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傍晚7点,我完成了对大住基村孙氏家族的走访,急匆匆赶回则黑乡。夕照浸润着山川,令赭红色的岩壁显得油腻腻的,我刚开玩笑说,连泥巴都如一块块鲜肉,肠胃就一阵阵抽。老张也感到肚子里在喷火,就一顿狂奔。翻山时遇土坎也不减速,只听得嘣嗵一声巨响,车弹跳着就下坡了。

在则黑街上最大的一家饭馆外刹车,我穿过正厅,直入极其昏暗的厨房。菜架是空的,肉案也是空的。老板和小工都下班了,只剩一个膀大腰圆的老板娘留守。她拦截道:“全卖光了,找也没用。”却低估了一只属狗的鼻子对荤腥的天然敏感。我这个近视眼居然在隐蔽的石缸内侦察出鱼!就扯过老板娘点了两条。一称3斤6两。老板娘道:“没任何菜叶子,就弄糖醋鱼吧。”我道:“从你的泡菜坛子里捞两把,剁几刀,煮成酸菜鱼。”

十几分钟后,一洗脸盆酸菜鱼气势汹汹地端了出来。乡镇上果然民风泼辣,干海椒大捧,酸菜比手掌宽。我尝了一口汤,脑顶的毛毛汗就激出来了。于是叫上饭。砰砰两声,又冷又硬的两海碗到了跟前。

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我刚巧撞上,一出生就浑身浮肿,差点没活头。所以我的吃相比较狰狞,胃他妈的像只章鱼,伸着触须,什么都往里面搂。老张长得精瘦,却与我棋逢对手,两边的脑袋及肩膀如乌云笼罩了鱼盆。没几分钟,盆和碗里的东西就稀里哗啦,消失了大半。夕照红得更透了,将肮脏的屋顶、街道、墙面染得很浪漫,几辆马拉车嘀嘀嗒嗒地经过,在破塑料袋飘飞的污水沟边拉了一滩也很有情调的屎。我到底抬头了,摸起一旁的眼镜戴上。真巧啊,一个圆脸老头背着手,在门口停顿了两三秒,他与我对了一下光,我习惯性地笑,他却没笑。

“你好啊。”我招呼道。接着,鬼使神差地起身。
背包里有一本朋友赠送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者罗平汉。这是一本以中国官方的观点“正面评介”土改的著作。我摸出来,递给老头。

“哦?你写的?”
我始终暧昧地微笑。待老头放松了警惕,才江湖骗子一般严肃地说:“我是四川的一个作家,专程到这一带调查、研究土地改革。老先生你愿意和我交谈几句吗?”

“你要搜集素材?”
“也不是遍地都是素材。”我的脸板得更凶了,“我在马鹿塘、撒营盘、则黑访谈过许多老人,正面、负面都有。准备将来有选择地写进书里。”

就这样两三板斧,就砍翻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乡镇人物。他的面皮逐渐松弛:“请跟我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歌星苏芮有首歌,也叫《请跟我来》。

上行不过10米,一老一少相跟着进了另一饭馆。门脸与上一家相当,可里头的堂子却高多了,四周贴满亮晃晃的瓷砖,还有大红大绿的明星照。更扎眼的是,正中财神爷的左边,还供着毛泽东的乡间风俗画,面皮红彤彤,除了头发,没一丝皱纹,没一丝毛。真是个万寿无疆的慈祥公公。

在一圈能坐10人以上的大圆桌前,老头和我做出促膝谈心的架势。他的儿孙一大堆,此刻都在堂子的尽头。待他将军似地一声召唤:“泡茶!”就一溜烟地全过来了。老大老二等等等等,只需打量一下那些油光水滑的装束,就晓得是乡镇一级的干部或成功人士。递烟的同时,他们企图查验我的身份,我再次以那本《土地改革运动史》来搪塞,并称“更详细的证明材料”在车上。大约是我的态度比政府官员还生硬,他们摸不清是何方神圣,于是留了一包暗示身份的云烟在桌上,便哦哦撤退了。

厨房的油烟阵阵弥漫,我恍若置身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而老头的三角眼眯缝着,面对门窗外越来越浓的暮色发愣。

