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去马其顿、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转一圈,不仅仅它们互相比邻,而且因为它们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92年的解体导致了七个国家的诞生。它们是塞尔维亚共和国、蒙特内哥罗(黑山)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科索沃共和国。它们有的国家是和平分离的(例如马其顿),有的国家经历过为期几天的短暂军事冲突(例如克罗地亚),有的国家经历过较长时间的战争(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唯独科索沃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漫长战争,然后又经历了国际社会的多年干预和斡旋,直至2008年才最后一个独立。我们已经到过前五个国家,但是对于分娩频谱的两极——马其顿(和平分离)和科索沃(长年战乱),我们却还没有机会造访。至于阿尔巴尼亚,它一度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毛泽东曾经把它誉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我们当然想看看熄灭后的社会主义明灯是什么样子。

集中游览马其顿、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三国,除了地缘政治上的原因,还有文化传统上的原因,那就是此三国都有大量阿尔巴尼亚人聚居。通过对这三个国家的访问,我们将对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阿尔巴尼亚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祖先伊利里亚人于公元前1000年即陆续迁至巴尔干半岛西部。他们逐步排挤或同化了早先在此居住的佩拉斯吉人和色雷斯人。在公元前7世纪形成了许多部落联盟。在公元前5世纪又合并为若干王国。同时,阿尔巴尼亚族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相继遭到哥特人、匈奴人、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诺曼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虽然现有总人口将近1000万,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除了集中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约310万)和科索沃(约200万)外,大量阿尔巴尼亚人还散居在马其顿、土耳其、希腊、蒙特内哥罗(黑山)、意大利等国。

既然此三国都有大量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就必须首先了解所有阿尔巴尼亚人都耳熟能详并且都引以为荣的两个人。那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圣女(1910-1997)和阿尔巴尼亚族民族英雄斯坎德培(1405-1468)。在这三个国家漫游,我们随时都会遇到他们的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地……

特蕾莎圣女(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又译作德兰修女、特蕾莎修女、泰瑞莎修女。原名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阿尔巴尼亚裔,家族语言为阿尔巴尼亚语,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科索沃省的小城普利森(Prizren)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由于出身地的居民多为穆斯林和新教徒,天主教徒不多,找不到合适的天主教堂作礼拜,所以她的父母在她幼童时代就携她举家搬迁到了马其顿的最大城市斯科普里(Skopje)。维基百科等网站因此而说她出生于斯科普里,这是错误的。

早在1917年,年仅7岁的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就立志做一个扶贫救难的修女。成年以后,长期在印度加尔各答为穷人排忧解难,成为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因其一生致力于救助穷人、消除贫困,所以在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03年10月,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把她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Beatification,受封为“加尔各答的真福特雷莎修女(Blessed Teresa of Calcutta)”,简称为真福特雷莎修女。

斯坎德培原名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坎德培”(阿尔巴尼亚语:Gjergj Kastrioti “Skënderbeu”,希腊语:Γεώργιος Καστριώτης  “Σκερντέμπεης”),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小城克鲁雅(Kruja)的一个拜占庭帝国贵族家庭,其父是伊庇鲁斯地区众多反抗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一世的小领主之一。抵抗失败后,其父被迫臣服,并交出包括乔治·卡斯特里奥蒂在内的四个儿子作为人质,全家被迫改信伊斯兰教。乔治在阿德里安堡接受军事训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位统帅。在获得一系列胜利后,他被封为“阿纳夫特鲁·伊斯坎德·贝伊”(Arnavutlu İskender Bey),意为“阿尔巴尼亚的亚历山大老爷”,取得了与亚历山大大帝齐名的声誉。此称号在阿尔巴尼亚语中为“Skënderbe shqiptari”,其后成为他广为人知的名字“斯坎德培”。

