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往涂着一层绿釉的瓦盆里放了一大瓢棒子面,倒了一碗水,又掺进碱和一点糖精。她熟练地把面和好,盖上一块白布,等金黄色的面团发起来。她把炉圈放到炉盘上,架起生铁铸造的蒸锅。用水舀子从水缸里取了水倒进锅里,把笼屉放到锅上,再垫了一层沾湿了的屉布。然后把面团均匀地在屉布上铺平,盖上由薄木条围成顶上有几层芦席的笼屉帽。为了节约蒸汽,还把几块浸湿了的搌布把锅边围紧。10几分钟后,香喷喷的一屉丝糕就蒸好了。

大姐隔着手巾把蒸锅端了下来。这时,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豆汁的吆喝声已经传到院里,大姐又拿着钢种锅和几分钱去打豆汁,把装满豆汁的锅放到炉子上,为了喝起来增加口感,还往豆汁里撒了一把玉米面。

她把小饭桌放到炕上,摆上一盘切成细条的自家腌制的芥菜疙瘩,点上两滴香油,还少不了一小碟大哥爱吃的辣咸菜丝。豆汁快熬好的时候,大哥穿着一身中式棉袄和棉裤,戴着一顶蓝布棉帽子,嘴里吐着哈气,回家吃午饭来了。他说:“别看咱家没有钟表,你饭做的还挺准时。”大姐头也不抬地说:“天长日久习惯了,左不过吃喝拉撒这点琐事。”说罢,就到街门口去喊孩子,“老环子,吃饭了,你就外边野去吧。”老环子的活动不出胡同的南、北口正、负10米的范围,他对母亲发出的声波具有天生的选频接收的特性。这时肚子里的咕咕声也告诉他,是该回家了。

这是一个温馨热乎的三口之家,一年下来,虽然见不到几回荤腥,但窝头、白菜和豆腐渣还可以按时供应。

大哥的名字叫刘万池,四十一、二,在院子里不管怎么说也应当算是长辈儿了。他的儿子比院里年纪小的孩子只差一岁,按理邻居的孩子叫他刘叔一点也不过分。大概是因为他和大姐的面像都很年轻,于是邻居们就心怀嫉妒地把他降到了孩子辈。大哥也不在乎,张王李赵,各有各的姓。反正都不是本家,又何必计较个称呼。至于大姐姓啥从未有人说过。直到发选民证那年,大家才知道了院子里大妈和大婶们娘家的姓氏,比如赵大妈叫赵方氏,夫君姓赵,娘家姓方。大哥和大姐的儿子叫老环子,他们希望他像街门上的两副铁环子一样永久结实。老环子属鸡,从理论上说应当是1945年生的。吃丝糕的时候,他才六岁。

大哥在袜厂工作,月入三十元,三口之家并不富裕。大姐虽不识字,不晓得什么相夫教子的历史使命。但她是个从农村长大的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平日里缝补浆洗,少有闲空。丈夫和儿子虽然穿戴老旧,但总是整齐干净。为了让一家吃好,她变着法儿地做饭,窝头、馒头、丝糕、金银卷,贴饼子,尜尜汤,杂面汤,肺头,猪下水,尽量在有限的条件下,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大姐闲着的时候,会把老环子和邻居的孩子叫到一起,说些故事,以妖魔鬼怪的为多。大铁箅子下边有个大马猴,专吃小孩,只要有个孩子经过,他都会伸出大手把小孩抓进来,咔嚓咔嚓地吃掉。让竖着双耳凝神聆听的孩子感到发毛,瘆得慌。

大姐对邻居们都很和气,没有任何的争执与过结。但是她有个爱骂孩子的习惯。尽管老环子老实乖巧,大姐还是常常对他不满。一手拿着苕帚圪塔,一手按着老环子的屁股。虽然打得不重,但骂得很凶,且用词古怪。比如“嘎崩儿的,长大疔的,挨刀的,死不了的。”邻居们看不惯,有时会说:“环子妈是挺好的一个人,就是有个诅咒孩子的毛病。”

