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对“革命”一词的解释有三重意思，一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二是指“具有革命意识的”；三是指“根本改革”。这样的解释是否完整我们姑且不论，就它的第一重意思來说，即革命与社会制度更迭和民生等的许多问题，倒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探讨的。
在中国，“革命”一词古已有之。据史料记载，在“周易革卦彖传”里就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记载。意指纪元前商王汤武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天命，顺民意。这里的“革”即变革，“命”即天命，是从权力政治观点出发对“革命”作出的解释，三千多年來这种解释基本上是沒有变化的。
然而自秦、汉以來直到晚清，无论是农民起义、造反，还是宫廷政变新旧王朝更迭，都未曾有过以“革命”相称的。近代以來的太平天国到兴中会都把自己的行动称之为“造反”、“起义”或“光复”等等，也从未曾用“革命”一词。现代意义的“革命”一词，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引用的，那是他在19世纪末期流亡日本时与友人陈少白在谈话中说到的词，时人也把他们的兴中会称为“革命党”，他们也将自己的行动称作“革命”。自此，“革命”一词便广泛流传开來，特别是共产幽灵徘徊到中国后，“共产暴力革命”在神州大地漫延，给中国带來的则是一次又一次数不尽的大灾难。
中华先祖自古以礼仪立国安邦，但从夏启武力废弃民主禅让的传统规则后，民主联邦的传统政体就开始沦为家天下的专制政体。至夏末桀又进而自以才、智兼勇，自称“红太阳”，更加残暴地奴役人民。其后商汤伐桀，再到武王伐纣，砸碎了奴隶的枷锁，废除了夏王朝兴起的强制人民集体劳动的法则，民众才得以休养生息。但，此后自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开始，又从分封到集权，使中国人又一步紧一步地陷入了奴役之苦。其后一代代的君王虽不再自称“红太阳”，却都改称“真命天子”；他们自诩“爱民如子”，人民却在他们的“强爱”下忍受着煎熬。
中华的圣贤们历来宣扬民意即天意，而历代的君王却众口一词说“民众愚顽”，非强制不能使天下“安定团结”，无处不在奴役、欺压百姓，终至民不聊生，民怨沸腾，酿成民心背离，农民起义；期间又不时使民族陷入衰败时期，外寇则会乘机而入。所有这些，导致中华大地不是战火离乱，就是人祸天灾，总会使中国人民长期处在悲痛苦难之中。到了近代，正是这个后遗症造成的社会现实，给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以机会。期间虽有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然而紧随而來的军阀混战及共产幽灵的入侵神州，特别是其后日寇的侵华，又给共产暴力革创造了条件，使暴力共产革命在战乱贫病的中国得以蔓延，给中国人造成了自夏桀以来的第二个“红太阳”，把中国人推进了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
过往的历史，特别是历来所谓“农民革命”的历史，乃至近代、特别是现代“共产革命”的历史，这些都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国人应该从中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和进行何等样的反思呢？这是特别值得当今中国人深入总结与重新认识的大问题。
一、历史的车轮并非是由农民革命推动的
在古代的历史中，常把农民起义称之为“贼”、为“寇”、为“匪”、为“群盗”，这当然是出自统治阶级之口；但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毛时代，在历史书中，对“农民起义”、“民变”、“暴乱”等则统称之为“革命”而倍加颂扬，却不管其为首者是否确实出身于匪徒或奸、邪、帮等之辈，也不管他们在举事后的掠州屠城、焚书坑儒、打家劫舍、奸淫虏掠等等无法无天的恶行，对这些不论其是否是事实一概指之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诬蔑，一概讳言、隐瞒，这显然是一种不顾事实真相的偏见。
在毛时代流行着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即对中国历史中农民起义的盲目歌颂与肯定，把秦以前的历史简括为一部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史。而秦以后至清末的历史，描述成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史，认为中国历史进步的动力是“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即农民起义。农民的革命起义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动力，乃至形成了一种“王朝建立——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继之又是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民再次起义——改朝换代——”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所谓“规律”，这实在是一种谬误之说。
这显然是把“阶级斗争决定一切”的形式主义历史理念强加于历史之中，是把古代生动、复杂、丰富的历史简单化了，是严重地违背了中国古代历史客观实际的。
应该看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社会各阶层、阶级的分野是十分复杂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错宗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除了地主与农民的斗争以外，还有农民与农民、地主与地主、地主与皇室及大臣、甚至皇室成员内部错宗复杂的关系而形成的各种矛盾与斗争，都是普遍存在、经常发生的。
历史中屡屡出现有各种民变、起义、群众暴动、邪教倡乱以至政治变乱的发生，但所有这些似乎从来就没有过目标和信仰的始终一致，没有过政治方向的始终一致；而发生这些举动的社会力量，其成分又极为复杂，也并非都是农民，并且在其中起主导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所谓领导成员，几乎都不是农民。随便都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如秦末起义军中的刘邦是基层政吏，项羽是楚贵族世家子弟，刘秀则是皇裔豪强地主；隋末起义军的首领李渊、李世民出身于隋朝军事贵族；再如民众所熟知的水泊梁山，它的主要领导成员晁盖、宋江、柴进、卢俊义、吴用等，不是“员外”（庄员地主）、官衙书吏，就是贵族遗少，或是秀才举人。梁山好汉108 将中，80%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军官、商人、各级官吏甚至是僧道。——历代农民起义中类似这样的事例是不可胜数的。
