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犯们从男中队分出来单独成立三队不久，我组来了个徐银珍。
我总觉得徐银珍不正常，又说不出有哪些不正常。
晚上政治学习时间叫新犯发言，谈对自己罪恶的看法，徐银珍总是笑，扭捏几下，讲的话语无伦次，缺头少尾，一会说毛，一会说水，天一下地一下，而且经常每个字只发半个音，尖着耳朵听完，还是不知所云。半年了，除了她属于我们小组，肯定是个反革命外，不明白这个话都说不清楚的徐银珍怎么当上的反革命。
那晚打牙祭，听说每人八两罐罐肉，比最多的一次还多三两，女犯们的眼睛都高兴得光芒四射了。红烧肉实实在在端在手上，五个脚趾拇都兴奋得张开了，吃下肚里，心情愉快骨头酥松，再加上三两罐罐饭，一碗南瓜汤，肚子胀得眨眼睛都要请人帮忙了。
三队地处山顶，时常闹水荒。那天学习开始不久，我被队长点名，同其他五个人一起去山下担水。
跑一趟不容易，爬坡上坎来回一次得半个多小时，两个桶恨不能摁紧摁紧地装。水接满后，我蹲下来把扁担压在肩上，刚刚撑起这一百二十斤重的水桶，先前吃下肚的油水突然全部压到嘴里要流出来了，我赶紧把它们吞回去。一路上泼泼洒洒地，一共跑了四趟，裤子鞋子淋得透湿。
半夜，一阵恶心胸闷把我弄醒，我想呕吐。油水几次涌到嘴里，几次被我强力咽回去，我不舍得浪费这些宝贵的、来之不易的营养。夏天，房间里太闷，我起床到阶沿口歇凉，习习微风，平息了胃部的翻涌，我舒服了一点。
这时，徐银珍也出来了，像它乡遇故友，她满面笑容地朝我走来，“嗨，齐家贞，你也在这里呀？”我示意她小声点，别弄醒里面睡觉的。“肚子不舒服。”我答。她用拳头搡一下我的背颈，大笑：“你好哈（傻）嘛，那么肥的肉一顿就吃了，我留一半今天吃。”
咦，怪了，她现在讲的话我都能听懂。
徐银珍告诉我，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常常一个人半夜出来在外面坐，想念她的孩子想念她的家。突然，她指着房沿的天花板喊：“喂，你看，四脚蛇妈妈背起她的娃儿出来转街耍了。”
真的，只见一条大四脚蛇驮着个小四脚蛇从天花板上迅速穿过。徐银珍不无羨慕地回忆：“我也爱带我的三个娃儿出去耍。最小的那个我背起，大的两个一边一个扯起我的裤子。晓得格老子，他三个现在啷个了哟。”第一次知道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接下来便是徐银珍一连串妈天娘地的有荤有素的谩骂，间或夹带共产党几个字，我又不能完全听懂了。我叫她不要觖（骂）了，回去睡，免得有人听见惹事。
感到胃已经平静不少，我估计肚子里面的油水可以保得住了，打算回房睡觉。可徐银珍拽住我不准走，“摆下龙门阵嘛，你又不天天出来。”她求我。
徐银珍三十六岁，扁嘴，瘦高个子，不识字。她无头无脑的开始同我聊天，讲话和笑的时候下巴特别前突，像个善良的老太太。她一面讲一面用手比划：“……水从这里流下来，大拇指像这样拿，把毛夹紧，用绳子捆成一紮一紮的，跺平……”。
起初，我对她讲的话仍然不得要领，又是毛，又是水了。很快，通过她熟练的煞有介事的“操作”和配合的说明，我明白了，原来她过去是个猪鬃洗洁工，他们把从脊背上拔下来的猪毛用水反复清洗漂净，按质量和长短梳理成紮，供应国内市场还能出口国外。徐银珍从十四岁起就干这个工作，已经二十多年，因为跺猪毛的缘故，两个大拇指也跺成了方形，像两块麻将，其它几个指头也给跺得多数没有指尖了。