一天上午,老环子哭着从屋里跑到院子中间,嚷着:“我妈不行了。我妈不行了。”大妈、大婶们连忙放下手里的活儿,过来一看。大姐口吐白沫,嘴眼歪斜,倒在炕上,不省人事。有经验的说:“中风了。”于是赶紧叫人到袜厂把大哥找了回来。大哥刻不容缓,把大姐背到东晓市诊疗所。大夫没要押金,立即抢救。没想到活生生的大姐就这样匆匆地说走就走了。

大哥带着还不大懂事的老环子,置了一口棺材,把大姐运回到京东老家安葬。

回来以后,大哥照常白天上班,到了晚上才回家。然而他的精神状态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路上低头不语,有时还泪花花的。俗话说,人们最忌讳的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和老年丧子。没想到这三样让他碰到了一件,贤惠勤快的妻子在人生的中途抛下他和孩子走了,让他孤零零地一个人去把孩子带大,去走完后半截的路程。

虽然大哥和大姐的婚姻是父母包办,不曾有过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也不曾有过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但是在长期同甘共苦的岁月里,他们的感情已经积累得十分深厚。他们没说过“达令,我爱你”,但是他们把爱深深地埋到了心底。

如今,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他不再享有回家就能吃上热饭的福气。自己生火,自己和面,自己铺炕。屋子还是那间屋子,但是他却感到已经坍塌了一半,今后他就要在这尚存的另一半空间里过苦日子了。日子过得好也罢,坏也罢,只要身边有个体己的人,说几句贴心话,那就是有造化,有奔头。唉!如今热火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清冷,叫他如何面对。

邻居们很同情大哥家的遭遇,经常劝他几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凡事得要想开一点,这不,还有个儿子陪着你哪吧。然而大哥还是转不过弯来,把他带着礼帽和大姐穿着缎袄的结婚照挂到墙上,每天都要看上两眼。这哀伤悲痛的心情持续了足有半年多。

老环子年幼,还不知道幼年丧母是个多大的不幸,有时一个人在屋里用嘴唇贴着窗户纸吹奏从解放区刚学来的小曲。中午饿了,啃半拉窝头,就着两根咸菜和凉水。晚上等着大哥回来再生火做饭。院子里的大婶、大妈有时会把他叫到屋里吃口热和饭,喝碗热和汤。

几个月后,院子里来了一位30多岁穿戴得体,烫着头发的女人。老邻居对老环子说:“环子,你姑看你来啦。”他还不知道他有一位姑姑。听老辈人说,老环子的姑姑到北京后,没有着落,不小心误入娼门。大姐虽不识书断字,但好面子,不想让人知道她有这么个小姑子。政府下令关闭妓院以后,姑姑从良,在麻线胡同安家。这回,姑姑听说嫂子走了,来看亲侄子。她带老环子到红桥去买了几个烧饼,临走还给他撂下几毛零花钱。后来,姑姑有时还给老环子买件衣服。邻居们对姑姑很友善,请到屋里喝茶抽烟。老北京都知道笑贫不笑娼这么个老理儿。

半年多后,大哥和老环子的生活开始进入正轨,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都适应了新的家庭格局。大哥继续在袜厂当他的工人,老环子继续在胡同里玩耍,直到8岁开始上了小学,学校就在油勺胡同斜对面。上学以后,有了老师的关心和同学的陪伴,老环子开始纳入一条崭新的童年轨迹。

那年夏天,胡同里来了个不速之客。一位个头不高,肤色黑釉的小伙子拎着两个旅行箱直奔二号小院而来。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好奇,因为他穿着一身军装。孩子们一下子围到大哥的小屋的外边,想看个究竟。原来这小伙子叫刘辉,乳名叫小刘头。他是大哥和大姐的大儿子,在部队待了几年,退伍回乡了。敢情老环子还有个哥哥,还是个当过解放军的哥哥,哇。

按说,阔别数年的亲生儿子前来看望,做父亲的应该摆酒设宴激动万分才是。然而大哥没有流露任何特殊的表情,他的心速也和往常一样,每分75次。几年的鳏夫生活已经使得大哥的心变得风平浪静。老环子见到这位哥哥倒是惊喜万分。小刘头知道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和弟弟过着孤单的日子,心里也不好受,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回县城开始了上级安排的交通警察的工作。