另外还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有许多次都是与社会下层愚昧的民间巫教信仰甚至邪教意识形态有关的，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黄巾，宋代的摩尼教主方腊，清代的白莲教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还有义和团暴乱等等，都是不值得盲目推崇的。
事实上，真正推翻一个王朝制度的统治力量绝对不是单纯来自农民阶级本身的力量，而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一个社会旧制度的解体和衰败，必然会造成社会全方位的离心因素，社会中多种反抗现行体制的力量（其中当然也包括农民），最终集结成统一的社会变革合力，才能最终造成一个王朝的覆没和新旧制度的变革。
如果认为“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的话，那岂不是可以说“农民起义越多、越频繁，历史的进步会越快么？”这显然是荒谬的。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动力并非是农民起义，而是社会各方面的合力综合作用所致，更是与那时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经济力量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进步，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绝对是由那时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只有经济发展进步了，才能推动社会的不断前进。
二、农民革命所带来的多是巨大的灾难
自古“官逼民反”，农民革命有反抗腐朽、争取生存的一面，那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另外一面，即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清末的洪秀全，那些大大小小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它所带来的灾难却是巨大的，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在起义中农民们流血牺牲抛尸荒野之后，是否能用生命换来一片明朗的天空呢？他们的革命行为是否能化解和终结了那时的社会矛盾，使天下从此变得和睦安康、人民生活幸福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纵观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开始多是因为民众深受迫害、奴役、盘剥乃至天灾使民不聊生，或者是因为当政者严厉的刑罚、徭役等等诸多原因，走投无路之下因而聚众起义的。在起义中，一开始，那些为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一不是打着“反抗压迫”、“推翻朝廷”、“杀富济贫”，“为民谋利”——等等的旗号举事；但，一旦他们既使是仅取得了某些局部的胜利，占领了某些城市，生活就马上会变得极端腐败，这样的事例在起义者中是屡见不鲜的。就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来说，开始时洪秀全是打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温饱”的旗号起义；然而，从起义一开始他就开始腐败。据史料记载，此公好女人，起义刚开始就强占有15个女人，一年后打到永安（今广西蒙山）占有的女人就增加到31个，而在1853年3月进入天京后就开始称王，此时拥有的后妃就达到88个。进入天京城后，不但洪秀全迅即称王，他的王亲国戚和起义的功勋兄弟等文武官员达31万多人，几乎个个都在坐享荣华，争奢赛富，成了新的腐败分子，比起清王朝官员的腐败来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的事实证明，许多农民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既使是仅夺得了某些城池取得了局部的胜利，都会变得腐化堕落，其严重程度是要远远超过旧统治者的。更有甚者，他们在欺压乃至屠杀起人民来那更是原来的统治者所不及的。
如陈胜和吴广，他们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竖起大旗后，立刻就忘记原来起义的目的，将刀刃劈向一个个手无寸铁的平民；黄巢起义做了头目后，就疯狂地屠城，数百万无辜者惨死于他的屠刀之下；恶棍一样的李自成做了起义军领袖后，屠遍了整个中国北方；他的把兄弟张献忠也是个恶棍加流氓的起义军头目，他的屠刀几乎削平了整个南中国，尤以在成都的屠杀最为令人震惊，连孕妇、小孩和僧人都杀，大约有近千万人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这样触目惊心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本来的动机和目的是反抗压迫，推翻朝廷，夺取饭碗；但是，他们的这一切初衷在未到取得彻底胜利之时就走样、变味了，很快就会变得与原来的初衷背道而驰，腐化堕落和屠杀百姓都要超过原来的专制统治者，是颇令人深思的。
我们不应该隐瞒历史的真相，不要粉饰残忍，更不应该一味地颂扬暴力。那种一次次给农民起义贴金，一次次唱赞歌，为一群流氓权力者大肆开拓，百般隐瞒，是祸害无穷的。
农民起义中之所以屡屡造成如此的恶果，这是由于农民革命者的胸襟和中国人的劣根性所决定的，使他们最终会变得像他们曾经憎恨的敌人那样可恶。因为他们的所谓革命，其直接目的就是复仇，就是为了杀戮，就是为了将自己的敌人杀得干干净净，然后过自己扬眉吐气的富贵日子；他们从来就不是为着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好的社会新秩序的政治理想而革命的；特别是它的领袖人物，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改朝换代，自己坐上皇位，让黄袍穿到自己身上，而绝非为天下计，为百姓计，这样的革命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于历史都是毫无进步意义可言的。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就在这里。
