同时把这一值得老百姓关注的文化消息捎带出去,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怀着由衷的喜悦作了一番开场的客套之后,来自北京的方案设计师陈同滨女士开始介绍她的构想。也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女市长的手机轻轻地响了起来。

我一般地不会去注意我的上级们的电话联系,因为这无疑等于偷听,是不道德的,何况她回话的声音说得很轻。市长对着电话说了几句后,就把她的手机传给了我,让我自己接。

我问她:“谁的电话?”

“徐书记的。”她说。

徐福宁是市委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他原来是浙江医科大学的党委书记,很具有学者的风度,而且他的作风非常深入,又善于尊重知识分子,文化界对他有很好的评价。自从他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以后,有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包括这次在讨论的博物馆项目,实际上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当时的反应是,徐书记可能对这一项目有新的想法,想告诉我以便与专家们商榷沟通。

我接过盛市长的手机,我轻声对话筒说:

“徐书记,是我,周时奋。”

“老周,你能不能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他在电话里说,“我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可否一结束就过来?”

“你这里还有谁在,孟建耀在吗?让他主持一下。”

“好的,那我就来。”

我向分管文物的副局长孟建耀非常简单地交代一下,就下楼上了车。

当我的小汽车在市委大院的门前停住的时候,我的驾驶员小沈问了我一句:

“周局长,要不要在这里等你?”

“不用了,”我说,“徐书记商量工作很细,又是星期六,弄不好吃中饭都完不了。你先回去吧,会议上也要用车。”

“那好,如果你们商量结束后,你就拷我的呼机。”小沈上车的时候,又补了一句,“周局长,那我先走了。”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正是我这生中被人尊敬地称为局长的最后一次。

徐书记的办公室在市委大院的东面第七个楼层,他的隔壁就是市委书记黄兴国的办公室,隔一条走廊是市委常委会议室。这地方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了,因为在最近的大半年中,为了商量文化工作如何能有新的突破,我经常被召到这里,以至徐书记有一次玩笑地对我说:“这半年里,你在常委会议室出现的次数,可能比常委们还要多。”

徐书记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像往常一样轻轻地推了一下门就进去了。

徐书记正坐在办公桌边,目光注视着对面墙壁上的地图。他实际上要比我年轻好几岁,可能是工作的操劳,两鬓已经有了不少的“少年白”。

每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他不像官场上那些富有城府的人物,处理事情都比较实事求是,属于一种诚诚恳恳干事情的干部,我与他在工作上很谈得来,因此也比较投缘。

“徐书记,”我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他抬起头来,没有往日的笑容,只轻描淡写地抬起下巴朝对面墙边的沙发示意了一下,“坐吧。”

我这才发现,在我进来之前,门边上已经坐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见到我,他们都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反应。

“这两位是市纪委的同志。” 徐书记说,然后告诉我他们各自姓什么。

当时我并不在意他们到底姓什么,后来才知道一个姓孙,是个瘦老头;另一个姓张,三十几岁的中年。

出于礼貌,我朝他们点点头,他们继续没有什么反应,带着一种略可察觉的傲慢。

一般地说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当前的中国,这个被称为“纪委”的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一个十分神秘的部门。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到底如何做,单就宁波而言,只要纪委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拘禁党员、干部,搜查他们的家庭,调查他们的任何生活细节包括全部隐私,以至关押他们的家属、亲属和他们认为值得怀疑而需要审查的其他人。这些事情,他们不必根据法定的程序,而且法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赋予他们有上述的特权,一切都根据一种很含糊的“组织决定”来进行。所以这个部门出来的人,常常神态莫测,态度黯昧,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优越感。正如我的有一位在纪委工作过的朋友说的,这是一种“可以让你死,也可以让你活”的职业。因此他们对人的无礼,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徐书记用目光向他们征询了一下,我仿佛察觉到那个瘦老头点了一下头,徐书记就转过头来和我说话了。