虽然斯坎德培深得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信赖,被任命为指挥5000骑兵的将军,但是他仍然心存异志,与匈牙利、威尼斯和拉古萨等基督教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443年11月28日,斯坎德培趁匈牙利大将匈雅提·亚诺什率军讨伐奥斯曼帝国之机,举起反旗,率领300名阿尔巴尼亚骑兵返回克鲁雅,用一封伪造的书信骗开城门,据而有之。此后,他公开放弃伊斯兰教信仰,皈依天主教。他使用黑色双头鹰作为自己的标志。此标志后来成为了整个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图腾,并演变为今日阿尔巴尼亚国旗上的图案。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斯坎德培在阿尔巴尼亚山区坚持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击战。1450年、1457年、1467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三度围攻克鲁雅城,但始终未能成功。斯坎德培戎马一生,一共指挥过25次重大战役,获得了24次胜利,因而被某些西方军事史家誉为世界有史以来的十个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斯坎德培的保卫战使土耳其无法继续西侵,形成了保卫欧洲西部不受土耳其入侵的屏障,对近、现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斯坎德培死后,奥斯曼帝国终于在1478年第四次克鲁雅围攻战中取得了成功。1501年,奥斯曼帝国终于重新征服阿尔巴尼亚。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逃散到意大利南部,而剩下的人则被迫皈依伊斯兰教,直到1912年阿尔巴尼亚独立之前,再也没有大规模反抗过奥斯曼帝国。这些历史事实使居住在世界各地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把斯坎德培视为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除了这两个人,还必须了解一件事,那就是“科索沃战争”。科索沃原来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面积仅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20万。其居民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其余是塞尔维亚族、土耳其族、波斯尼亚族、罗姆族和哥拉尼族。这种人口结构使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处在一种极端矛盾的局面。在塞尔维亚,他们是绝对少数,受到许多压制和歧视。而在科索沃,他们又是绝对多数。他们不能忍受塞尔维亚强加给他们的任何压制和歧视。

这种状况使得科索沃的主体民族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维亚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人长期不和。阿尔巴尼亚人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从塞尔维亚共和国分离出去。其极端分子甚至主张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建立一个大阿尔巴尼亚,成为散居世界各地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统一家园。1995年,科索沃解放军(Kosovo Liberation Army,KLA)成立。随后,科索沃解放军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军队爆发军事冲突。塞尔维亚军对科索沃解放军进行残酷镇压,并累及无辜平民。塞尔维亚军的暴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9年3月24日到6月10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人道救援为由对塞尔维亚进行了78天轰炸攻击,造成塞尔维亚军和塞尔维亚平民的大量伤亡,北约部队却无一伤亡。北约的狂轰滥炸迫使塞尔维亚米诺塞维奇政府不得不坐到谈判桌边进行和谈,从而结束了科索沃长达四年的军事冲突。米诺塞维奇最后以种族灭绝罪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并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ited Nations Interim Administration Mission in Kosovo,UNMIK)的科索沃保护部队(Kosovo Protection Corps)。

科索沃建国后,某些极端分子主张以阿尔巴尼亚的双头鹰国旗为国旗,立即遭到占国内人口2%的塞尔维亚人的强烈反对。国际社会也拒绝接受两个国家使用相同的国旗。这使大多数科索沃人认识到,极端分子期盼与阿尔巴尼亚合并,建立大阿尔巴尼亚的“理想”是行不通的。积极争取加入欧盟、获得坚实可靠的国际地位才是他们应该致力的目标。于是,科索沃议会作出决定:以欧盟的旗帜为蓝本,使用蓝底、黄色地图、白色五角星国旗。黄色地图勾画的是科索沃的国土形状,六颗白色五角星代表国内的六个民族。为了主动靠拢欧盟,他们在没有获准加入欧盟的情况下,自行使用欧元作为货币,并且把英语与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一起定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三种官方语言,哪怕它的绝大多数国民对英语一无所知、一窍不通。

在学习和了解了这两个人和这一件事之后,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三个国家一定的背景情况。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准备。我们可以出发了。