历史已经证明，农民起义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正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失败，反使统治者的压迫会变本加厉，历史将回归旧有的秩序和黑暗；如果这种起义一时成功（或者仅是局部短暂的胜利）了，农民革命的领袖们立马就会贵族化，他们将着龙袍，拥美女，喜气洋洋地开国大典，然后登堂入室，抡起旧王朝的权柄效仿前朝分封诸侯，开始新一轮的血腥统治。过往的中国历史正是这么走过来的。
三、暴力共产革命仍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延续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到二十世纪之初，这种共产主义的幽灵始徘徊到了中国；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列宁的暴力共产革命输入中国，使中国的暴力革命在外国洋教的包装和指导下从此连续不断，在神州大地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
本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中国从此应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中国人从此应过上自由民主的新生活；然而，由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总是在作怪，那时的各方领导人总会沿袭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陋习，总也不能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动不动就要操起家伙来拼个你死我活，使中国的内乱总是连续不断，人民总也得不到休养生息，过上平静安然的生活。特别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发生在中国南方的农民运动，最典型的如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湖南的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农民造反，随意斗地主、甚至杀地主，分他们的田地，抢夺他们的财产，其后伴随着各地暴发的武装起义，导致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地主还乡团与起义者互相残杀，使那里的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特别是其后国共两党的两次内战，那更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对国家和民族都是罕见的大灾难。
上世纪国共两党的两次内战，表面上看来是因为国民党政权的独裁腐败，官僚、地主和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欺压劳苦大众；共产党要“救民于水火，使人民翻身解放，过上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因而发动和领导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导致内战的暴发。最终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共产党在大陆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的“共和国”。此时的人民真的“翻身解放”、过上自由民主的“幸福的生活”了么？
对于国共两党内斗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论；其实两党不论谁胜利、谁失败，都是同室操戈的兄弟内斗，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巨大的伤害和损失，是无所谓胜利可言的。当然，就内斗双方的胜利者一方而言，如果能够信守他们原来所许下的诺言，在夺得政权后，真正还政于民，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保障全体人民的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权利，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让人民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人民是会真心拥护的。果真这样，胜利者一方也会功载史册的。
然而事实却是与他们原来的许诺相反，当年的诺言尤在耳际，共同纲领的墨汁未干，当政者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夺得政权后，在毛的独裁专制之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了残酷的镇压与屠杀，经济建设中也开始了种种的胡作非为。从剿匪、反霸、暴力土改滥杀无辜、抢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开始，到其后的三反，五反，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大饥荒，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的所谓政治运动，把个神州大地搞得百孔千疮，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都是一次次史无前例的历史大灾难。有学者统计、估算，在毛专制的20多年时间里，被非法杀害、迫害致死、饿死的人，可达八千万到上亿人，受株连的亲属更是多得无计其数。如此空前绝后的大灾难，确是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
这种暴力共产革命的发源地是俄国，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无数的苦难；当它输入到中国以后，，由于它是外来的“新理论”，声称通过这种“革命”，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号称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这种花言巧语的宣传锋芒直逼饥肠辘辘的中国劳苦大众，具有巨大的欺骗性，使人民盲目地投身到这种暴力共产革命中去，出生入死，流血丢命，为毛泽东打下江山，到头来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事实已经证明，那只不过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南柯一梦”。