“老周,” 他说,“我现在的心情十分沉重,也感到深深的婉惜,我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只能很现实地告诉你,经过组织上的查证,你有很大的经济问题,这一些,组织上都已经掌握了。”——他说得比较慢,显然在斟酌着他谈话的措词,语调也不带感情,——“昨晚,市委连夜召开书记办公会议,专门讨论了你的问题。市委要我在今天找你谈一次,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来说清自己的问题。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机会,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他的话使我吃惊不小。话尽管不多,但是我能听出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是我有“经济问题”。所谓 “经济问题”,这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性惯用语,大概是指有贪污、受贿、侵占以及其他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而且这一问题还“很大”。其次是“组织上”已经“掌握”了这些情况,所谓组织,大概是指党、政有关的机关,或者某种权力的意志,而“掌握”所指的是经过调查、取证,已经可以确凿断言以证实我无可回避地犯有所指控的性质的错误乃至罪行。再者,市委已经于昨晚专门召开了“书记办公会议”,决定如何对我处置。作为一般的政治常识,我知道书记办公会议是这个城市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它的结论是一种具有最终意义的判断或裁决,只能执行而不容置疑。这个会议是由市委书记和四位副书记共同召开,也就是市委书记黄兴国、市长兼副书记张蔚文、分管干部升迁的副书记王卓辉、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徐福宁和分管政法的副书记郑杰民共同参与的最高决策会议。当然在这个会议上必然有有关的“组织上”的人向他们列举了非常肯定的事实,以指控我有“很大”的错误或者罪行。第四,市委之所以要徐福宁书记对我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据我当时的猜测,或许是他们认为需要“挽救”我,给我一个辩白的机会;也或许是一种程序,因为我毕竟是个城市的市政府组成人员(人们戏称为“内阁成员” ),一个行政级别也并不算太低的副厅级官员。

但是下面发生的事实则证明了这只是一种程序。

尽管我一直十分自信,但当时不得不在脑子里再迅速地回顾了这几年我在局长任上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或者说是在个人利益获取上是否有什么差迟,但是在我检点之后,我确信我是无可指责的。那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什么重大的误解。

“徐书记,你们会不会误解?” 我尽可能使自己的话说得清楚而慢条斯理,“比如去年冬天,黑龙江有一个表演团体来宁波演出,我答应过他们的厅长尽可能给予支持,演出结束后他们很满意,临行时团长给了我一个资料包,希望我对他们能进一步宣传,拿回办公室后,我发现里面夹带了一万元人民币。这是夜里发生的事,这个剧团当晚就启程离开了。第二天,我把这笔钱交给了文化局的计财处长。我对经济上的事向来敏感,为了能有人证明,特地叫了政治处主任在一起以作为见证。会不会这件事有不明真相的人来反映?”

“这是你应该做的,市委也不会指责你。”徐书记说,“但是,组织上掌握的不是这些。”

“那不会有别的事了,我平时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小心的。”

“老周,你不要太自信了,好好想想。比如老朋友、比较亲近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往来?”听得出徐书记的语气中仍然比较肯定,“再好好想一下,冷静地想一下,对不对?”

他在说“对不对”的时候,似乎不仅仅对着我,也对着纪委的那两个人。

那两人仿佛表现出一种胸有成竹的神态,同时地点了点头。

我当时立刻反应过来,那大概就是指陈鲁为我装修房子的事了。——关于我的这一反应,我将在下一节里会详细阐述,在这里我先提及一件直接相关的事情——前几年我在鄞县工作时,请过陈鲁装修过一次房子,这是一次比较简单的装修,事后结账时我算了一下,除去我自己所购的材料和预付给他的款项,有些工时账没有包括在内,大约还应再给他一些钱。我打听一下,按社会上常规价格,大约可算两万零几元钱的工本费,这样就相当于市价,也就是说,这样陈鲁就会有利润。我不希望欠“人情债”。我与妻子商量后,就以这个数给他。因为我与陈鲁之间,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关系,这是两家世交之间的数十年交往——这我也会在下面的章节中写到——所以我就抱着“客来客气”的态度,即使多付些钱对我也是不会计较的,我的妻子更是如此,她是一个从来就不想欠别人情面的人。于是,我们就从银行里取了两万元钱到他家里,给了他们夫妻。第二天他们夫妻俩又送回来,说购材料的钱实在是够了,至于出些力那是应该的,那几个工人是长期用工,不做也得付工资,闲着也就闲着,他们不能再向我算工钱了。我们执意要将这笔钱给他,他们又不要,这样来来回回,一直没有给成,但我一直跟他提出要算清这笔账,我说:“这笔钱反正要给你的。”考虑到他们夫妻俩始终不肯收取,我与妻子商量可否以后在他儿子上学、工作或家中有什么红白大事时,改变一种形式再给他。事情也就至此暂搁了。(我当时还有一个很淡薄的印象是,这笔钱最后是我的妻子交给了他的妻子)——这大概就是所谓我与“老朋友”、“比较亲近的人”的唯一一次有些经济上往来的事——我以为一定是在那桩事情上他们误会了。

