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犯们从男中队分出来单独成立三队不久,我组来了个徐银珍。

我总觉得徐银珍不正常,又说不出有哪些不正常。

晚上政治学习时间叫新犯发言,谈对自己罪恶的看法,徐银珍总是笑,扭捏几下,讲的话语无伦次,缺头少尾,一会说毛,一会说水,天一下地一下,而且经常每个字只发半个音,尖着耳朵听完,还是不知所云。半年了,除了她属于我们小组,肯定是个反革命外,不明白这个话都说不清楚的徐银珍怎么当上的反革命。

那晚打牙祭,听说每人八两罐罐肉,比最多的一次还多三两,女犯们的眼睛都高兴得光芒四射了。红烧肉实实在在端在手上,五个脚趾拇都兴奋得张开了,吃下肚里,心情愉快骨头酥松,再加上三两罐罐饭,一碗南瓜汤,肚子胀得眨眼睛都要请人帮忙了。

三队地处山顶,时常闹水荒。那天学习开始不久,我被队长点名,同其他五个人一起去山下担水。

跑一趟不容易,爬坡上坎来回一次得半个多小时,两个桶恨不能摁紧摁紧地装。水接满后,我蹲下来把扁担压在肩上,刚刚撑起这一百二十斤重的水桶,先前吃下肚的油水突然全部压到嘴里要流出来了,我赶紧把它们吞回去。一路上泼泼洒洒地,一共跑了四趟,裤子鞋子淋得透湿。

半夜,一阵恶心胸闷把我弄醒,我想呕吐。油水几次涌到嘴里,几次被我强力咽回去,我不舍得浪费这些宝贵的、来之不易的营养。夏天,房间里太闷,我起床到阶沿口歇凉,习习微风,平息了胃部的翻涌,我舒服了一点。

这时,徐银珍也出来了,像它乡遇故友,她满面笑容地朝我走来,“嗨,齐家贞,你也在这里呀?”我示意她小声点,别弄醒里面睡觉的。“肚子不舒服。”我答。她用拳头搡一下我的背颈,大笑:“你好哈(傻)嘛,那么肥的肉一顿就吃了,我留一半今天吃。”

咦,怪了,她现在讲的话我都能听懂。

徐银珍告诉我,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常常一个人半夜出来在外面坐,想念她的孩子想念她的家。突然,她指着房沿的天花板喊:“喂,你看,四脚蛇妈妈背起她的娃儿出来转街耍了。”

真的,只见一条大四脚蛇驮着个小四脚蛇从天花板上迅速穿过。徐银珍不无羨慕地回忆:“我也爱带我的三个娃儿出去耍。最小的那个我背起,大的两个一边一个扯起我的裤子。晓得格老子,他三个现在啷个了哟。”第一次知道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接下来便是徐银珍一连串妈天娘地的有荤有素的谩骂,间或夹带共产党几个字,我又不能完全听懂了。我叫她不要觖(骂)了,回去睡,免得有人听见惹事。

感到胃已经平静不少,我估计肚子里面的油水可以保得住了,打算回房睡觉。可徐银珍拽住我不准走,“摆下龙门阵嘛,你又不天天出来。”她求我。

徐银珍三十六岁,扁嘴,瘦高个子,不识字。她无头无脑的开始同我聊天,讲话和笑的时候下巴特别前突,像个善良的老太太。她一面讲一面用手比划:“……水从这里流下来,大拇指像这样拿,把毛夹紧,用绳子捆成一紮一紮的,跺平……”。

起初,我对她讲的话仍然不得要领,又是毛,又是水了。很快,通过她熟练的煞有介事的“操作”和配合的说明,我明白了,原来她过去是个猪鬃洗洁工,他们把从脊背上拔下来的猪毛用水反复清洗漂净,按质量和长短梳理成紮,供应国内市场还能出口国外。徐银珍从十四岁起就干这个工作,已经二十多年,因为跺猪毛的缘故,两个大拇指也跺成了方形,像两块麻将,其它几个指头也给跺得多数没有指尖了。