其实这种所谓的“共产革命”，只不过是的洋教经过现代华丽词藻的包装，外表美丽、动听，究其实质来说和中国历代的农民革命是一脉相承的，绝无什么新的货色，实际上就是历代农民革命的继续，毛泽东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造反者。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革命也是不可取的，更谈不上有什么“先进性”和“伟大历史意义”。
回顾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未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到蒋介石时代建立的也是假“共和”，毛泽东夺权后所建立的仍是独裁专制的政权，他的种种胡作非为和祸国殃民之举，是蒋介石的独裁政权都比不上的。这些问题都是颇值得国人总结和反思的。
四、新世纪开始，中国人应该告别“暴力革命”
如果说过往的暴力革命是由于那时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话，那么从辛亥革命建立共和起，这种暴力革命所导致的内战就不应该再发生了；然而事实上它不但多次发生了，而且其规模和惨烈的程度更要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内乱，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因为那时建立的仍是假共和，未能真正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退让，导致袁世凯篡权，出现军阀混战；其后又是蒋政权的独裁，特别是此时适逢暴力共产革命的输入中国，日本的侵华又给了这种共产革命的东进创造了极好的时机，一些权欲熏心的所谓“共产革命”鼓吹者，他们利用外来的共产邪教欺骗和蛊或民众，终致内战爆发，而使他们最终夺得了政权。这段历史国人是深受其害并感受颇多的。
在21世纪开始后，中国还需要这种“暴力革命”吗？这种“暴力革命”还会发生么？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各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探讨，而下述两方面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绝不能再有这种“暴力革命”了。因为中国人民从历史的教训中深知，这种“暴力革命”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不是和平与幸福，而是数不尽的一次次大灾难，不论是历代的农民革命，还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多次内斗，教训都是深刻的，国人是再也经受不起这种折腾了。无论从感情上还是道德上说，除了权欲熏心的野心家，是没有人会喜欢这种暴力和战争的。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长的时间呢？正常的人生也许能活七、八十年，至多上百年那可是稀少的了，命短的不知那一天就会离开人世，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有什么必要在为争权夺利而尔虞我诈，乃至相互残杀呢？大家能和睦相处，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过上和平、安康的幸福生活不是更好么？因此，告别“暴力革命”，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是人民的愿望。
其次，这种“暴力革命”的发生与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人们不希望这种“暴力革命”的再次发生，这当然是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但，如若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不能正确认识和积极化解，任其发展下去，“暴力革命”的暴发仍然也是会有可能发生的。
在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那时的当政者们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和他的“社会主义”，平反冤假错案，经济上开始了改革开放，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不再挨饿肚子了，政治上也有了相对宽容的环境，都是令人高兴和满意的。如果从此时起，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不断地发展进步，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人民有充分的人权保障和广泛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宪政民主国家，像西方英、美等民主国家那样，那是永远也不会有暴力革命发生的。
诚然，当今的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GDP连年增长，据经济部门统计，2015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6·9%，达到了67·67万亿元，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已步入了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的地位，令世界瞩目。面对这些，难怪有人高呼这是中国“崛起”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甚至在国外还有人称这是值得别国学习的“中国模式”，而使一些人自我陶醉。