我就把这件事大概地说了一下。

“这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事至多也不过是工程款项没有结清,但是组织上说的你的事情不是指这些。”徐书记当时十分明确地说。

“那不会有其他的事了,”我肯定地说,“要末是组织上没有弄清楚,有些误会。”

这时候,纪委的那个姓张的中年人插了一句:“老周,你不要侥幸心理了,你想想,组织上如果没有确实掌握你的情况,市委书记会亲自找你谈话吗?”

我斜眼看了他一下。那个人长着一副四方脸,黑乎乎的像个乡镇干部,说话的语气很自以为是。凭我多年观察人的直觉,这类人常常属于一种“认认真真办错事”的干部,就像当初文革时代的“工作组”之类角色。他所说的“组织上”,大概就是指他自己参与的某个秘密机构,这类人常常因为自己受命于某组织,就沾沾自喜地以为他就是这个组织的人格代表。我没有搭理他,稍稍想了想,还是对徐书记说:

“会不会前几个月我买了一架钢琴的事,那是我托一位熟人买的,钢琴先搬来了,说是等开了发票后再跟我结账,他最近去了法国,说定回来后立刻跟我结账。”我一边说,一边努力在回忆有否还有其他的事。

“不,”徐书记说,“那是正常的托人办事。我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你有没有收过别人送的钱?”

“没有。”我立刻明白无误地回答他,“我从不收受别人的一分钱,这是我做人的基本准则。”

徐书记听了后,显然需要想一下如何再谈下去,他没有马上接上我的话头。

我就借此空隙,向他讲述了这几年其实我有好多可以分配的补贴、奖金之类都有没有领取;也讲述了前几年杉杉集团老总愿出三十万元年薪聘我加盟,以及雅戈尔集团老总以一套别墅、一辆轿车的“身价”请我下海的例子,那时候,在“全民经商”的大背景下,多少人都趋之若鹜呢。我想说明的是,我这个人并不贪财,更何况名正言顺可以取得高报酬的机会都一一放弃了,又何必偷偷摸摸去收人家的额外好处呢?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过。”徐书记接过话题,“但是,老周,我们今天谈的并不是这些。看来你与组织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市委想尽量地挽救你,如果你能将组织上掌握的事实都说清楚了,你也知道,我们可以在组织的内部解决这件事,你要珍惜这一机会。”

他的话说得语重心长。

我不是一般的人,作为一个副省级城市的某个局的局长兼党委书记,这点政治常识我是具备的。所谓“在组织内部处理”的例子,我当然也十分清楚,比如某局的一位处长,收受了人家五万元钱,自己主动交代了,给了一个党内处分,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更何况我非常信任徐书记的人格,如果我这时候确实有问题,而且交代了,我相信他于公于私都会全力地帮助我的。

总之,如果我有这样的事情,这当然是一次机会。

但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事,这又叫我从何说起呢?

“徐书记,我真的没有拿过人家的一分钱。如果有,就凭我对你的信任,难道我还能不说?”我有些激动起来。

“不要激动,老周,你需要好好回忆。这样吧,”他看看自己的手表,“上午我还有些事,下面请纪委的同志跟你谈谈,这里说、那里说都一样,好吗?”

他依旧一如既往的和蔼,但看得出市委要他找我谈谈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好吧,”我说。

我就跟着纪委的两个人走了。

纪委就在市委大院的八楼,实际上我们只需再上一层楼。但是我知道,上了这层楼,事情的性质开始变化,人们常说:“进了纪委,就很少有再出来的人。”但是不管如何,我总有必要为自己辩白。

当时我的想法还比较简单,我想只要给我时间和公正,我是能够为自己争得一个清白的。

我不看重金钱,但我看重清白。

陈鲁失踪了

现在,我得回过头来,补述一下前面提到过的“我立刻反应过来了” 的事。

这还得从三天前说起。

2001年2 月1 4日的傍晚,我当时正在自己的家里,为准备那次专家论证会在我家中的那间书房里写一份什么东西。大约在四点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随手拿起了话筒,一听的陈焕文老师的声音。

“我想问一下,”他在电话的那头说,“陈鲁有没有到过你那里?”