我惊讶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徐银珍，在“表演”洗毛跺毛时那满脸的喜悦和满腔的热情，这令我很感动。当徐银珍知道我听懂了她要说的话之后，高兴地用她的肩头推柔我的肩头。然后，孩子似的嘟着嘴，用放嗲的声调求我：“齐家贞，谢谢你，请你跟他们（队长）说，放我回去上班嘛，这里做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好想我的娃儿哟。”我答：“莫乱扯，到这里来是因为你犯了罪，要服刑，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我也是个犯人，我对他们说放你，他们就放你呀？”徐银珍歪着脑袋扁着嘴继续求：“你是个犯人嘛，我晓得。（可是）队长他们喜欢你啥。”接着就发起脾气来：“看不到我的娃儿，我就是要犯它妈的个B罪……”
我和徐银珍同组近两年，她总是讲一大堆听不懂的话，我们只能明辩夹杂其中的“猪毛”、“娃儿”、“共产党”和骂人的下流话，可压根儿就探不出徐银珍这五年反革命刑期是怎么来的，相信她自己对此也是莫明其妙。我想，就算她和领导吵架，那张婆婆脸也决不会凶到那里去，问题大概就出在“下流话”和“共产党”两个词连用在一起上了。
自那晚半夜相会以后，徐银珍经常用抱怨的眼神看我，勉强笑着沖我说：“你嘛……，”她欲语还休，后面的话唏哩糊涂的又听不懂了。我知道，她是责怪我不替她说情。
她后来调到苗溪茶场去了，那里更苦，想来，干的活她就更加不喜欢，而且离她的孩子更远了。
下面我讲张玉书。
我到四队时，张玉书已经在小监房里，据说她是犯的反革命，具体干了什么，多长刑期，为何进了小监，无人对我提及。放她出来倒马桶时，我才偶尔一见，稀疏的白发在头后挽个小髻，满口无牙，下巴很翘，六十好几了看上去还很顺眼，年青时准定很标致。如果只看她白净细润的皮肤和好看文雅的五官，会以为她曾经是个教书匠，实际上她过去是接骨逗榫卖草药的。她平时在小监房里不言不语不吵不闹，偶尔唱两句戏才想起有个张玉书关在那里。
六五年下半年，上面决定给长期关押在小监房里的张玉书加刑。
大约考虑到给这样一个一望而知瘦弱无能的老太婆加刑，实在是在向大众展示他们的残酷，张玉书没有享受到像刘伯祥、曹仲琼（一个投机倒把犯，绣了只螃蟹在枕头套上，旁边有‘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十数个字，加刑八年）那样高规格的待遇，没有召开全监大会拉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大横幅，只在一个月黑风清的夜晚，让三队女犯在篮球场集合，把张玉书从小监房叫出来，由法院派来的人宣读加刑判决书。
不知是这个官员看不清纸上的字，还是纸上本来就写错了，他起码愚蠢地忘记了自己是在女犯中队。当他宣读，“犯人张玉书，男”时，相信所有的女犯都吓了一大跳，在女队关了近八年的张玉书，怎么突然间变成了男人？在场的队长或许根本没听，或许认为点穿了反而出洋相，没人出面纠正。可能我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男女性别上去了，可能他们本来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张玉书加刑八年的判决读完了，多数人还没有听懂究竟是些什么理由。一片静寂中，张玉书摊开双手大声地问：“还有说的没得？”口气像是她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像是有人正在麻烦她帮忙办事。见无人答理，她说：“没得了呀，那我就回家去了。”从容走回小监房。