这些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表面的现像。这种表面的现像就好似一层迷雾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当我们透过这层迷雾深入细看时，是可以看到许多瑕玷的。如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腐败横行蔓延，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社会不公、不义，弱势群体举步为艰，各种由于权益受到侵害因维权不果而引发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屡屡发生，各种安全事故频发，环境严重被破坏，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世风日下，信仰和道德危机，黑社会性质犯罪和各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黄、赌、毒泛滥成灾，底层民众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了压在他们头上新的三座大山——等等，这一系列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无一不在严重地阻碍着这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都是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乃至最终引发“暴力革命”的潜在因素。
以上所列举的种种社会存在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看到它，并想方设法来解决它。好在当今的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老党员、老干部，特别是那些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从爱国、爱党的目的出发，都共同发出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就是当今的执政者在高调反腐败的同时，也多次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要实现这种愿望也绝非一帆风顺的，它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首先是权贵利益集团在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利用权势在压制和破坏。他们会抡起独裁专制的大棒，用强权打压维权上访的民众，打压维权和发出不同声音的律师、记者、民运人士。他们一方面禁止不同声音的出现，一方面则用谎言来欺骗人民，只准他们的御用学者在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发表奇谈怪论来批“政治体制改革”，批“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说什么“‘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模式在中国是不可行的”，“西方的议会制不适用于中国”，“搞民主就会要天下大乱”，“中国绝不能搞多党竞争执政”——等等；却不给任何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谁要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就会动用国家机器，对发出不同声音者轻则传讯或监视，重则说你是“颠覆国家政权”而予以抓捕、判刑，这那里还有一点民主和法治可言呢？这完全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言论禁锢，是一言堂，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法西斯式的专制。
回顾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当年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它的媒体就曾发表过大量关于“人权、民主和自由”的讲话和文章，呼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要求实行民主选举等一系列符合时代潮流的声音。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历史先声，可是到了现在这一代的子孙们，他们早就把老祖宗的遗训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连老祖宗说过的话现在都要禁止，不许人们再说，到处都在禁书、禁报，封网，钳制言论，这岂非怪事？
这些权贵的既得利者们，他们表面上也在口口声声高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构建“和谐社会”——等等一类的动听词语，实际上那是在装样子，是为了欺骗和愚弄民众。从他们的种种胡作非为，如一次次的大搞圈地运动，大发土地财，利用权势大肆贪污、受贿，侵占、掏空国有资产，侵害民众的合法权益，中饱自己的私囊，过着腐败透顶的腐朽生活，人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人完全是一伙两面派的阴阳人，他们自己未必就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利益，只知道自己的贪污、受贿和腐败，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就把子女和家属以及财产转移到国外，在国外购置了豪宅，自己在国内做裹官，一旦东窗事发便可逃之夭夭，这伙人的丑恶嘴脸，民众是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这是一群利令智昏，颟顸昏乱，目光短浅的人。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只看到自己的既得利益，是绝对看不到在他们权力宝坐下面那翻腾滚动的岩浆所潜藏着的巨大能量，这些能量一旦爆发，破坏力将是强大无比的。
因为权贵利益集团贪得无厌的要求永无止境，危机就有加深扩大的可能；受欺压的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会出现骚乱、乃致发生暴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就屡屡发生，从每年数千起到数万起以上，并且是愈来愈多，规模越来越大，所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影响也愈益严重；最典型的如贵州的瓮安群体性打砸烧抢事件，云南孟连胶农骚乱事件，湖北石首骚乱事件，江西南康群体性骚乱事件——等等，都是特别重大的骚乱事件。还有那些因受冤屈而走上极端报复行凶致人死亡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虽然是个案，但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却是深重的。如近年来发生的南京翁彪案，甘肃王斌余案、钱文昭案，北京杨佳案，贵州遵义何胜凯案，湖南永州枪杀案，河南商城县爆炸案，黑龙江伊春市凶杀案，辽宁抚顺凶杀案——等等，这些凶杀案的发生无一不是因为行凶者因为受了冤屈，又不能得到合理妥善的处理，终使他们走上极端而报复杀人，酿成悲剧。
