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的政，由正与文组成。正者，正常、正气、正义、正道也；文者，文化、文教、文明也。只有正与文两者兼具，才能通达治理，才可治国安民，才符合政治的标准。
首先，政治是“正人”之事，然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故正人先须正己。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集注》引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马一浮先生说得好：“政是正己以正人，治是修己以治人，此乃政治真义。今人好言政治，只知尚权力，计利害，与古义天地悬隔。”
其次，这个“文”字，亦值得深长思。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孔子又称尧“焕乎其有文章”，以尧舜事业为“文章”。《尚书》称尧“文思安安”、舜“睿哲文明”、禹“文命敷于四海”，其“文”字皆有深意。
很多人包括某些儒家学者认为儒家政治是人治，错了。儒家是“文治”、德治、礼制。儒家对政治家的个体道德修养非常重视，同时又特别强调良制良法。儒家政治与民主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是道德挂帅，一是制度、法律挂帅。
儒家的“文”，如上所述，儒家的德具有政治性和制度性，而礼是各种文物典章制度的总称，儒家礼法并称，礼也可以涵盖法律，儒家外王学就是直接关注制度建设的学说。总之，儒家的道德包括政治道德，政治道德必须体现为道德政治，而道德政治又以良制良法为核心。
儒者重视家庭社会更重视政治，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功夫，更在政治上做功夫，追求在政治上兴善除恶：良制良法，兴之不容已；恶制恶法，除之而后快。不论是否有机会从政，儒者都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充满己饥己溺、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在政治上，儒家不反对革命。孟子和荀子一主性善，一主性恶，学术路线歧异，但都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认为君主若“德不称位”，甚至残虐臣民，臣民就有革命的权利。针对世俗中“商汤周武是篡夺桀纣天下”的说法，荀子指出，商汤、周武不是篡夺天下，而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详见《荀子-正论》）
但是，儒家反对革命崇拜，反对马列主义“革命教”的教义，认为革命仅具有工具价值，任何革命行动，都必须遵守仁义、诚信、中庸等原则，真正以民为本。同样，儒家不反对阶级斗争，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和谐为纲；儒家不反对利益追求，但反对利益至上，主张正其义再谋其利，先义后利，追求公利—真正的人民利益……
人们都以为民主社会的“官”不好做，殊不知真正王道社会的“官”更难做，除了受到制度法律的制约，还要接受各种道德规范和良知原则的约束—-这种约束尽管比较软，对真正的儒者来说却是更为有力有效的，是“天条”。某些不良法条，儒者或不怕犯之，却绝不敢“触犯天条”的。另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权，同样取之有道。孔孟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寻求实现仁政理想的机会和权力。但孔孟和历代圣贤绝不会为了得到权力而放弃道义、违背原则。
二
根据中华的政治标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政治，达标者寡。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荀子说：“以德兼人者王。”且不说秦汉以后，便是夏商周王朝，也有大量的王不配称王，很多朝代不配为王道。
至于现代中国所谓的政治，别说王道，连霸道也不配（以力假仁者霸，霸，也是借助仁义讲究道德的呀。）纯属赤裸裸地夺民之利、恶狠狠地侵民之权的流氓政治盗贼政治。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写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这段话用来描述当今中国，最传神不过了，而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汉末年尽管政治颟顸官场腐败，但清官良吏和正义之士也层出不穷，而现在，要在体制内找一个清正之士，只怕比大海捞针更加艰难。
古人云：“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便是损阴隲处。随事皆然，当官尤甚。”现在当官、当政者，皆以“使人民不敢言”为荣耀，以“使真言无处发”为要务，岂仅损阴隲而已？人民不敢言而敢怒。直到地下的怒火铸就人间的地狱—-中国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正人君子的地狱，成为禽兽盗贼的天堂。
（当然，从佛教角度看，禽兽盗贼与天堂无缘。他们不仅死后要下地狱，当下就已经生活于地狱了。贪嗔痴慢疑本身就是地狱境界也，仿佛荣华富贵，其实心灾重重危险重重，不祥莫大焉，苦痛莫大焉。）