听老人说,小刘头小时候和母亲不和,承受不了大姐的管教方式,跑出去当兵了。遗憾的是,他已经不能重新融入这个失去母亲的单亲家庭。次年,小刘头结婚后又带着妻子来看过大哥,大哥的心潮还是高不起来。后来,没见过小刘头再来,也没听说大哥或老环子提到过他。鳏夫和大儿子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淡薄,以至于最后失去了联系。

大哥平日没啥嗜好,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历次的运动,不管是三反五反还是公私合营,都碰不到他的身上,跟他没有半点关系,所以他对时事政治也没有任何兴趣。下班回到院子里,最多不过传达个小道消息,什么栏杆市附近的面粉厂粉尘爆炸,哪位反革命的孩子捅了国际友人,哪儿有个拍花子拐走了小孩等。

家里虽然没了女人,但是大哥和老环子身上穿的衣服还是很整齐,似乎也没人注意到爷俩什么时候洗过衣服;没了大姐,父子二人也没饿着、渴着,尽管没人知道他买什么菜,做什么饭。说来也怪,日子虽然孤苦贫寒,但没听说他们爷儿俩有过什么头疼脑热。二人转的日子在无声无息地旋转着,大哥在缓慢地变老,老环子则像秧苗一样茁壮地长大。

不上班的时候,大哥也到邻居家去串个门,坐下来抽两袋烟,喝两盅茶。但是,他从不在人家家里吃饭。大哥平时不多说少道,也不议论旁人。他的毛病是每抽一袋烟后都要吐一口谈,而且就直接吐在地上。好在当时家家都烧煤炉子,时不时地要用火筷子擞一擞,炉子下边会渗下一堆炉灰。小孩子撒了尿,大人吐了痰,都用炉灰来对付。这东西有点像活性炭,吸附性强,然后用笤帚把灰和痰一起扫到土簸箕里。

大哥有时也抽烟卷,但平时不大喝酒。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炮(BAO)小干鱼儿,比油盐店里卖的猫鱼儿大不了多少。把小鱼放到饼铛里加热干炒。这东西虽然便宜,吃着也下饭,但是常常给院子里带来一阵难闻的气味。街坊们也只好忍着,受不了时就到胡同去避一避。

院子里经常有人菜炒到一半,忽然发现酱油没了,于是急忙向邻居求救。可大哥却从来没有落到过这样窘迫的地步。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他从来不用酱油,二是该用的时候发现瓶子空了,他也就将就了。

从表面上看来,失偶的大哥变得孤独冷淡,可是他还没有形成那种郁郁寡欢自闭式的性格。只要有结婚办喜事的,他都会随个份子,喝喜酒,前往祝贺。有谁生病需要找大夫或者挂号的时候,他也会挺身而出,尽管他求助于人的时候很少。因此,大哥虽然单身,但是并没有置身于这个基层社会团体之外。其间,也有人劝过他再找个老姑娘或寡妇,免得日子孤闷。大哥却不以为然,对他来说,重组家庭的心已经凉了。不就是个活法吗,好赖我也能活过去。一个人也有一个人过的快活。

反右斗争那年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老老少少都拿把扇子,在胡同里坐在小凳上聊天、乘凉。忽然一个民警,带着一个40来岁的男人,走了过来,对大家发问:“有姓刘的没有?”

刘大哥连忙起身说:“我姓刘,叫刘万池。”民警指着身旁的农民打扮的汉子,“你认识他吗?”借着路灯微弱的光亮,他认出来自己的弟弟傻二头:“认识,他是我兄弟,刘万仲。”民警说:“行了,我把他交给你,你把他管好,别到处晃荡了。”

原来刘大哥有个弟弟,半傻不苶,人家都叫他傻二头。傻二头的光头上有几个铜钱大的疤瘌。光着膀子,腿上穿着一条黑布中式单裤,裤腰松松垮垮地挽个大褶儿,系着一条小拇指粗的麻绳。脚上穿着一双露了脚趾头的布鞋。身上扛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帆布褡裢。这天他从乡下来投奔哥哥。到了红桥,感到肚子一阵咕噜噜声响,他饿了。不假思索地进了路西街角上的便民小吃店。要了二两白酒,一斤炒饼。一个人坐下来,就着炒饼,喝起酒来。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多,争吵起来,于是被警察带走。