笔者认为，不管是群体性骚乱，还是引发暴力出现命案，都是不可取的；不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受到损失，发生血案时，受害者不是失去生命就是伤残；而报复行凶者也要因此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惩罚，双方都会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失，何必非要走这种极端的道路呢？尽管骚乱的群体和报复行凶者都可能是因受迫害或权益受到侵害而有这样那样的冤屈，甚至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的这一切虽然值得同情，但还是应该忍耐，应该用和平理性的办法来处理为好。遇事要冷静，一切要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凭一时的意气出发，那样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在处理问题时要有耐心，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还应该等待。
因此，现代的社会应该告别“暴力革命”，即使是在独裁专制的政体下，也仍然应以和平理性、走和平演变的道路为好。应该总结中国两千多年来靠暴力来改朝换代、、夺取权力的经验教训，那样做的结果，即使暴力革命成功了，推翻了旧的统治者，新统治者上台，还不是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对人民能有丝毫的好处么？
前苏联和东欧独裁专制政权的垮台都是和平演变的结果，他们的成功经验已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和平演变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其它的任何作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行的。既使独裁专制的政体一时无法改变，为了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也应该有耐心等侍，等待独裁集团内部的分化，因为这个集团绝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在世界民主化大潮的冲击下，必然会在他们之中产生民主派的，由这些民主派来主导政治体制的改革，对广大民众才是大为有益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广大民众迅速的觉酲，只有广大的民众自觉的起来了，中国的事情才有可能办好的。
结束语
在古代，最早使用“革命”一词的是中国；但在现代，“革命”一词变成新的汉语词语，却是由日本传入的。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接受了“革命”一词，并使传统中国的“革其王命”与西方文明的激进式前进构成了某种复杂的配合，融入了浓烈的现代思想色彩，随之出现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此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输入中国，共产暴力革命迅即蔓延，使这一词语变成了中国最鲜明、最时髦的思想和政治用语。
1949年后，“革命”一词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语。从马、列“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到毛的“继续革命”思想在中国的鼓吹与膨胀，对那时中国人的一切都要用“革命”与否来衡量、检验，给中国所造成的严重灾难是世人早就领教过的了，那是不堪回首的苦难。
汉语词典里，对“革命”一词的解析，如果仅是指的什么“暴力革命”，用暴力去推翻一个政权，则显然是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也是当今的人民所不再需要的了，我们必须彻底的告别这种“暴力革命”。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这种“暴力革命”把中国人折腾得够惨了，人们必须把它彻底的抛弃。
在当今时代，要推动社会的前进，化解社会的矛盾，废除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唯一正确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和平理性、协商退让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既不会造成社会动乱，也不会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最合乎理想的社会变革。如果不考虏后果而非要使用暴力的话，到头来不但达不到任何目的，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广大民众，我们何必一定要使用这种对各方都会造成伤害而毫无益处的暴力呢？要知道当今的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除了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而外，那些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数百万公安、武警、特警乃至野战部队，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所能对付的吗？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一块或数块“革命根据地”能同时存在，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代早已一不复返了。而今已进入到了民主宪政的新时代，只有靠绝大多数民众的觉醒，同时靠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内、外结合起来，用和平理性的办法，各方都要有协商、退让的诚意，才能达到变革的目的。只有这样的社会变革，才是符合国家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除此以外的任何办法都必须在排除之列。
作于2016年9月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