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英国格拉夫桑德- 马其顿斯科普里

凌晨五点起床,出发去Luton机场赶8:55的飞机飞斯科普里。飞机晚点50分钟起飞。早知道就不要这么着急了。

昨天联系旅店派人来接机。一个高挑的年轻姑娘果然举着我的名字在出口处等我们。我们很高兴。到晚上交费的时候才知道,这趟接机他们额外收取我们20欧元。怪不得他们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怪不得我在早些日子问接机费用时他们不回答。从机场到旅店有直达公车,两人的车票总共只要1欧元。奸商骗人钱财,真是不择手段。

旅店由散布在市中心的多处公寓楼中的各个公寓房组成。领我们去公寓房的员工极其愚钝,尽管是她的日常工作地点,她却不会抄近道,而是绕了很远,然后再走回头路,沿着她熟悉的老路走回来。真叫人好气又好笑。想问她问题,她一句英语都不懂,就像与聋子说话。她打电话叫来她的主管。等了半个小时才姗姗来迟。主管会说一点英语,但是说得也不太好。主要是业务知识不足,问他有哪些旅行社搞一日游,他居然一个都不知道。

看来我们今后几天的游览会面临严峻的形势。如果找不到旅行社去奥赫里德(Ohrid)和马特卡(Matka)等计划内的名胜,我们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去。如果自己无法去,就只好放弃。

早五点起床赶飞机,至下午两点多进旅店房间,到三点多从超市买食品回来,我们才总算吃上东西。一天只吃了一顿饭,也不知道饿。晚上七点钟又要在房间等旅店的人来收房费,不好再出去。总之,奔波劳累了一整天,既没有好好吃东西,又没有游玩任何景点。妻子总结:整整一天,什么也没有玩,还要花冤枉钱,这是我们穷游几十年中最失败的一天。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马其顿斯科普里

今天进行斯科普里一日游。为此我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作了大量准备。但是事到临头还是紧张得要命,因为语言不通、文字不懂,用中、英文制定的计划不能落实到地图上。我所掌握的英文地名与地图上标出的马其顿地名对不上号。昨晚,我把今天的游走路线又复习了一遍,还是担心得无法入睡,最后服了安眠药才迟迟睡着。今天清早又把要去的景点按行走的先后顺序写在纸上。双手捧着那张纸,七点多钟出门。

刚开始还不错,踏上了旅店对面的艺术桥(Bridge of Art)。全桥的每一个桥栏柱旁都配有一个名人雕像。他们都是马其顿著名的作家、画家、演员、教师、作曲家和歌唱家。我对马其顿的文化艺术史知之不多,大多数人我都没有听说过。与艺术桥相伴的是另一座满是雕像的跨河桥——马其顿文明桥(Bridge of Civilization in Macedonia)。此桥两侧的雕像都是在历史上对马其顿文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师级人物。一些武士也威风凛凛地排列其中。这说明在历史上某些军人对马其顿的文明发展也起到过重要作用。这种表达虽然可能引起争议,但是人类的军事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甚至在某种意义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不是战争贩子。我从来不鼓吹战争。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尊重历史。

在这两座桥上各走一趟,我们就横跨了两次瓦尔达尔(Vardar)河。但是,还不够,我们接着又走上了古老的石桥(Stone Bridge),此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由拜占庭皇帝嘉斯汀尼安(Justinian)修建。桥面以半米见方的巨石拼接而成,经不断维修,至今仍坚如磐石。由于它连接着位于瓦尔达尔河两侧的两个充满雕像的重要广场(斯科普里主广场和马其顿城市广场),所以在此桥过往的行人(游人)特别多。我们周游世界,到过几百个城市,从来没有在哪个城市看到过这么多雕像、这么集中的雕像。我们在石桥上往返了几遭。妻子在斯科普里主广场拍摄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骑马雕像,然后走到马其顿凯旋门(Porta Macedonia)拍照。

我不得不发出抱怨:“你不照我计划好的路线走,我会迷失方向的。”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好几次。妻子知道它的危害有多大,立即同意我的建议:“那好,我们还是照你计划的路线走好了。”