从此,两个男人的生活增加到三个。不出几日,傻二头也找到个糊口的营生。他挎着一个小布包,溜大街、串胡同,用一个顶端带针的小木棍,到处去捡烟头。回来后,把烟头一个个剥开,留下烟丝并放到一张报纸上凉干。第二天,到天桥马路边,把烟丝摆到一个包袱皮上,卖烟丝给路人。买卖,买卖,有人卖,就有人买。一天下来也能挣出几斤棒子面来。傻二头基本可以自食其力,当然大哥和环子也容得下这个有着血统关系的客人。

傻二头有几件事让邻居们长了见识。一个是三伏天光着膀子带上发了霉的棉帽子去上公共厕所。小孩问:“二叔,大夏天干吗要戴棉帽子?”他说:“我拿出来把它撑撑。”还有一次天下大雨,赵大妈眼神不好,盖咸菜缸时,发现刘家的门板上插着半截木棍,正琢磨是嘛玩意儿的时候,忽然,木棍里喷洒出一道水柱。她这才恍然大悟,高声骂道:“谁他妈这么缺德,从门孔里撒尿。”原来他家的门上有个直径一寸多粗的圆孔。

如是,傻二头每年都到哥哥家里住几个月,直到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政府开始收容这些没有户口的闲杂人员,傻二头也在此列。来也好,去也好,大哥都不过问。直到后来,有人送信,说傻二头因病死在收容所。傻弟弟的死也没让大哥动心。

老环子在学校里学习顺利,按时升级,还入了少先队。1959年他考到第11中学。老师知道他的家庭情况,每天下午还派个女学生干部来到他家一起做作业。他的学习成绩包括俄语都说得过去。没想到到了初中二年级时,他和同学打了一架,老师把责任算到他的头上。让老师气不过的是,人家有钱人的孩子打架是吃饱了撑的。你们这些一天只啃几个窝头的家伙怎么还不安分。

那时大兴县的天堂河劳教所刚建立不久,需要一批学员。于是学校配合派出所把老环子送去劳教。在老环子之后,几十户人家的小区先后又有5个孩子步了老环子的后尘。奇怪的是,这些恰似天真的孩子被送走后,竟然没有一位家长出来反对。他们太相信政府了。从此大哥开始了独步闲庭秋夜凉的日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儿子有人去管,他也更省心,经济上也松快了。少了一个人的挑费,偶尔还能喝上二两小酒。

10年后,大哥由政府安排搬到金鱼池的简易楼,给了他一个房间。不久老环子连同妻子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到文安洼地,扎根农村。儿子远走他乡也没让大哥感到难舍难分,走就走吧。眼不见,心不烦。

华主席拨乱反正以后,天堂河劳教过的几个青年都通过各种途径把户口转到北京。按说,大哥孤身一人,又已退休养老,可以给儿子申请一个回乡证。可是,他每月只有30元的退休费,一个人花有富余,五个人花就得拉亏空了。再说,一间12平米的屋子,让他们睡到哪儿呢?于是老环子回归故里的打算只好告吹。

老环子有时会带着一家人来北京看望父亲,住上一、两个月。儿子来了,大哥不拒。等到他们该回文安的时候,他也不拦。他见到孙子、孙女也乐呵呵地流露疼爱之心,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是他没有为他们安排美好未来的能力。既然是办不到的事情,也就只好不办了。

当伟大的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刻,刘大哥患上呼吸道感染的毛病,呼吸急促,睡眠时打大呼噜。晚上为了通风凉爽,他开着门睡觉,同一楼道的邻居们只好把们关上,从而降低呼噜声的音量。

大哥终于熬到了那个晚上,呼吸和心跳逐渐减弱,生命到达了终点。

邻居们说:“这老爷子挺有造化的,独往独来,轻松自在。管得了的事不管,管不了的事不问。他静静地来,又静静地走了。”

他简直就是一位观众,从一个偏远的角落观赏着这个硕大的社会舞台,阅尽了人间的春色。

从此憨厚老成的老环子成了一个断线的风筝,独在异乡,做了永远的异客。

华夏文摘第一二〇四期(cm1405b)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