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著名专家学者的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抢成为国内一些媒体热议的话题,这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以人为本就是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他同时呼吁用严厉的措施改善广州的治安,并建议恢复已经废止了三年的收容审查制度以此改善广州的社会治安状况。与这位专家观点接近的分管政法的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就是这样一位重典治乱的实际操作者,他鼓励警察面对“砍手党”时要敢于开枪,在惩罚犯罪上,他主张实行“四靠”政策:只要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两抢”,抢劫犯罪定罪向“量刑幅度的上刑”靠;抢夺定性向“抢劫犯罪”上靠;治安抢夺的转化定性向“刑事抢夺”上靠;治安抢夺的处罚由“治安拘留”向“劳动教养”上靠。许多网友也很支持“重典治乱”,一方面是对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的不满,同时也有对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重典”是他们不二的法则,“逮到就毙”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乱世用重典”是中国先秦时代法家的政治主张,利用普通人对酷刑酷吏畏惧和恐惧的心理,以严苛的法律维护君主的无尚权威。韩非子虽然死于秦王嬴政和李斯主导的政治谋杀,但他的“重典”理想却被后来成为秦始皇的嬴政全盘照搬应用于统一后的秦帝国,但秦始皇本人传万世的政治理想却毁于他自己所制定的严苛得不近人情法律制度,仅二世就亡了国。许多时候“重典”对普通民众起威慑作用的同时,也是官场内部政治斗争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中国几乎每个朝代都少不了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咬几口的皇家猎犬般的酷吏,酷吏的存在是专制社会的一大表象特征,几乎每一本传记史书都有《酷吏列传》。“乱世用重典”的逻辑问题在于观点持有者只从自身对严刑的恐惧而忽略了不公正社会环境对其它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乱世被当成了一种原因,重典被当作治理这种非正常状态原因的一种自认为有效的手段。其实,乱世更应该是一种结果,不公正社会制度产生的众多社会问题汇集积累造成的社会恶果,重典之下又难谈公正,反而可能会加剧社会动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利用重典治理乱世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世道太平混乱与否与是否公正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而与法律制度是否严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秦和汉两个朝代的兴衰为此作了最好的说明,秦王朝统一天下秦始皇迷信暴力依靠严苛的暴政治国仅十五年就亡了国,废除秦暴政所有法律仅约法三章的刘邦却赢得了民心而成就了霸业,又靠黄老道家无为思想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康开创了汉朝初年的太平盛世。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史诗般的文学作品,他为我们描写了后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社会普通人生活的生动图景。在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冉阿让那样的因贫困而潦倒的男子、芳汀那样因饥饿而堕落的妇女、珂赛特那样因社会黑暗而羸弱的儿童的问题上,这个世界更需要的是米里哀主教那样爱和宽容的化身以救助和维护穷人为己任的正直的人。相反,作者对总是用那种硬心肠的苛刻态度来处理一切铁面无情始终依靠重典整治“坏人”的沙威警长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严厉的抨击。人的内心深处几乎都存在善恶两面,像沙威警长那样将好人和坏人划分得泾渭分明是危险的,当某人失足不幸成为坏人或犯罪分子的时候,应该像米里哀主教那样用爱心真诚的去感染他激发出其内心善的一面,这个世界才能更美好。书中的主人冉阿让为生计所迫偷面包而锒铛入狱,严苛的法律和世俗的偏见只能使他本已变态的心灵更加扭曲,只有当米里哀主教对其偷窃行为的爱和宽容,才使其灵魂彻底震撼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并在其后半生尽其所能善待包括芳汀和珂赛特在内的穷苦人,将主教给他的爱向更多的人传递。悲惨世界的实质就是一个爱和宽容匮乏的社会,社会不公和世俗偏见是爱和宽容最大的敌人。

现代中国是否乱世,见仁见智每个人从不同角度观察社会也许会有不同看法,但社会存在个别乱象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所以就有人主张“重典治乱”,同时也由于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的存在,主张“重典治贪”的人也不在少数。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执行死刑的国家,每年死刑犯人数量居世界之冠(具体数字是国家机密,我们无从得知),不管是对普通刑事犯的验大海是对官员贪腐案的中盘都并没有使社会基本治安状况和官场的清廉程度有任何实质性的好的改善。当我们为城市街头异乡少年成为惯偷惯抢而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些从事犯罪活动的少年本应该坐在课堂上接受基本教育,义务教育本应该具有的强制性在不能完全免费的前提下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和强制力。如果我们能够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能够做的更好一些,哪怕是能够遵守一般法律的底线维权,王斌余和阿星们非理性杀人的社会悲剧就完全可能避免。对于贪污腐败,建立一套有效监督的机制不给有心腐败者腐败的机会总比严惩本身更重要。刑事犯罪与人体生病是一个道理,预防总比治疗更重要,所有的药都会或多或少有副作用,药力越强相应的对人体的副作用也就越大,如果人真的到了非得放疗化疗治疗不可的地步这个人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社会需要更多的爱和宽容,并不是说要取消法律,但法律制度必须是公正的和人性化的,对待所谓的坏人和犯罪分子同样要讲人性化。末代皇帝都能感慨鬼可以变成人,能使鬼变成人的肯定不是某些人所主张的重典,而是人性化的法律制度。无罪推论、法律向弱势群体倾斜,人性化对待罪犯这些法律原则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司法原则的主流,我们真的不应该只凭着某些人自我感觉逆风飞扬。

2006年8月10日完稿

首发《议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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