我惊讶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徐银珍,在“表演”洗毛跺毛时那满脸的喜悦和满腔的热情,这令我很感动。当徐银珍知道我听懂了她要说的话之后,高兴地用她的肩头推柔我的肩头。然后,孩子似的嘟着嘴,用放嗲的声调求我:“齐家贞,谢谢你,请你跟他们(队长)说,放我回去上班嘛,这里做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好想我的娃儿哟。”我答:“莫乱扯,到这里来是因为你犯了罪,要服刑,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我也是个犯人,我对他们说放你,他们就放你呀?”徐银珍歪着脑袋扁着嘴继续求:“你是个犯人嘛,我晓得。(可是)队长他们喜欢你啥。”接着就发起脾气来:“看不到我的娃儿,我就是要犯它妈的个B罪……”

我和徐银珍同组近两年,她总是讲一大堆听不懂的话,我们只能明辩夹杂其中的“猪毛”、“娃儿”、“共产党”和骂人的下流话,可压根儿就探不出徐银珍这五年反革命刑期是怎么来的,相信她自己对此也是莫明其妙。我想,就算她和领导吵架,那张婆婆脸也决不会凶到那里去,问题大概就出在“下流话”和“共产党”两个词连用在一起上了。

自那晚半夜相会以后,徐银珍经常用抱怨的眼神看我,勉强笑着沖我说:“你嘛……,”她欲语还休,后面的话唏哩糊涂的又听不懂了。我知道,她是责怪我不替她说情。

她后来调到苗溪茶场去了,那里更苦,想来,干的活她就更加不喜欢,而且离她的孩子更远了。

下面我讲张玉书。

我到四队时,张玉书已经在小监房里,据说她是犯的反革命,具体干了什么,多长刑期,为何进了小监,无人对我提及。放她出来倒马桶时,我才偶尔一见,稀疏的白发在头后挽个小髻,满口无牙,下巴很翘,六十好几了看上去还很顺眼,年青时准定很标致。如果只看她白净细润的皮肤和好看文雅的五官,会以为她曾经是个教书匠,实际上她过去是接骨逗榫卖草药的。她平时在小监房里不言不语不吵不闹,偶尔唱两句戏才想起有个张玉书关在那里。

六五年下半年,上面决定给长期关押在小监房里的张玉书加刑。

大约考虑到给这样一个一望而知瘦弱无能的老太婆加刑,实在是在向大众展示他们的残酷,张玉书没有享受到像刘伯祥、曹仲琼(一个投机倒把犯,绣了只螃蟹在枕头套上,旁边有‘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十数个字,加刑八年)那样高规格的待遇,没有召开全监大会拉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大横幅,只在一个月黑风清的夜晚,让三队女犯在篮球场集合,把张玉书从小监房叫出来,由法院派来的人宣读加刑判决书。

不知是这个官员看不清纸上的字,还是纸上本来就写错了,他起码愚蠢地忘记了自己是在女犯中队。当他宣读,“犯人张玉书,男”时,相信所有的女犯都吓了一大跳,在女队关了近八年的张玉书,怎么突然间变成了男人?在场的队长或许根本没听,或许认为点穿了反而出洋相,没人出面纠正。可能我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男女性别上去了,可能他们本来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张玉书加刑八年的判决读完了,多数人还没有听懂究竟是些什么理由。一片静寂中,张玉书摊开双手大声地问:“还有说的没得?”口气像是她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像是有人正在麻烦她帮忙办事。见无人答理,她说:“没得了呀,那我就回家去了。”从容走回小监房。

