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五月旅美，在波士顿参观哈佛大学，校园漫步，路过一座赭黄色楼房，导游朋友告诉我：这是库里吉大楼，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设在三楼，许多学者和“中国通”在这里研究和书写中国。他提到研究中心前主任、被称为“中国先生”的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没有想到，十年后，竟有机会同他见面，一席长谈。
事情是这样的：傅高义离职退休后，准备写一本关于胡耀邦的书，二○一五年十一月专程来北京收集资料。十一月中旬，负责联系这项工作的李盛平给我打来电话：“傅高义这次来京，计划停留二十天，采访十多个人，其中有你。可以谈谈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的一些情况。有时间吗？”我答应了。
十一月十九日上午，驱车来到北京大学。儿子不熟悉这里情况，在校园里转了几圈，终于找到了傅高义的下榻处：一座由美国史坦富大学北大校友捐赠建造的中式四合院。走进大门，在右边中间的一间屋子里，主人已在等候。
“欢迎你，盛先生。请坐！”傅高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使我感到高兴：我们之间的交流，语言上没有障碍。
时令进入初冬，室内已有暖气，可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头戴毛线帽，身穿羽绒服，脖子上还紧紧围着一个白围套，使我感到疑惑。后来，经主人的助手窦新元解释：傅先生感冒了！
对胡耀邦的三个突出印象
我们开始交谈。我首先问傅教授：“有一部《胡耀邦传》，是三卷本，看过没有？”他笑着回答：“我有了。”
“这本书是团中央四位老同志集体合作编写的，其中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部分，非常详细实在。我是一九五○年五月调入团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国青年》编辑工作，共三十二年，先后经历冯文彬和胡耀邦两届领导，感觉到这两位领导人的工作思想作风不尽相同，胡耀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我简要地谈了对胡耀邦的三个突出印象：
第一，冯文彬在井冈山时期就很有名气，他是共青团中央局巡视员，而胡耀邦不过是“少先队”里的一个“红小鬼”。（傅高义插话：“反AB团时，冯文彬救了胡耀邦一命。”）两人相比较，我觉得胡耀邦的思想比冯文彬开放成熟。五十年代初期，冯文彬在团中央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能干，善于总结工作，语言精练，抓住要点，条理分明，但不大注意联系群众。当时团中央机关在北京东城区御河桥（后改名为正义路）三号，这里抗战前是日本驻华使馆的军营，大院里还有个小院，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冈村宁次的住所，冈村宁次后来成为日本侵华陆军总司令。冯文彬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就住在这个小院里。除了机关开大会，他上台作报告，平时我们这些小干部很难有机会见到他。
胡耀邦一九五二年八月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住过的小院已拆除，改建为办公大楼。耀邦住在东城区关东店，即现在的富强胡同六号（其后，赵紫阳也住在这里）。胡差不多每隔一段时期，就来到我们编辑部和大家一起聊天。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情景：在团中央礼堂南下会议室，耀邦同志每次来到，总是笑容满面，跟大家挥挥手，然后刊物内外，上面下面，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胡耀邦谈话幽默风趣，没有一点官架子，你可以当面对他提不同意见，不会遭到打击报复。
密切联系群众，平等待人，很有气量，这是我对胡耀邦的第一印象。
其次，冯文彬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由蒋南翔书记抓宣传工作，很少听到冯文彬对报刊提出什么意见和指示。胡耀邦不一样，一上任就经常找《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的负责人开会，传递和布置各个时期的宣传思想，给报刊出题目，推荐稿件，尤其重视报刊的整体设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国青年》办刊方针问题上，团中央领导层曾有过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强调刊物的群众性、通俗性和实用性，认为《中国青年》应为广大青年服务，要指导和帮助青年解决他们工作、学习、婚姻、家庭乃至生活中的切身问题，文章宜通俗短小，便于阅读；另一种意见强调刊物的思想性和权威性，讲究文章质量。蒋南翔主张和支持后一种意见。团中央换届后，一些新来的领导，例如当时的宣传部长项南，就提出书面建议，希望《中国青年》恢复到原来“群众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的面貌。为此，编辑部的人曾一度苦闷，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首先站出来讲话的是胡耀邦。他支持后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青年》应该“具有政治思想的权威”。此后多次指出：“刊物应具有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中国青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抓各个时期的思潮”。