我们再过石桥来到马其顿城市广场。这里分布着六个群雕,计两个宗教人物群雕、一个四马群雕、一个四狮群雕、一个四组母子群雕、一个武士群雕。每个群雕都规模宏大,而且各自配有许多小喷头组成的多重喷泉。另外还有几座单个雕塑。妻子留连往返于众多雕塑之间忙着拍照。我尾随其后,东奔西走,很快就彻底迷失了方向。离开马其顿广场以后,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了。

虽然卡勒(Kale)要塞就在头顶,我们现在却不能去,因为才八点多钟,要塞还未开放。就近找到一家银行,想把美元换成马其顿丁纳。女职员说:“不行,我们只给在我们银行有账号的客户搞外币兑换。”走进它隔壁的另一家银行,男职员二话没说就给我换了,只是汇率比网上稍低,60美元换了3240马其顿丁纳。真是奇怪,两家比肩并存的银行,营业政策居然会绝然不同。

掌握不了行动路线,我们只好漫无目标地往市中心方向走。误打误撞地来到圣母玛利亚(St. Virgin Mary)教堂。我们被它开放式庭院里的三个精美白色立柱吸引,走了过去。三个纯白的石柱,高达十米,从上到下满是精细的雕塑,柱脚还有一圈喷头向柱身喷射水流,给人以圣洁、美丽的感觉。妻子从不同角度给这三个漂亮的立柱拍了几张照片。

我们一路问道来到长途汽车站,购买15日早上八点正去科索沃首都普里斯蒂纳的汽车票。在那里想要一张公车路线图,因为我在旅游资料上读到过:在任何一个汽车站都可以拿到公车线路图。但是我得到的回答却使我大失所望。“没有,我们没有。”“那么哪里有?”我仍不死心。“哪里也没有”问讯处的女员工把握十足地回答:“出口处的墙上画着大幅地图。你可以到那里去看。”这不是我需要的。被旅游资料误导,对于我们来说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我们只能淡定地离开。

在长途汽车站的重大收获是获知短途汽车站就在它附近。由那里发出的60路公车直达游览胜地马特卡。于是我们找到短途汽车站,问清楚了60路公车的往返时刻。我本来打算再去找一找公车线路图。没想到,一个极其热心的老人拉着我们就走。我们问:“你要带我们去哪里?”他笑而不答,一派高深莫测的样子。走了一会儿,把我们又带回了长途汽车站问讯处。他用马其顿语为我们问询。但是他连我们要去什么的地方都不知道。我连忙在纸上写下马特卡(Matka)。他老眼昏花,把它读成了Malta(马尔他)。这是地中海里的一个岛国,长途汽车肯定不会开到那里去。他把询问的结果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坐飞机去。首先要在法兰克福或者罗马转机……”搞得我们哭笑不得。被热心人误导,搞得劳民伤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热心过度,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就无法提供真正的帮助,只会给别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挫败连连,弄得我疲惫不堪,信心全无。已经离我们住的旅店不远了。我们决定先回旅店去吃午饭。休整一下,下午再整装出发,重头再来。

我们在旅店房间随便吃了一点干粮,休息了几分钟,就又出发了。首先去了旅店后面的圣女特蕾莎群雕。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四单元的群雕,最前面的第一单元是左右两组在高台上开会讨论的人群。随后的第二单元是一个位于地面的金色火炬手。再后的第三单元是一个高大的牌楼,牌楼顶上是四匹金色的奔马。位于最后的第四单元是一个高耸的纪念碑,圣女特蕾莎双手高扬站立在碑顶。

如此美好壮丽、意义深远的纪念性雕塑,也被人严重污染了。破坏者在气球中灌满油漆,向雕塑投掷,彩色油漆从高到低流淌在雕塑上,搞得雕塑多处五颜六色、不堪入目。这些损害文物者实在可耻。我们看到一些老年志愿者在清洗散布在雕塑上的五彩斑斓的油漆,但是毫无成效。