“没有呀,”我说,“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怎么回事?”

“没事,他今天从福建回来,还没有到家,听说是宁波剧院有人打电话给他,他去了,后来就不知了去向。”

“既然到过宁波剧院,那我倒可以替你问一下。”

我这就挂了电话。我根本没把他当作一回事,一个大活人会蒸发到哪里去呢?但我已经答应陈老师到宁波剧院问一下,我就拨通了剧院办公室的电话。

只有铃声的提示音,没有人来接电话。

剧院的工作大都在晚上,下午一般都休息,这是正常的事。

过会儿,电话铃又响了。

这是陈老师的第二个电话。

“陈鲁在三点半左右给他公司的人打来过一个电话,只说‘我在宁波剧院遇到了一点麻烦,为工程上的事,可能要三五天后才能回来,公司的事全权委托安祥处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安祥是陈鲁的妹夫,是另外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陈老师的口气很有些焦急。也许是我的敏感,因为宁波剧院是市文化局的下属单位,我仿佛听出他的语气中有些埋怨,好像我们多事。

我这就安慰他:“陈老师,既然是为宁波剧院的事,你待我问明情况,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与这个叫陈鲁的人是有一段特殊的“因缘”的。我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在五十年代时与他的母亲汪文洁老师曾是同事,而陈鲁的父亲陈焕文则是我读初中时所在镇的文化站干部,我们都叫他陈老师。因此我从小认识陈鲁,他的家人叫他“大毛”。再后来,我在鄞县展览馆工作时,陈焕文是县文化局的文化科长,成了我的上司,那时候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代,教育也不正常,陈鲁初中毕业后就去学木匠,有段时候经他父亲的介绍他到展览馆来做过一些桌椅板凳,我们又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对陈鲁总的印象是一个想学习的年轻人。再后来,我调到了县越剧团当美工,陈鲁的母亲也调到县越剧团来管服装,成了我的同事,但她在不久就退休了,根据当时的政策,陈鲁“顶职”到县越剧团来当装置工,成了我的同事。

我当时的印象,陈鲁很能吃苦,也很有上进心,他常常向我请教一些艺术上的问题,我也常常真诚地教他一些东西,于是他就称我为老师。再后来,我担任了越剧团的团长,当时剧团里有许多年轻人——包括陈鲁现在的妻子岑美珍,当时就是团里的青年演员——为了加强共青团组织的力量,我培养了陈鲁,最后他当选了团支部书记,当时他一边工作,一边还在自学大专课程。再后来,我抽调到县地方志办公室去当县志的主编,那时候工作刚开张,人手不够,我就请陈焕文老师来当内勤,成了我的同事和下属,同时我又介绍陈老师入了党。

我离开剧团后的不久,陈鲁就去了“东港大酒店”,在这个酒店的“四星级”改造时,他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以后也就当了酒店的副总经理。在企业改制时,他因为已经在装修行业上干了多年,就把东港饭店下属的“华东装饰公司”转成为股份合作制公司,他是法人代表。虽然以后我不再与他是同事,由于两代人的如此长时间的交往,陈鲁每年也来我家几趟,两家的关系一直相处不错。因为我毕竟比他大十多岁,他们夫妻也一直称我老师,所以我与陈鲁虽然始终不是“挚友”一类的关系,而的确是一种类似师生式的交往。

下午五点左右,我终于打通了宁波剧院负责基建和“三产”的副经理应文元的手机。因为四年前陈鲁的“华东装饰公司”参与了宁波剧院的改造工程,与应文元认识。我问应文元,是否知道陈鲁来过宁波剧院的事。他当时是这样告诉我的:

“陈鲁是我把他叫到剧院来的,因为上次的工程最后决算已经通过审计,我叫他来结账,同时让他把审计报告拿去。我们大约谈了五六分钟,就进来了两个人,把陈鲁叫走了。以后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