一九六三年，由于“大跃进”以后农村出现很多问题，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青年》“面向农村，兼顾城市”。根据周的指示，我和于昆同志去湖南岳阳进行调查研究后，到湘潭向胡耀邦汇报工作。耀邦在谈话中避开周恩来的指示，又一次明确提出：《中国青年》应成为具有“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知识性的综合刊物”，等等。
胡耀邦为《中国青年》编辑方针反复定性，对这个刊物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期间，《中国青年》发行量达三百多万，在中国政治思想界和青年中有着重大影响。
重视宣传教育，思想开阔，着眼大局，这是我对胡耀邦的第二个印象。
第三，建国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有“左”的倾向。一九五二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团中央机关坚决贯彻，雷厉风行，要“打老虎”。其实，像团中央这样的行政机关，平时只有一些公务开支报销，没有什么经济大项，哪能藏得住“老虎”呢！当时，机关财务处的一个会计，由于交代不出“贪污”问题，经不住“逼供信”，自杀了。第二天召开机关大会，冯文彬亲自主持，批判和指责自杀者是“叛党”、“自绝于人民”。我感到很惊讶！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胡耀邦头脑很清醒。开始，他领队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到乌鲁木齐，知道团中央系统打了五十多个右派，大都是各单位的中坚骨干，立即指示刹车。在当时强大的外界压力下，胡耀邦无力回天，抵制反右运动，只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缩小打击面，并对已划为“右派”的下属干部加以鼓励和保护，让他们较顺利地度过难关。这些，在《胡耀邦传》里有详细记述。
胡耀邦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胆识和行动，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记得一九五四年耀邦同我和江明同志有过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无产阶级也讲人道主义”这一命题，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经过文革复出后，耀邦以大无畏的勇气，平反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也是他最得民心的辉煌政绩。
二○一四年，胡耀邦逝世二十五周年，我写了《当代中国的林肯》一文，其中写道：
“胡耀邦之所以伟大，至今被人们念念不忘，就在于他当年敢于顶住各种逆流，解救了数以亿万计的中国‘贱民’和‘亚贱民’，让他们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不仅在中国史，而且在世界史、人类史上，都应该大书特书的。”
善良，富有现代意识和人性，一心为民，是胡耀邦给我最深的第三个印象。
转达李锐四句话
我把该讲的话说完，等待傅高义的提问。傅教授绕开五六十年代的话题，却问胡耀邦八十年代的事，这使我感到有些为难。八十年代的胡耀邦，早已离开团中央了。
事后才知道，傅高义这次是有备而来。此前，他去过胡耀邦的浏阳故居，同胡德华、满妹等亲友们进行过多次谈话，还看了不少有关材料和书籍，对胡耀邦一生，包括在团中央时期的基本情况，是比较熟悉的。还有，这次来京之前，傅接受《中国新闻》记者的采访，直白他来京的主要目的，是想“搜集一些有关胡耀邦的故事”。这一点，从高勇同志（原胡耀邦秘书）处得到证实。高勇告诉我：这次傅高义也采访了他。傅先生最感兴趣的，不是团中央的事，而是八十年代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前后的一些背景和细节。比如：为什么和胡耀邦有过“桃园三结义”、私交深厚的王鹤寿，竟在“生活会”上揭发和批判胡耀邦；胡耀邦和薄一波在延安时是否有过过节，如此等等，都是一些比较敏感、也是大众最想知道的内情，在我这里显然很难得到准确和满意的回答。
于是，我转移话题，谈起两天前去李锐家的事。李锐老人知道傅教授来京，特托我向傅先生转达四句话。傅高义听了，顿时兴奋起来。他拿起桌上的笔，连声问我：“李锐说了四句什么话？”
我告诉傅先生：“第一句话是，感谢你在哈佛对我的热情招待。”
傅高义立马解释：“李锐访问哈佛大学时，住在我家里。还有，刘宾雁访美，也在我家住过。”看来，傅高义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
我接着说：“李锐的第二句话是，谢谢你还记得我，向我祝寿。”接着，我告诉傅先生：二○一四年四月，李锐九十八寿辰举行家宴，我参加了。看到餐厅里挂有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送来的一幅红色贺幛，上面写着“仁者寿”三个大字，下方署名中有傅先生的名字。傅先生点点头，面向旁边的窦新元说：“对！那次哈佛大学要给李锐祝寿，我是签了名的。”
“胡耀邦是个值得大写的人，他救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李锐的第三句话。”
在说上面这几句话时，我记起傅高义说过的一段话：“中国国内有一些胡耀邦的研究者，他们喜欢拔高胡耀邦的声誉，让更多的人尊敬胡耀邦，但那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正确地理解他，而不是拔高。”刚才，我把胡耀邦比喻为“当代中国的林肯”，现在，又介绍李锐对胡耀邦的评价，我们两个人是否都在“拔高”胡耀邦？这些观点，傅教授能接受吗？
我正思索这个问题，听到傅先生在催问：“第四句话呢？”