我们继续前行,没想到走错了方向,越走越不对路子。停下来问路人。她说我们走反了方向,必须回过头来走。我们走到马其顿街,从行人区走到圣女特蕾莎故居博物馆。被世界穷苦百姓敬仰的圣女特蕾莎曾经在这里度过她的童年和少年。高达14米的著名古建筑Feudal Tower就在它旁边。

我们再次越过石桥(数不清今天已经来回走过几次了),穿过马其顿广场,走了一段上坡路,进入了卡勒要塞。它也是拜占庭皇帝嘉斯汀尼安首建的。年久失修,除了几个塔楼和一段城墙还比较完好,基本上可以算作一片废墟。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中国来的40人旅行团。该团进行欧洲十国二十六日游。马其顿算不上一个重要旅游国家,我们多少有些惊讶,他们怎么会游到这里来。

出卡勒要塞,我们参观了它对面的St. Spas教堂。然后下山进入了老集市(Old Bazzar)。我们穷游的一贯作风是只游玩,不购物。五花八门、纵横交错的小店铺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倒是找到几家旅行社打听它们是否从事去马其顿著名旅游城市奥赫里德的一日游。它们基本上都只搞去外国的航空旅游。有一家旅行社倒是愿意给我们搞奥赫里德一日游,但是每人收500欧元。花1000欧元搞一日游,可以去某些国家(例如古巴、多米尼加)搞机票、酒店、食物和酒水全包的一周游了。我们还没有傻到这个地步。

我们在老集市结束了在斯科普里的一日遨游。在语言不通、文字不懂的情况下,在一天多次走错路、走老路的状态中,我们居然走了这么多地方,而且基本上走遍了计划要走的景点,这也许可以算是一个奇迹。

2016年5月12日星期四马其顿斯科普里

早四点我即起床。洗漱完毕,烧水泡茶,补写昨天晚上没有写完的日志。妻子被我搞醒。她在五点多起来,煮了两包方便面作早餐。早餐后我们即去短途汽车站乘早七点的60路公车,去斯科普里远郊的游览胜地马特卡峡谷。我们提前20分钟到达短途汽车站。这里是60路车的始发站。我们老老实实地站在站牌下等待60路车入站。一直等到只剩下几分钟的时候,我才疑惑地问一辆停在旁边站台的没有挂线路号码的车:“请问你是去马特卡吗?”司机回答:“是!”我连忙叫妻子上车。我们刚上车,买好票还没有坐稳,车就启动了。好险!差一点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不明白司机怎么可以这么做——不把车停在自己的站台,又不在车窗上挂线路号码。他是故意要为难乘客吗?

马特卡峡谷名不虚传,真可以说是风景美丽如画。一条土石小路延绵三公里,身旁是高耸的悬崖峭壁,脚下是深邃的绿水碧波。更加奇妙的是,由于我们到得早,完全没有游人。真的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在那里游走拍照,随心所欲。在得意之余,我们甚至感到担心:如果在某个拐角躲着一个坏人,我们将既无力反抗,又无法逃遁,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

虽然没有遇到坏人,三公里的行程并不轻而易举。道路很窄,有些地方甚至连铁杆护栏都没有。路面凹凸不平,忽高忽低,如果踩到一个突出的石头,滑了一下、或者突然绊倒,就可能坠入十几米以下的深渊。我们俩将无法自救,也无法互救,更加不可能找人救援。我们没有手机,离我们最近的人也在几公里以外……

天气时晴时雨。小路进入树林以后,我们看不到山、见不到水,除了树木没有任何景物,浑身上下却又被周围树枝上所挂的水珠浸透。对旅游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的妻子都有些动摇了。她说:“我们是不是不要继续往前走了。”我回答:“一切由你决定。我在你领导下生活。”结果是我们又继续往前走去,一直走到小路被横木封锁的折返点。