老威:老人家姓孙,然后是祖宗的宗,文化的文?
孙宗文:对。
老威:好名字。
孙宗文: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啰。
老威:我刚刚拜访了大住基村的孙姓家族,你跟他们是同一血脉?
孙宗文:都从马鹿塘迁来的,算一个祖先吧。后来就晓不得咋回事了。
老威:你与孙百万是什么关系?
孙宗文:没有关系。
老威:你住在哪儿?
孙宗文:则黑乡的上村。
老威:我指解放前。
孙宗文:在老虎堆村,离则黑三四里路。
老威:有多少土地?
孙宗文:没有。除了一间烂草房,啥也没有。我家是佃地种,有时也去外村打打短工。所以一土改,我家就划为贫农。
老威:孙姓差不多是地主,你家为啥是贫农呢?
孙宗文:我家与他们扯不上。
老威:请讲讲你们村土改,也就是斗地主的情况。
孙宗文:老虎堆太穷了,每年青黄不接,多数人都出来要饭。所以按上面的政策,以几把尺子“称大秤”,没评出地主,只推选了一户富农。
老威:你们村去过工作组吗?
孙宗文:刚解放,解放军、工作组都去过,也照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男女老少全被组织起来。我1930年生,那时20出头,就叫发展成了民兵。各村的贫雇农,年龄在十六、七到二、三十的,都当民兵。
老威:民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孙宗文:党叫干啥就干啥。运动一环扣一环,这一阶段重点是这个,下一阶段重点是那个。
老威:举个例子。
孙宗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加赔罚,还有土改、土改复查。那几年,我们一直风风火火,瞌睡都不够。先是各村的地主各村斗,后来就交叉斗,集中起来斗。
老威:则黑周围的地主集中在那儿?
孙宗文:先是乡公所,后来人多了,就把小学的教室腾出来关。
老威:民兵打人吗?
孙宗文:我们都是按政策办事。
老威:到底打不打人?
孙宗文:一般不打人。态度老实的,主动交财产交罚款的,一开头就把解放前的罪行一条一条抖出来,向人民缴械投降,没有任何隐瞒的。我们按工作组的指示,绝不动他一根寒毛。
老威:态度老实的有多少?
孙宗文:还是比较多啰。集中反省,一天天不准回家,他们就紧张得屎也拉不出来。审问时,要反复政策攻心,使他们明白蒙混过不了关。再不行就用厉害的话骇两句。
老威:再不行呢?
孙宗文:一般来说就交代了。
老威:如果不交代呢?
孙宗文:那就动点手。
老威:我在这一带走访了一些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不仅打人,还普遍使用肉刑。比如大柴棒压腿、跪瓦碴、扎烟头、扎绳子、倒吊、陪杀场等等。你……
孙宗文:我还小。上面的政策压下来,一定要打垮地主。
老威:“打垮”的意思就是用刑吗?
孙宗文:有些人是很顽固的,不动点手,根本不会坦白。运动是有期限的,比如一两个月,三五个月,或者大半年,再硬的骨头也必须敲碎,否则就没完成党交给的革命任务。
老威:你恨地主?
孙宗文:我岁数小,政治觉悟不高。政策让恨就恨,必须恨。抵赖的时候就更遭人恨了。
老威:剥去那层阶级斗争的外壳,他们也是一辈子种庄稼的人嘛。
孙宗文:他们剥削啰。
老威:剥削?好嘛,那你儿子开这个饭馆,请了小工和厨师,算不算剥削?
孙宗文:时代不同。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毛主席和胡主席就不同。
老威:我们不争论。老人家的虚岁77吧?脑子蛮好使的。
孙宗文:去年生了场大病。好不容易爬起来,身体就差多了。现在你要我摆几十年前的事,就只能是个大概。
老威:土改至今已54年,真难为你了。
孙宗文:哪年开哪些会还记得住,小细节就记不住了。
老威:镇压地主的公审大会记得住吗?
孙宗文:从1950年起,镇压了好几批,我们当时负责押解犯人,维持秩序。则黑乡毙了伪政府的区长杨心林,乡长张应心,还有十几个恶霸地主。
老威:据说他们死前受过极其残酷的虐待。
孙宗文:他们罪有应得。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镇压?
孙宗文: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照当时的政策条款……
老威:照现在的法律呢?
孙宗文: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