我赶紧回答：“李锐第四句话是，希望傅先生的大作早日问世。”又补充说：“李锐如今已是百岁老人了，但愿他有生之年能读到你的著作。”
稍后，窦新元告诉我：傅教授准备用十年功夫来写胡耀邦，目前他还有一本写日本的书没有写完。他准备这两本书的工作同时交叉进行，尽量争取早日出版。
交谈已一个多钟头，还谈及其他事。过十一点了，看到傅先生神态好像有点不适，于是我提出结束我们的谈话，随即离开了北大校园。
小议《邓小平时代》
临走前，我把自己写的有关胡耀邦的书籍和文章资料送给傅高义参考。傅回赠我一本他的著作──《邓小平时代》（注），并当场在扉页上用中文书写：“盛禹九先生指正傅高义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市”。他的落款和书法端庄流畅，真不愧为“中国先生”。
此前略知《邓小平时代》一书情况：中文版在中国大陆两次印刷发行八十万册，是外国学者写中国领导人发行量最多的出版物。傅高义把他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他的母校──俄亥俄威斯理安大学。就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来说，在读者中反映评说不一。
回家阅读这本六十多万字的“大部头”，颇多感触。作者对邓小平的人生轨迹进行了合乎逻辑和细緻的梳理，用大量的篇幅叙述这位“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怎样领导中国“转型”，“走向世界”；但很奇怪，生活在一个崇尚民主宪政国度里的这位学者，却较少提及、或极力淡化邓小平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面前，其政治思想相当保守落后，以及其工作中的诸多失误。
邓小平一九八○年曾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自评功过：“对半开就不错了。”我猜想，这不是故作谦逊，也可能是其真诚反省。众所周知，文革前在“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中，作为“副帅”的邓小平，也是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和决策者。文革后复出，他经济上反“左”，改变毛泽东的政策，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在政治上依旧推行毛泽东的路线，坚持“反右派方向是正确的”，只不过“扩大化”了；他拒绝接受胡耀邦的建议，为“高饶反党联盟”平反；还有，他极力主张反“自由化”，让胡、赵下台，以及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等等，后果非常严重，大大阻碍和推迟了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因此被称作是“半个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在这些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分析和评论，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遗憾和缺陷。
尽管如此，我欣赏傅教授在书里以及其它场合常讲的一句话：“邓小平是总经理，不是总设计师。”这里说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它纠正了中国主流媒体长期宣传中的一个错误。邓小平既然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总设计师”，那么，谁是“总设计师”呢？傅教授的回答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中，唱主角的应该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可这两人先后被“辞职”下台。后来，在大众的不断呼吁下，经过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至今其中一个已“半恢复”名誉，另一个仍在继续封杀中。这些事，究竟说明了什么？！
傅高义为中国领导人写传记，第二个最初人选是朱鎔基；后来经人建议，他改变主意，决心写胡耀邦了。如前所述，胡耀邦和邓小平在政治理念和政策实施诸多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傅高义在写作中，将如何处理和解读这些分歧？他能全面彻底地为胡耀邦恢复名誉吗？人们在拭目以待。
──二○一六年九月于北京
注：对《邓小平时代》书名，文化学者、民间著名思想家王康在他的《通向自由中国的路标──刘宾雁逝世十周年祭》一文中这样写道：“傅高义取名《邓小平时代》，显示传主乃继位最高法统，天然代表他统辖的空间（国家）和时间（时代）。事实上，跟秦皇汉武‘视国为家’一样，共产中国发生的所有大事，无不打上最高统治者的戳印。邓小平也许是最后一名可以加封‘时代’二字的最高统治者，正如‘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重大事件无不属于毛的私事一样，当代所有编入《新华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名词，几乎都与邓小平有关。很难否定傅高义对中国的本质性解读，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断语仍是共产中国的真实写照。二○○五年，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出版《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全球同步发行，‘永不绝版’，但不敢称《江泽民时代》。”
文章来源：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