在我们几乎快要走回到入口处的时候,终于遇到第一个继我们之后到达的游客。这时已经是11:45分。我们7:45分到达,边行走边拍照,已经忙活了整整四个钟头。我们回到入口的时候,大批游客上来了,差不多有一百人。他们几乎都是随旅行团到来的。进来以后只走百十米就返回了他们的旅游车。妻子说:“其实看最前面的一百多米也就够了。那是最精华的路段。”我不同意:“哪怕是看了最精华的路段,但是在剩余的三公里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无法包含的精彩。”

下午一点多我们就回到了旅店房间。下了两包方便面做午餐。妻子决定下午不出门了。我们今天已经走了八、九公里,其中还包括六公里崎岖的山路,是该好好休整休整了。但是我还不能躺下睡觉。我补写了昨天没有写完的日志,又完成了今天的日志。

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马其顿斯科普里

今天计划去沃德诺(Vodno)山顶看千年十字架。一早起床在网上查到上山的缆车上午十点才运营,所以八点才出门。首先我们去了自由桥(Freedom Bridge)。它是我们到来第一天坐车经过的第一座横跨瓦尔达尔河的桥樑。我们还没有机会给它照相。此桥的桥柱很美,其顶端背靠背、面向四方站立着四个天使,他们的双翼下垂,双手上扬在头顶交叉。桥栏挡板上雕着欢歌艳舞的浮雕。少男少女们三个一组或唱或跳、或弹琴或击鼓,反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过桥是马其顿共和国外交部大厦,楼顶有十多个伟人雕像,半腰突出处也有十多座伟人雕像,想必都是对马其顿的建立和成长有突出贡献的著名人士。楼前右侧有一个庞大的骑马伟人雕塑。

重过和平桥,才8:40,在25路公交车车站又等了25分钟,去沃德诺山的公车才终于出现。车开到半山腰的缆车站,乘客全部下车转缆车。仍然不到十点,坐在休息区的野餐桌边吃了一些食品。一直等到缆车运营,才坐缆车上山顶。沃德诺山海拔1066米,是斯科普里南面的最高峰。公元2000年,马其顿政府决定在此山之巅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十字架,以纪念新千年的到来。这就是这座名为千年十字架的高60米钢筋十字架的由来。十字架高高耸立,斯科普里全城都可以看到。钢结构桁架上均匀安置着高能灯泡,在夜晚把十字架的轮廓勾勒得一清二楚,使它在夜晚更加耀眼醒目。在建立之初,有人提出异议,在伊斯兰教信众甚多,伊斯兰势力极大的斯科普里建立一个全球最大的十字架,这是不是对伊斯兰教的示威,会不会影响民族团结?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千年十字架并没有引起重大宗教纠纷或民族骚乱。可见,最重要的并不是某个宗教符号,而是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

旅游资料上说,在沃德诺山顶还有一座游击战士纪念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沃德诺山区活跃着一支抗击纳粹的游击队。他们在击溃马其顿的纳粹军队、解放斯科普里的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没有找到它,其他游客似乎根本没有兴趣去找。显然它不在千年十字架的附近。

才十一点多,现在就结束一天的游览有些太早。妻子果断地建议把明天的旅游计划提前到今天完成,明天再另行安排。我有些害怕,因为我听不懂马其顿语、看不懂马其顿文,而且我们的旅店是散布在各公寓楼中的套间,根本没有前台服务人员可以问讯。要我单打独斗地不咨询任何人,利用早上和晚间的喘息时间临时做出下一天的游览计划,确实很有难度。但是,我们的确不应该白白浪费整个下午,所以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妻子的决定。