“你认识这两个人吗?”我在电话里问他。

“不知道。他们说话时也不让我听到。”他把当时的情况大致地描述了一下,“至于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清楚。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就把这一情况在电话里告诉了陈焕文老师。

这就到了晚上。大约在七八点钟,陈鲁的妹夫安祥给我来了电话,说是他找了好多地方,也打听了是否有可能被传唤去了公安、检察机关,以及托一个在市纪委的熟人打听是否被纪委叫走了,回答都是否定的。

于是安祥告诉我:“我已经正式以陈鲁失踪,向公安机关报案了。我们都怀疑陈鲁被绑架了。”

虽然也常有外地绑架人的消息,但宁波这地方还是比较太平,何况陈鲁人高马大,一般说来不太可能。我们就约定,有什么消息,及时相告。

晚饭后不久,应文元来了电话,他告诉我,陈鲁其实是让市检察院叫去了,他说:“不会有什么事的,他们叫去要他配合调查一个案子,大概一两天就能回来。”

“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我问。

“我也不知道,大概总不会和我们剧院有关的。”

应文元在文化系统里名声并不太好,贪小,又属于“打小报告专业户”,经常会惹事生非。他曾经调过好多单位,老是混不下去,在我的印象里,这个人的品德不好,嘴巴也快,常常会背后传话。我因此不再与他多说。

放下电话后,我正想给安祥去一个电话,他却打了过来。

“周老师,陈鲁找到了。他现在在市检察院。”然后他就告诉我如何通过公安的一个朋友得到了这一确切的消息。“一般说来,像他这样普通百姓,市检察院是不会直接找他的,”他在电话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

“找到了就好,不知他有没有什么事?”我对陈鲁有些担心,因为现在经商的人常常会有一些意外的经济纠纷。

“你不会有什么事吧?”安祥突然反问我,“这次是从宁波剧院被叫去的,我知道应文元不是什么好人,会不会是他在捣鬼?如果他在捣鬼,这事会不会牵涉到你?”

现在想来,安祥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也许在当时已经预感到什么了,但是我却十分单纯,表现了一种很可笑的自信:“宁波剧院不会有什么事的,因为那个工程我比较清楚。至于我,你就更可以放心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应文元这些人指责的。”

打完电话后,我只轻描淡写地把陈鲁的事告诉了我的妻子,我们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

因为急于准备博物馆建筑方案的论证会,我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当时只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如果陈鲁真的有什么事,那也就是他自己昝由自取,如果没什么事,共产党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我一贯的信念。

我为会议的事正忙着,第二天到很晚才回家。傍晚的时候,安祥打电话给我妻子,说是他通过朋友了解到,陈鲁这次被检察院叫去,是因为与文化局的某个领导有关系,至于再进一步的事情,那朋友不肯说。我回家的时候,妻子把这事告诉了我。

“他会跟你们的哪一个局长有关系呢?”妻子猜测着问我。

“他不跟谁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只能是我。”我当时很放松地说着,也没引起警觉,“可是我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做生意的人,只能是经济上的关系,可我与他在经济上毫无关系。”

“会不会宁波剧院改造有什么闲话?”妻子说,“你说过,应文元这个人嘴巴很坏。”

“这不可能有事情的”。我当时说得很有把握,“据我所知,陈鲁在这个工程里还没赚到过钱呢,他自己的工程量只是两百多万,利润恐怕只有几十万,可现在宁波剧院还欠他一百七、八十万的工程款。也就是说,陈鲁是贴了钱在做,那会有什么事呢?”

我当时跟妻子分析的时候,只是把注意力放到陈鲁会不会虚报支出而骗取工程款这样的问题上。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确实很幼稚,没有想到会有以后发生的那些怪事。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那时候能警觉一点,我起码会与家人或好朋友商量一下,万一栽赃于我时,该怎么办。我确实太自信了,我以为“人正何惧影斜”,反正我堂堂正正做人,怕他什么事情?