(一辆手扶式拖拉机自门外经过,震耳欲聋的轰鸣掩盖了彼此的谈话。我不禁转移视线,但见街对面的瓦顶上,最后一抹夕光正一点点逝去。电视里的中央与云南地方新闻都结束了,老头的儿媳妇故意将音量放得很大,我却置若罔闻。于是她又努嘴,暗示男人过来,请我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老头似笑非笑地瞟我,可他绝对没料到我的脸皮有多厚。
我站起来,抓起桌上60元1包的云烟敬了老头儿子一支。他一愣,接过去了。我又用火机给他点着,然后道:“实在对不起,我挺喜欢你爹的,能不能再耽搁几分钟?”
“不能吃了饭再说?”
“眼下的气氛正好。我怕过了这阵子,你爹的谈兴就没这么浓了。”见对方的强笑在慢慢凝固,我急忙嘿嘿干笑,补充道:“没想到老人家以前如此风光。”
“那当然,那当然。”儿子只得打退堂鼓。我灌了一口冷茶水,又回头继续伺候他老子)

老威:通过土地改革,你家得了啥子好处?
孙宗文:我家从老虎堆搬了下来,在则黑上村分了两间瓦房,1亩多地。
老威:你家几口人?
孙宗文:母亲和我。
老威:分谁的地?
孙宗文:张应喜家的。
老威:和则黑伪乡长张应心有关系吗?
孙宗文:他们是家门。不过来往很少。解放前张应喜是老师。
老威:这个教书先生有钱吧?所以划地主。
孙宗文:没啥钱。但有奴仆,有一点土地,一称大秤就够地主。
老威:奴仆?是书童?
孙宗文:他一个人要教很多农村娃娃,太忙了,没时间种家里的地,就雇了长工帮着种。
老威:这也算剥削?
孙宗文:算。
老威:哪教书是不是劳动?
孙宗文:工作组不会问那么多。只要上了硬杠杠,就是地主。
老威:他被斗争过吗?
孙宗文:是地主就要挨斗。不过他是老师,文化高,人缘好,没受啥子罪。
老威:他的学生家长私下关照他?
孙宗文:他太聪明了,晓得这是共产党的江山,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形势大政策都明摆着,于是一开头,他就赶紧坦白,非常彻底,把几十年的肠肠肚肚,包括大家族、小家庭的根底全挖出来。《交代书》也写得深刻,不喊屈,不喊冤,只要是共产党、工作组,随便咋样都对头。肯定就能过关啰。
老威:真不愧是文人,看得穿。
孙宗文:只能顺着去,不能反着来。过了运动,大家的关系又恢复正常。
老威:也不恨地主了?
孙宗文:只要他们莫犯法、莫造谣、莫破坏,就不恨。
老威:现在恨吗?
孙宗文:现在大家都一样,没有地主。
老威:看你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超过地主了。
孙宗文:翻身啰。
老威:翻身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孙宗文:想法很多,过后都忘了。过去了就过去了,老记着也没意思。至于政治运动,搞对了就对了,搞不对,下一任中央领导自然会出面纠正。老百姓闹得再凶,都不用负啥子具体责任。我这一辈子嘛,歪门邪道不会,见风使舵也差,可认定跟共产党闹革命,始终不变。
老威:老革命的认识的确高我等一筹。
孙宗文:50年到53年,我当了3年多土改民兵。由于听话,表现积极,年纪轻轻就入了党。1954年开始,我担任了4年多的则黑乡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当过生产队长。
老威:历次政治运动都没受冲击?
孙宗文:上面叫咋整就咋整。官这么小,冲击我干啥?
老威:1979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宣布给地富分子揭帽。你对政策的变化有啥感想?
孙宗文:土改没错,揭帽也没错。跟我不相干。
老威:什么与你相干呢?
孙宗文:农民嘛,只有庄稼地啰。
老威:你好像没出过远门。
孙宗文:50年代,上级派到昆明修了几年铁路。接着又回则黑上村。转眼人老得走不动了,才想起这辈子几乎没挪窝。
老威:嘿嘿,党没叫挪窝就别挪窝吧。

补记
2006年10月中旬,我躲在一个小县城整理写作。迄今为止,我大约访谈过150多人,只有上面的谈话令我觉得别扭。听着听着录音,生理性的厌恶竟油然而生。先还以为,是我“一贯的反动立场”作祟,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踪、记录、还原中,这与“一贯的革命立场”同样,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否则就注定落入老毛“世间一切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陷阱中。

