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文选》共三卷,人民出版社同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同时出版多卷本,盖过当年《毛泽东选集》一集一集出版的风头。全国媒体大张旗鼓宣传作广告,新华书店门口张挂鲜红条幅大肆造势。大有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一片红的疯狂劲头。这不是读者追捧的结果,而是政府行为,太不正常。

文选“南巡”,绝地“惊驾”

撇开文选本身的史料价值不言,为一个全身而退的前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动用众多国家行政资源歌功颂德,还是比较罕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副教授杨德山如是说:“用思想武装人民,让人民跟着领路人走。”。马屁拍到文革的水平,真个是邀宠的最高境界了。但这只是不同人根据自己需要进行解读的表面现象。

江泽民要靠文选完成一次“南巡”,绝地反击。十七大临近,中共高层人事安排,颇为瞩目。政治局常委“江派”人马黄菊基本落马,曾庆红被公认为是江泽民现存的唯一心腹。此时江泽民选择出版文选,要说其理论、思想价值,恐怕没有几个人信服。倒颇有当年邓小平南巡向自己一手栽培的接班人宣示余威的味道。胡锦涛比他当年更不听话,青出于蓝胜于蓝。2004年江交出军权,垂帘听政的机会丧失殆尽。胡已牢牢掌控党权、军权、行政权,开始不买江的帐,江能不失落?于是,江泽民借出版所谓文选之机,使出一招“铩手锏”,与邓的南巡一样要达到“惊驾”的目的。为其生前保留最后的权力威严,死后泽荫子嗣和部从,筑造权势温床。这是专制独裁制度特有的“老人政治”的嗜权现象。要承认,中共比起大流氓独裁者金正日、卡斯特罗,将执政权力“禅让”儿子、弟弟,更具蒙骗性和苟延力。

笔者从文选中找到江泽民任上15年,对待六四、法轮功、台湾问题、邓小平南巡的文字和心理佐证,这是作为证据的价值所在。

八九民运:从“反革命暴乱”改口“政治风波”

“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和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见《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同情民运的开明派赵紫阳总书记被软禁。邓小平一手把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扶上中共总书记宝座。以上这段话,是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出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时的就职演说。前有邓小平、李鹏披挡六四血债,将八九民运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江泽民当然不愿沾染六四鲜血,冒政治风险,沦为历史“罪人”,但刚被扶上台,不得不站在“暴乱”说立场。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早已做出了正确的结论,而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人总是企图翻案。”(见第二卷《领导干部一定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4月21日,写给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军委各同志的信)。

这封信,写于邓小平去世一年出头之后。他马上改口弱化八九民运是一场“政治风波”,将自己漂白,洗得干干净净。但是镇压上海民运,江泽民无法摆脱干系。笔者作为民运的亲历者,被处“反革命”罪入狱,许多“暴徒”被枪毙,死难者更是难计其数。人民,只承认六四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历史终将要为六四正名。犹记得ABC著名主持人丹拉瑟在天安门广场的现场直播: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首都北京,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5点,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到这里,争取民主与自由……

法轮功:从震惊恐惧到残酷迫害

笔者很惊讶,对法轮功的恐惧,从文选修饰后信件的字里行间仍能明显觉察到。

“今天的事件,值得我们深思。人不知、鬼不晓,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口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可我们的有关部门事先毫无觉察,而从互联网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轮功’在各地的组织联络系统,这还不发人深省吗?……此事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作了报道并加以煽动性渲染。究竟同海外、西方有无联系,某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六四事件十周年——笔者注)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的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对这种已形成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为此深感内疚。”

“……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传的?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见第二卷《一个新的信号》,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写给政治局及其他领导同志的信)

“去年”法轮功“问题暴露出来以后,引起了我的深思,提出了”法轮功“的兴起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见第三卷《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年5月14日在上海的讲话)

这为中共后来定性法轮功为邪教,进而为疯狂迫害、镇压埋下了伏笔。

台湾问题和邓小平南巡:“老人政治”身后事

“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一个牵挂。……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还要坚持文攻武备的总方略。我们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决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江泽民谈台湾问题。”(见第三卷《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2004年9月1日,向中央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帝王的暴力政治思维,不忘在权力最后放弃一刻丢掉。几次台海危机,完成了一个庞大的专制政权对一个弱小的民主社会全面的恐怖主义威慑。“主权统一论”蒙蔽了许多大陆同胞的眼睛。人权高于主权,是在专制社会必须得到校正的自由价值观。要涤清专制教育几十年的格式化洗脑,尚要假以时日。

“……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很难说的。”(见第三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2001年8月31日,在国防大学的讲话)。

媳妇熬成婆婆。新的权威依然固化上一代的独裁衣钵。民主制度都是相似的,专制国家各有各的不同。为“老人政治”提供了直接证据。

中共意识形态资源衰竭

“三个代表”是江文选的核心。再加以引申,将中共执政57年的意识形态变迁作以浅析。毛泽东思想被中共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对工人和农民阶级的蒙骗和煽动,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主义”乌托邦夺得了政权。随即在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上将农民打入地狱。工人并没有成为领导阶级,被享有特权的治人者“干部”排斥在治于人者的仆从地位。邓小平理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抓住了改革开放这根救命稻草,被迫完成了中国社会异化、扭曲的第一次市场转型。社会公正和法制欠缺,市场经济呈现怪胎般的景象。土地承包到户,暂时转嫁了农村危机,而工人初步尝到失业的滋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对“主权归民”的彻底反动。不免自说自话。非民选领袖,人民并没有投票并授权给执政党,三个代表只代表自己、中共,代表不了全体中国人。工人、农民普遍沦落为失业、流民的境地。工人和农民被中共彻底抛弃。中共全力拥抱新权贵和新财东。社会主义在中国回光返照,它最初的价值信条被抛弃得无影无踪。朝鲜和古巴虽然保存共产极权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在全球遭遇全面破产和溃败,却是不争的事实。曾经强大的苏联、东德及东欧数国都是显例。

中共意识形态表面上愈加式微、内藏,但专制独裁本质一点都没有弱化。中国社会现在就是一座快乐大本营,怎么腐败、淫乐都可以,只要不煽动、颠覆中共政权,都有世俗的好日子过。中共驾御社会的价值观资源越加短期化、断层化、模糊化、枯竭化。后任往往在前任死亡之后,提出自己的执政口号维系政权。一方面国家机器强制使然,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缺憾。民主和自由是次好的制度保障,钱包日益鼓胀的中国人当然不甘例外。《江泽民文选》给予人们观察中共内核的通道,不能不说没有价值可言。

2006年8月15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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