所以在徐书记办公室里,当他说到“老朋友、比较亲近的人,在经济上有什么往来”时,才忽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它使我不寒而栗:

“看样子,有什么事真的要栽赃到我头上了。”我想。

纪委楼上的七小时

我被他们带到了挂着“纪检一室”牌子的一间办公室里。

还是这两个人——姓孙的瘦老头和姓张的中年——现在轮到他们唱主角了。

“老周,不,周局长,我们还是尊敬你,称你周局长,”那个姓张的说, “我想刚才市领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还是说了吧,现在说还来得及。”

听他的口气,我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卸除了局长职务,只不过多承他恩赐了我这份尊敬,使我在感觉上也许会好一些。那么也就是说,“组织上”已经确定了我这个人的最后结局。

这倒再一次印证了徐书记的谈话,“你的问题组织上已经全部掌握了。”既然全部掌握,那么理所当然地可以“内定”我最终处理的结果。凭我三十年政治生涯的经验,内定调子是“组织上”办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

“我已经把我要说的,全部跟徐书记说了,就这些。”我坚持原来的意见。

“你这样不行,”姓张的说得很有些语重心长,“你需要回忆,你一定是太忙了,很多事情记不得了。”

“没有,我从不收人家的一分钱,这是我做人的基本准则。”

“收了也没有关系嘛。”姓张的偷梁换柱地把话题继续引向他要说的意思上,“你们当局长的,如果没有人来上门,来送礼,这也太不近人情,也太没面子。你想想,哪个局长就没有这么一点小意思呢?这我们都很理解,我们毕竟办案多年了。老周啊,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六,这就说明组织上对你很爱护,专门选择了星期六,利用双休日让你说清楚自己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难道你还不清楚?就是为了让你早一点解脱,你还要去工作呢,要把影响缩到最小最小,你说对不对?”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听罢这番话后的确有些感动,也感觉到“组织上”是那样的通情达理、知人善诱,如果我确实有些什么事,当时也许就都说了。可是很遗憾,我真无话可说。

在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这番话的时候,有个机关党委姓王的女的副书记从门外经过,机关党委好像与纪委在同一层楼面上,他们的任务也很相接近,即管住各机关的党员、干部。那人前不久刚刚到过文化局考察领导班子,当时满面春风地大大夸耀了我们一番。现在,当她经过这里,她只用眼睛轻蔑地瞟了我一眼,脸上冷若冰霜。这是吃政治饭的人特有的敏感:进纪委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姓孙的瘦老头始终没有开口。据我的一般政治常识,在正式场合里,少说话或者不说话的,往往比滔滔不绝的职位高。

我向姓张的一直在阐明这样一个道理:从我的各方面情况看,不论是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文化素养和人格品德上,我都没有理由去不明不白地拿人家的一笔什么“好处”。我列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我即使有爱财的禀性,我也可以通过非常合法的途径来达到,比如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如果静下心来写作,我一年的稿费就可能会上十万元。

“那么,我有什么理由再偷偷摸摸地去要昧心钱呢?”我说。

“那倒不一定,”姓张的断然否定了我的说法,“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在这方面是没有真正的意思,只不过当别人花言巧语地一定要送给你的时候,你起先推了好几次,推托不了,只好被动地收了。是不是?”

我感到好笑,这分明是子虚乌有的事。

“老周,我们再把话说得明一点,”那个姓张的看了看瘦老头,在得到他颔首后继续说,“你既然已经提到了那个人,就先说说和他的事情。”

“谁?”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谁?”姓张的反问我,“你在徐书记的房间里不是已经说到过他了吗?”

毕竟是专业办案的,在这种场合里他只提供一个套子,让你自己钻进去。

“你说的是陈鲁?”我再一次问他。

“那我就不能再说了,反正你说陈鲁就陈鲁吧”, 他继续说得滴水不漏,就好像是我自己提出的话题。“先把与他的事情说清楚,你们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经济来往?”