后来有一次，李恆芳放她出来倒马桶，张玉书一溜烟沖到天井，正好我走过，冷不防她一只脚对着我踢过来，我来不及躲闪，她已经完成了一个利索漂亮的“提腿”──把脚板勾成锄头状，踢的高度正好盖过头顶，膝盖挺直，腿和身体几乎贴在一起。多数年轻人都无法做的动作，六、七十岁关了这么久小监房的张玉书老太婆有这样的功夫，令人难以置信。搞跌打行当的人都习武功，看来，张玉书从小受过专门训练，终身受用。
我看呆了，站着不动。张玉书把一只手提着的马桶朝我袭来，我吓得直退，心想，今天要“发财”（米田共在梦里被认为是财喜）了。岂知，马桶在她手里像个玩具，她的手轻轻一抽，马桶便收了回去，“财喜”一点没有荡出来。她得意地笑了，拐着缠过之后松了绑的解放脚走了。
第二次，我碰到她，她一步拦住我说“哎呀，小姐，大事不好了，我们的国家要灭亡啦。”她讲的话很可怕，被人听见，我也脱不了手，正忙着要走开，她翻开手上拿的一本“犯人守则”，拍拍那一页，塞过来硬要我看“妹儿，你好生读一下，上面写的是些啥仔哟，吓死人了！”我觉得她是个疯子在说疯话。
张玉书被加刑八年，实在叫人费思量。唯一的解释是上面认为她没有按标准改造好，哪怕是疯子，需要一张纸合法地不放她出去，同时，对三队不少人还可以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
现在，我讲李XX，她是刑事犯不在我组里，记不得她的名字。我们说她有神经病，其实她是傻。
这个满脸长疙瘩，满身长虱子的农村老太婆，她一来就脚不住手不停地全身乱抓，说是“痒得钻心”。我飞跑到事务长处为她领了一套劳改服，大号衣裤遮不住她的长手长脚，她个子极高极瘦，像一根乾柴。烫过她髒衣裤的滚水，面上浮了一层虱子的屍体，解下的裤腰带，上面重重叠叠挤满了虱子，只好扔进火堆里烧，哔哔啵啵烧虱子的爆炸声令人心惊肉跳。“怪不得你瘦得皮包骨头，谁叫你养了这么多自留牲口”，一个犯人啧啧揶揄道。难以想象一个农村妇女怎么会长这么多虱子。
当时正是收获红苕的季节，据说那年是大丰收，红苕的堆放成了问题，粮店采取应急措施，改变四斤红苕收一斤粮票的规定，只收钱不收粮，于是，心地善良的左事务长让犯人在监狱里过把共产主义瘾，敞开肚皮吃红苕稀饭。女犯人人脸泛红光，个个像在过新年。
这个农村老太婆碰上了好时光，她喜不自禁地说：“不晓得里头这么好，五年刑满了我要求不走。”
来的第一顿晚餐，她以惊人的速度一碗一碗把红苕稀饭往肚子里灌，直灌到眼睛翻白，腰杆像撑了根木桩子弯不动，走路都费力了才放碗。有个犯人打趣道：“啊，你怕吃了十（石）碗哟（牲口吃石碗）！”她瞄了她一眼，认真答道：“我搞忘数了。”
碰巧，当晚去男犯五队看电影，所有犯人齐刷刷坐在矮凳上，只有她像个临产妇人无法折腰，电线杆似地站着展览她挺起的肚皮，还唉哟连天地呻唤，引来无数男犯看笑话。队长只得把她带去厕所，自己守在外面，让这个老太婆在里面自由地解溲，一个人独享痛苦。
可能各中队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红苕吃得过了头。上面派了个干部来女犯三中队训话，他叫犯人不要傻吃傻胀，不要死吃硬胀，不要像五队那个男犯胀死了不好做祭文。这番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怜的五队男犯，红苕丰收的受害人，送了命还成为笑柄。干部问，三中队女犯怎么样？大家把眼睛转向了李老太婆，相比之下，我们三队出尽洋相的她，算是有节制的了。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