可不管怎样,我不会关掉机器。所以,在磁带反复过两次以后,我突然对曾经的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同情起来。尽管他目前还认为地主们“罪有应得”,“他们不该镇压,哪个该镇压”,但是他已风烛残年,口气颤巍巍的。越到后来,头句话与下句话之间的停顿就越长,可此种空白蕴含着的不是自信或深思熟虑,而是气短、心虚、思维短路,甚至哀叹。

我的气焰却越发嚣张。话锋咄咄逼人,活脱脱一个真理在握的红色警察出演审讯把戏。伪装、逼问、诱供、激将、设陷阱等等,《孙子兵法》36计用了多少不晓得,但对付一位没见过多大世面的老人还是绰绰有余——我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难道我这个曾经的政治犯,动脉里却涌动着警察的血?

太烦了。我想出去走走,暂时离开机器里的那个嘿嘿假笑着的冷血的自己。

刚刚下了雨,马上就出太阳。
我站在马路边东张西望,没一个熟人,没地方可去。
几十米外有个旧书摊,我正好可以消磨一点无聊时光。
我花了10元人民币买了3本太旧的书,其中1本是《中国解放区农村妇女翻身运动素描》。1949年7月在上海出版,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新华书店发行。我大致翻阅,竟篇篇与土地改革有关。
为了让我和我的读者不那么沉闷,我选录其中共产党官方表彰解放区土改积极分子的一篇报道在这儿,供对照参考。

人民的好闺女

华东新华社

胶东滨北分区藏马县(新设县)农会委员徐茂红,出身贫苦,从小讨饭,当丫头,做童养媳,直到十八岁那年,家乡解放后,才翻了身。因为她积极帮助穷苦兄弟姐妹翻身,被选为区妇会委员,去秋土改复查中,她是全县发动雇贫农团结中农走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子。
瞿家屯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庄,据村干的报告说:“土改已完成了。”但后来发现有讨饭的,区里派她去了解和解决这庄的问题。她到村后,深入贫雇农中,先找到讨饭的刘大娘家里,刘大娘讨饭刚回来,正在温剩饭吃,徐就和她一块吃起来,刘大娘当时惊奇的说:“同志,讨饭人吃的都是猪狗不吃的东西,你们工作人员,怎么能吃下去?”徐一边吃,一边叙述她自己当初讨饭的困难情形,晚上和刘大娘一起睡,刘大娘难为情的指着炕上的破席说:“叫同志笑话,要铺无铺的,要盖无盖的,同志怎么能睡呢!”徐茂红便向她诉说自己十三岁那年到诸城讨饭时,铺着雪,盖着天睡,以及给地主当丫头时,在地上盖着簸箕睡觉的苦楚。就在这大黑夜刘大娘也把她一辈子受的委曲哭诉了出来,又把她在翻身中的委曲诉了出来,她原来只分到一斤猪肉,二升粮食,后来地主又骇唬她说:“吃一斤猪肉还十斤人肉。”从此谁也不敢提翻身了,刘大娘抱着徐茂红哽咽的说:“我的好闺女,想不到天下还有和俺穷苦人作伴的。”第二天刘大娘碰见人便说:“咱们有洪福啦!好人来咱村领导翻身了,大家都到俺家听她开导开导吧。”全村十八家贫雇农都来找徐茂红,把这庄的实情说了个明明白白,工作也就从此真正开展了。徐茂红从来不把自己和群众分开看,而群众也从未外看她,大家都亲热的叫她“闺女”或“大姐”,她帮助群众去干活,一起吃睡,不是单纯为了调查或为了“深入”,她觉得凡是受苦的人都和她母亲以及她当丫头时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翻身和她自己的翻身一样迫切。她在工作中经常帮助群众做针线、做饭,一直到刨地捣粪,……
有时她能一天访问三十家贫雇农。很多干部学习她的工作方法,都觉得受不住。但是徐茂红却说:“我们一天工作顶多比上群众一天的劳动,群众天天如此,已经多少辈子了,我们工作嫌累,而老百姓又该怎样办呢?”这种真正的阶级自觉和群众观点,以及朴实细心的工作作风,使她得到群众普遍的爱戴,也使她能在别人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方打开局面。

一九四八年三月

首发民主中国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