我当时立刻作了如下的判断:陈鲁进检察院已经三天了,我不知道他受到了什么样的逼问,反正到昨天下午之前一定开始胡说八道了。因为据我以前所闻,在纪委,在检察院,当精神受到极度的威胁、或者肉体受到不能忍受的折磨后,经常有人会胡说的。有了这个胡说的谎话,就有了昨天晚上紧急的书记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也就有了某一个我尚不明了的决定。这是我当时突然清醒地作出的一个推论。

我想我这个判断基本上是不会错的。那么陈鲁可能会怎样撒谎呢?我不得而知。

但是,就凭陈鲁不负责任的一番谎话,组织上就这么认定了?我当时确实不太相信。五十年的共产党教育,我始终坚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是她的思想路线的精髓。那么,我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按照事实的真相说。

我当时甚至还抱有乐观的心情,因为谎言是经不起调查的。

我必须说实话。

“我与他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经济关系。”我就把与他的历史渊源大致地说了一下。

“这些事情不要说了,我们都知道。”姓孙的终于开口了,他显然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但这是一个有城府的人,语气依然比较柔和。他说完后,给姓张的一个目示。

“这样吧,”姓张的说,“我们也不必磨时间了。反正你们之间的事,我们全都知道。陈鲁一进检察院,你们就慌了,电话通讯特别频繁,里面说些什么,我们也是清楚的。”

哦,如此说来,这几天——或许已经有一段时候——我的电话已经被人窃听了,不,组织语言叫作“监听”。

“我与陈鲁家人的电话完全可以公开,没什么秘密。”

“你们当然不会在电话里谈秘密的事,但这说明了你们的关系非常特殊,也说明你们心里很虚。”姓张的说着的时候,口气变得有些愤懑了,“你们居然还调查到我们纪委来了,问我们的同志知不知道陈鲁去了哪里。”

我楞了一下,这才记起陈焕文老师在陈鲁“失踪”后曾说起过,他通过在市纪委工作的一位老熟人去打听过,问他是否知道陈鲁的消息。那人当时说并不知道。现在看来他不但知道,而且也把他的老朋友给“卖”了。看来,他们把这笔账也算到了我的头上,他们以为我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没有调查过你们的人,也不认识你们中的任何一位。”我立刻声明,“我敢调查你们吗?”

“算了,谈这些没什么意思,”姓孙的瘦老头站了起来,“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上交代问题吧。”

说完,他出了门。与此同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年轻人,默默地坐到了姓孙原来坐的位子上。

我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元钱——那是我当时在口袋里的全部零化钱——看看那个年轻人,倒挺和颜悦色,我说:“能不能麻烦你代我买两包烟?”

“当然可以。”姓张的说,“你可以抽抽烟,抽着烟静下心来好好地再回忆一下。”

那年轻人下楼去买烟的时候,室里暂时只剩下了我和那个姓张的了。

“老周,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市委的书记们十分重视,也准备给你一个机会。我告诉你一个信息,最近尉健行同志在中纪委有一个重要讲话,说是干部有些经济问题,只要在纪委说清楚,他就可以在党内处理。老周啊,周局长,我办案十多年了,这种机会是第一次遇到,你可不能放弃呀。”

他给人的感觉,是趁着暂时没有旁人的情况下,悄悄地抓紧时机给我一个忠告,现在看来,这个情节设计得十分巧妙。

我当时在心里确实有些感激。

我甚至突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幼稚的想法,如果他们能告诉我,他们现在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我也就“承认”了,这样,也不过只是党内的处理,而党内总也要以事实为依据的。只要我能出去,出去以后,再慢慢来解释证明,我相信最后总是能说明白的。而且我可以与陈鲁对质,真金总是不怕火炼的。

但是,我能承认什么呢?

那个年轻人买回香烟以后,姓张的老是重复一些说了多次的话,如果不是他这样重复地说着,其实这会儿,我们的谈话已经僵恃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徐书记又来了一次,我看得出,这次他的到来倒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出于对我的关心。

他看到事情并没有比在他的办公室里有更进一步进展,简单地说了一些原本说过的话,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徐书记陪了主管干部的王卓辉副书记来了。

这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信息。我当时的分析是,在徐书记的心中,他已经相信我确实有着在书记办公会上已经被确认的“这样的”事情了,我并不怪责他。徐书记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有关的部门以认真确切的口吻向市委汇报,而且说得就像真的一样,那也不可能召开书记办公会议的,因为有了那次认真的办公会议。他就信以为真了。那么王卓辉书记的到来,是不是意味着事情已经升级了?