后来有一次,李恆芳放她出来倒马桶,张玉书一溜烟沖到天井,正好我走过,冷不防她一只脚对着我踢过来,我来不及躲闪,她已经完成了一个利索漂亮的“提腿”──把脚板勾成锄头状,踢的高度正好盖过头顶,膝盖挺直,腿和身体几乎贴在一起。多数年轻人都无法做的动作,六、七十岁关了这么久小监房的张玉书老太婆有这样的功夫,令人难以置信。搞跌打行当的人都习武功,看来,张玉书从小受过专门训练,终身受用。

我看呆了,站着不动。张玉书把一只手提着的马桶朝我袭来,我吓得直退,心想,今天要“发财”(米田共在梦里被认为是财喜)了。岂知,马桶在她手里像个玩具,她的手轻轻一抽,马桶便收了回去,“财喜”一点没有荡出来。她得意地笑了,拐着缠过之后松了绑的解放脚走了。

第二次,我碰到她,她一步拦住我说“哎呀,小姐,大事不好了,我们的国家要灭亡啦。”她讲的话很可怕,被人听见,我也脱不了手,正忙着要走开,她翻开手上拿的一本“犯人守则”,拍拍那一页,塞过来硬要我看“妹儿,你好生读一下,上面写的是些啥仔哟,吓死人了!”我觉得她是个疯子在说疯话。

张玉书被加刑八年,实在叫人费思量。唯一的解释是上面认为她没有按标准改造好,哪怕是疯子,需要一张纸合法地不放她出去,同时,对三队不少人还可以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

现在,我讲李XX,她是刑事犯不在我组里,记不得她的名字。我们说她有神经病,其实她是傻。

这个满脸长疙瘩,满身长虱子的农村老太婆,她一来就脚不住手不停地全身乱抓,说是“痒得钻心”。我飞跑到事务长处为她领了一套劳改服,大号衣裤遮不住她的长手长脚,她个子极高极瘦,像一根乾柴。烫过她髒衣裤的滚水,面上浮了一层虱子的屍体,解下的裤腰带,上面重重叠叠挤满了虱子,只好扔进火堆里烧,哔哔啵啵烧虱子的爆炸声令人心惊肉跳。“怪不得你瘦得皮包骨头,谁叫你养了这么多自留牲口”,一个犯人啧啧揶揄道。难以想象一个农村妇女怎么会长这么多虱子。

当时正是收获红苕的季节,据说那年是大丰收,红苕的堆放成了问题,粮店采取应急措施,改变四斤红苕收一斤粮票的规定,只收钱不收粮,于是,心地善良的左事务长让犯人在监狱里过把共产主义瘾,敞开肚皮吃红苕稀饭。女犯人人脸泛红光,个个像在过新年。

这个农村老太婆碰上了好时光,她喜不自禁地说:“不晓得里头这么好,五年刑满了我要求不走。”

来的第一顿晚餐,她以惊人的速度一碗一碗把红苕稀饭往肚子里灌,直灌到眼睛翻白,腰杆像撑了根木桩子弯不动,走路都费力了才放碗。有个犯人打趣道:“啊,你怕吃了十(石)碗哟(牲口吃石碗)!”她瞄了她一眼,认真答道:“我搞忘数了。”

碰巧,当晚去男犯五队看电影,所有犯人齐刷刷坐在矮凳上,只有她像个临产妇人无法折腰,电线杆似地站着展览她挺起的肚皮,还唉哟连天地呻唤,引来无数男犯看笑话。队长只得把她带去厕所,自己守在外面,让这个老太婆在里面自由地解溲,一个人独享痛苦。

可能各中队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红苕吃得过了头。上面派了个干部来女犯三中队训话,他叫犯人不要傻吃傻胀,不要死吃硬胀,不要像五队那个男犯胀死了不好做祭文。这番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怜的五队男犯,红苕丰收的受害人,送了命还成为笑柄。干部问,三中队女犯怎么样?大家把眼睛转向了李老太婆,相比之下,我们三队出尽洋相的她,算是有节制的了。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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