儒家严华夷之辨、王霸之辩、义利之辨、真伪正邪之辨。现代中国的“政治”，非华、非王、非义、非真、非正，是反政治的假恶丑政治：反正常、反正义、反正道、反文化、反文明，豺狼当道，特权第一，利益至上，防民之口，以民为敌…
《论语》载：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冉求所议，实为政务，只是议于“季氏之私朝”，故为孔子所讥。国家政务，必须“议于公朝”，即使退休大夫“犹当与闻”。如果“独与家臣谋于私室”，那就不成政务而成为家务事了。用现代话说，这是有违“政务公开”原则的。
同样，现代中国没有政治，只有党务、家务、权术、私事；当然没有政治家，甚至没有西方那种政客，只有术士戏子阴谋家野心家势利客投机分子黑箱操作者及撞钟和尚，只有极端利己主义、利益主义者。自古小人有可能长大，恶人有可能善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唯有经过唯物主义洗脑的人，都会成为的“唯物质主义”者，把物质享受和特权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所以，六十多年来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不仅缺德，往往还很缺智，缺乏适可而止急流勇退的智慧，总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他们一旦拥有特权，就很容易权令智昏，很喜欢把权用尽、把路走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哪。
三
至于毛氏，更是空前的独夫民贼窃国大盗。荀子说：“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弑，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
毛氏比桀纣更加穷凶极恶，更属于“天下之害”、“民之怨贼”。崇拜、歌颂毛氏，以毛氏为统帅、领袖和导师，自然更加“不祥”。事实上，崇毛者个人大多命运坎坷，下场悲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各种重大的人祸及天灾此伏彼起，真可谓不祥莫大焉。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毛左派有“爱滋病毒特性”：“它对其他不生养自己的机体却无力残害，专门残害的只是能生养自己的机体。”然哉然哉。
有人认为毛氏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罪孽最大（如茅于轼），东海以为他搞文革罪孽更大。文革残害的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慧命，毁灭的是无数无量生民的心性。哀莫大于心死，人人丧心社会病狂，那是比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更可悲的。
文革虽然早已结束，他的罪孽可没有停止，只要他还受到崇拜，他的思想还在流传，他的罪孽就在不断延伸和扩张之中。尽管后三十年政治路线是右转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还高踞宪位，左的幽灵还时隐时现，国内霸权主义国家恐怖主义还在名正言顺地延续着……
现在，到处“红歌”嘹亮，中国向左转倾向鲜明，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其实，与其说是唱红，不如说是倡黑，因为绝大多数红歌是不正常的，是对暴君暴政暴力的歌颂，对邪知邪见邪说的宣传。据报道，重庆69岁的易如国老母去世，而他坚持随重庆“唱读讲传”进京演出团进京演出。真可谓：爹亲娘亲不如红歌亲，红歌一唱心便黑也。
至于重庆方竹笋案件，更充分说明：红歌特别响亮的地方，政治社会特别黑，言论自由度特别低。对几个市领导发几句文字牢骚，居然锻炼成狱，这种事在秦始皇时代也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马家队伍中“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才干得出来。2011-6-21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注：有儒友指出：“政是正攵,不是文。九經字樣作攴，今依石經作攵，與文別。”其实这不影响东海的解释。《诗?大雅?皇矣》曰：“其政不获”，释文:“政,政教也。” 政与文教、教化密切相关。政与教皆有攴。《说文解字》：攴，小击也。“攴”是执以教导人者，有“正人”意，可以引申为教化、文化的意思。
对某些文字作出别出心裁的注释，是儒家的传统。就像王字。王字的甲骨文为斧钺之形，斧钺为礼器，象征王者之权威。这是象形；本作“士”,是能独立任事的人,后加一横,表示在“士”之上,即人间的最高统治者,这是会意。又有，“王”字有“二”与“十”字组合说、“一”与“土”字组合说、“大”与“一”字组合说、“人”与“二”字组合说、“大”与“二”字组合说等等，各有其当。董仲舒的解释最有外王特色：‘古之造字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2011-6-21东海附言
（独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