王卓辉书记坐到了我的对面,他一坐下来就说:“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想你还是争取主动。你是个聪明人,这一点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想,到底是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怎么可以都一口咬定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但是,面对我的上级,多年来被培养成的组织观念告诉我不能与之争辨。

我说:“王书记,我真的没有拿过别人的一分钱,请你相信我。因为这是我做人的准则。”

他对我的话无所反应,而是继续沿着他的思路说下去:

“上午,徐书记已经找你谈了,你还没有进一步的觉悟,本来徐书记找你谈了也就行了,但是徐书记很关心你,要我再来做做你的工作,那么,我就把话说得再明确一些。如果你能够在今天下午三点钟前把问题全说了,我们就可以在组织内部处理。如果你不说,或者说得不彻底,那么下一步,就要对你实行‘双规’,再下去,就是司法程序。这一点,你自己要想清楚。你要争取把问题解决在组织的内部。”

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这座城市最高尚和最神圣的书记办公会议,竟然在毫无调查的情况下,已经给我决定了这样的“命运三步曲”:内部处理、双规、司法程序,这就是最高层定下的重大的调子。

这个信息十分重要,也就是说,我必须有罪,然后是下午三点前讲清楚,是一等处理;三点前不说,或者说不出,就“双规”,双规的目的仍然是必须有罪,并说出罪行;然后根据罪行,进入司法程序。

我真的不明白,这难道就是共产党的实事求是?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吗——我认为你有罪,你必须有罪,党需要你有罪,党需要腐败的典型,党要用你的这个典型去向人民群众交代,说明党正在反腐败。

可怕,可笑,更可悲。

他说完这些话,扭头看了看那个姓张的。姓张的就插上话来:“尉健行同志最近有讲话的精神。”——其实事后证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尉健行的什么讲话,而且即使有,他们也决不会让我有“政策优惠”。

“对嘛,”恐怕王卓辉也没有弄明白他说的“讲话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说,“那你就更加要争取这个主动了。我可以说得更为明白些,我们希望你彻底说清,争取彻底宽大,市委在反腐斗争中,需要有彻底宽大的典型,我希望你能够做这个典型。这也是兴国书记的意见。”

这就是中国,党的一把手的“意思”,这是最高的原则。这又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起码三个书记已经高度地统一思想,已经规定了我的最终的命运。而且下一步如何发落我,他们也已经讨论了十分具体的方案。这方案就像一条橡皮筋,拉一拉可以宽大,紧一紧也可以由“双规”,再走向诉讼。说得再明白点,就是他们可以放你出去,也可以让你去坐牢,这都是他们说了算的事。

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一个严肃的党的市级委员会,怎么可以只听一面之辞,也不经过调查证实,就可以作这么轻率的结论,并如此随意地处理一个干部?在尚未弄清一个人到底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就可以决定要他去坐牢呢?

我一下真有些弄懵了。我甚至怀疑事情不至于弄得这么严重吧?因为毕竟经历了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冤案太多的时代后,我们的党应该成熟了,党的干部应该沉着了。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考虑刚才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的这些大问题的时候,更现实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我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我就对两位书记说:“我感谢你们的关心和提醒,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说的也已经说清了,你们应该相信我。”

“你再考虑考虑,”王书记看看手表,“我看这样,到四点半,这是最后的时间界线,你争取主动吧?”

说完,他们起身就要走了。我也站起来送他们到门边上。我说:“请二位书记到时候也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我,给我一个公道。”

他们没说什么,这就走了。

下面的时间,基本上是双方的沉默。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了,当然不可能有奇迹出现。

天色渐渐灰暗,大概到了傍晚。残冬的夜来得很早。

姓张的说:“今天天气真冷。这样,我们去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夜里再好好谈谈。”然后他就问那个年轻人,“汽车准备好了吗?”

年轻人点点头。

姓张的说:“我们走吧。”

我想,这大概就到了四点半这个时间界限了。

我就跟他们下了楼。楼下,早就有一辆“桑塔纳”轿车等候在市委的大雨篷下,他们让我坐到汽车的后排,然后有两人上了车,一边一个夹住我,前面的驾驶员边座上又上来了一个人。汽车就缓缓地开动了。

我问:“我们去什么地方?”

姓张的说:“这你不要问,到了你就会知道的。”

当汽车行驶到马路上的时候,街面已经非常灰暗,只看到影影绰绰的有归家的行人在走动。

我想,这个灰暗的玩笑可能要开大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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