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于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从严治党”为主题。至此，习近平上台后治国理政的总纲领——四个全面，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国从严治党，已经悉数到位，并分别高规格地作为全会主题以示重视与强调。
这样的布局，如果从总结角度出发，那么无疑说明习近平十八大后的每一步都是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而如果以此作为大前提，也不难推导出，每一个“全面”如何开展，以何人当做左膀右臂，习近平在谋局之前恐怕也早有思虑。以从严治党为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办主任栗战书，显然是上佳人选。而结合十八大至今四年多的实践，也证明了两人确实身兼此份重任，并交出了不错的答卷。
为何选定王岐山、栗战书？外界多习惯于从二人的自身要素出发分析缘由，却独独忽略了“中纪委书记”、“大内总管”这两个关键职位本身的功用。虽然中共建制以来，就始终在进行着党建工作，毛时代甚至将党的建设看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党建的着力点却不外乎思想与制度两大方面。王岐山带领的中纪委，负责通过雷厉风行的无差别反腐与整风，来达到在思想层面威慑人心的目的；而栗战书带领的中办，作为中共最核心、最机密的中央机构之一，则负责以制度法规约束党员行为。一前台一幕后，一善变一冷静，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大棋局中的关键要素。
不按牌理出牌的酷吏阎王
选择王岐山作为党建的副手，习近平看中的，是他的不按常理出牌，他的“善变”。而这一“变”，因为打破了中共庞大官僚体系的常规，所以形成的威慑效应可见一斑。
王岐山之不走寻常路，贯穿于始终。当习近平带领六常委第一次公开亮相时，其中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王岐山后来的特立独行。因为七常委中，唯有王岐山一人佩戴了暗色调的领带。而按照惯例，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原本应该辅之以喜庆的“红”才合乎情理。
而在反腐党建方面，王岐山的不走寻常路，让官场感受到了“动真格”、“真反腐”。首先，王岐山接棒中纪委书记后，反腐有意打破提前限制贪官言行的这一“铁律”。从周永康到徐才厚，从令计划到郭伯雄，以及刘志军、刘铁男、蒋洁敏等，在被当局宣布接受调查前，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公开露面和公开活动。而新近落马的天津代理书记黄兴国，更是在当日还出现在《天津日报》头条。其次，反腐再无不可逾越的上限，刑也完全可以上常委。也正是这种破上限之举，让习王联手进行的反腐才获得了“动真格”的赞誉。
王岐山之所以“能”，并放手去拍蝇打虎，也与时势脱不开关系。十八大后，习近平作为一把手，将反腐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习王联手交出的成绩单，不仅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魔咒，也拿下了军中大老虎徐才厚、郭伯雄，“大内总管”令计划。这样的反腐成绩单，得益于习王二人的默契配合。王岐山在与某国企老总私下的一次交谈时，曾如是感叹——“（习近平）这个老大让我心服口服，我只要踏实做事就可以了。”而另一个被外界拿出来反复咀嚼的细节是，习近平下乡期间，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合盖过一床被子。这种抽离了上下级关系的“交情”，让两人的默契更为真实和经得起考验。
提到王岐山的不走寻常路和不按牌理出牌，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行事做派上。比如在一次讨论会上，彼时身为吉林省委书记的王儒林准确念一份写好的稿子，就被王岐山当场打断。在美国数次打破常规脱稿演讲的表现，也让王岐山成为美国政客心中的“另类”。与王岐山共事多年的好友黄江南分析，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
而让习近平最为欣慰的，是王岐山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鞭子”。2016年4月初，王岐山在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工作培训班开班式上做专题报告，以宏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打破了当下中国的两大误区：一是意识形态化，二是官僚思维。这样的认知与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崇，与同样强调历史观的习近平不谋而合。
“大内总管”软硬兼备
如果说王岐山之变，为的是在心理上造成“畏惧感”，那么栗战书所以被看中，则是凭借着他的“红色背景”和“政治意识”。这种“背景”和“意识”，在增添了认同感的同时，也提供了政治上的安全阀。
从履历上看，栗战书横跨四省，党、政、团兼具，多级多岗的历练臻于完备。此外，在人事、宣传、国安、外交全面插手，尤其是出任国安委办公室主任，更使得栗战书成为习近平反腐党建保驾护航的得力助手。在中办任上，栗战书在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修订党内监督条例等方面，比如严防“带病提拔”、推动“能上能下”方面，成绩斐然。
如果说以上是栗战书的“硬件”优势，那么其“软件”的出类拔萃则更为关键。首先，便是栗战书的红色背景。公开资料显示，栗战书的祖父、父亲、叔父均为中共老革命，为中共建政做出过卓越贡献。同为红色子弟，使得习近平与栗战书在感情上较为亲近。据悉，两人在在1983年到1985年间于河北省担任县委书记时，“意气相投”、“经常一起喝酒”。
其次是栗战书的政治意识。执掌中办后，栗战书的老成持重和办事能力深孚众望，四年来让习近平幕后的中枢机构一直保持平稳运行。特别是在树立习近平的政治权威方面，无论是对“向党中央看齐”、“核心论”的操刀，还是在公开讲话中频频强调“四个意识”，栗战书都拿捏得恰当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栗战书不久前的一次内部讲话。这篇讲话是栗战书在6月30日中办“七一”专题党课上所作的报告。在这篇经过删减仍然长达12,000字的讲话中，栗战书追根溯源中办的历史传统，告诫他的下属如何恪尽职守，而最重要或者说最吸引人的是他相当坦诚地试图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做官。或者说，对待自己有问题的上级，下属应该怎么办？怎样认识“忠”与“奸”，是该忠于领导个人还是忠于职守？
令计划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如果不吸取教训，那么中办依然只是“翻烧饼”式的改朝换代。栗战书试图告诉他的下属老老实实做事才是最聪明的为官之道。而这样的“为官之道”，也是栗战书获得习近平信任的关键所在。
作为习近平吏治党建的左膀右臂，王岐山和栗战书肩负着不同的重任。王岐山作为“党鞭”，负责挥舞能让官员产生痛感的“鞭子”；而老沉持重的栗战书，则更多的是在政治意识与为官之道上添砖加瓦。十八大至今四年的实践，这对“左膀右臂”确实发挥了作用。可偏偏时间不等人。即将到来的十九大，王岐山将不得不因年龄问题退居二线。后续地，“鞭子”交于谁手，不仅决定着习近平的党建愿景能否实现，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这个百年大党的未来。
来源：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