我们坐车下山去城市公园和它附近的博物馆。城市公园是斯科普里市区的一个面积很大的休闲公园。体育场、动物园、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游览景点都和它紧密相连。这是我原计划明天全天游览的区域。我们坐车返回到市中心,再转车去城市公园。在绿树遮阳、青草复地的公园里走了一遭,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出园去找博物馆。我们路过自然历史博物馆,它与动物园比邻,但是大门紧闭。我以为它一定另有入口,就继续往前走。走了十几米后看到一个洞开的售票窗口。我以为它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售票窗口。掏钱买票时才知道它是动物园的售票窗口。售票员会英语。他告诉我:“我们的门票是50丁纳,他们的门票是60丁纳。”我打算退回博物馆去买票。但是妻子发话了:“花一加元就可以看一个动物园,为什么不进去看看。”于是,我们这对71岁的老大爷老太太就进了动物园。

我们对斯科普里的动物园本来没有抱太大希望。进去以后却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始建于1926年的动物园,至今已有90年历史。园区广大、动物齐全,虎豹熊狼、老鹰鹦鹉、孔雀猫头鹰、河马长颈鹿……应有尽有。作为一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妻子在这里东奔西走、大显身手,拍了几百张照片。两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离开动物园时已经三点多。

推开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大门,正要买票进入,我突然多了一个心眼。“还有多久关门?”我问。“45分钟。”售票员答。以45分钟时间参观另一个也是1926始建的博物馆,有些过于草率。我只好既对售票员又对妻子说:“那么我们明天再来。”

我们没有料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下午4点就关门。而动物园却在傍晚6点才关门。早知如此,我们满可以先看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再去看动物园,从容不迫地把两处都看完。

2016年5月14日星期六马其顿斯科普里

昨晚睡觉前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想给明天做出最佳安排。远处不敢去,怕出去以后回不来,耽误后天早上8:00正去科索沃首都普里斯蒂纳的汽车。最后决定就在市区看两个博物馆算了。

临晨3:40起床补写昨天的日志,一直到6点多钟才写完。洗漱吃饭,8点多钟出发去昨天下午没有来得及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我想坐车去,以免过于劳累。妻子听说只有两站路,认为不妨边走边看街边照相,倒是更加写意。于是我们徒步前往。我本意是按我们昨天坐过的公车路线走,谁知很快就走上了错路。15分钟的行程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多次问路以后才找到自然历史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动物园比邻,而且同建于1926年。展品按矿石、化石、古生物、植物、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的达尔文进化论顺序排列。很有教育意义。展品的处理和安排也精致明晰、有条有理。妻子对此多次发出了由衷地赞美。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展品不是十分丰富、展出面积也不是很大,与我们看过的许多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无法比拟。

我们只花40分钟就看完出来了。早知如此,昨天在它关门前45分钟时就应该把它看掉,今天就不用花一个多小时走错路专门赶来了。

自然历史博物馆离我们的下一个目标马其顿国家画廊只有15分钟行程。如果乘公车,等车时间都不止这么久。妻子又说要走。我说:“你行吗?”她说:“怎么不行!”

我们边走边照相。在找到国家画廊之前,我们首先遇到马其顿国家剧院。剧院大楼的屋顶和二楼阳台上有两圈雕像,共几十个。大楼四周的地面上也站立着许多雕像。有逗笑的小丑、有端庄的少妇、有妖艳的少女、有相拥的情侣、有弹琴的乐师、有神气的指挥……我们绕剧院一周,给四围的雕像一一摄影备考。对站立于地面的雕像,我们不时还凑上去,和它们合影留念——反正它们也没有办法表示反对或厌恶。我再次发出感叹:“走了这么多城市,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城市有这么多雕像!”

河对岸就是我们的旅店。妻子决定先回去吃午饭,休整一下再出来找国家画廊。我们回到旅店房间,妻子不顾劳累,做了西红柿鸡蛋菠菜汤,再加上几块熏肉,吃了几个小油酥面包,然后就躺在床上歇息。我舍不得浪费时间,把iPad设置在美国之音的电视广播上,耳朵里塞着耳机一面收听新闻广播一面闭目休息。妻子事后告诉我,几分钟之后,我就鼾声大作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每天游这么多地方,早上又三点多起床,躺下来还不很快睡着的人不是奇人就是病人。

几十分钟后,我们再次出门去找国家画廊。它位于马其顿广场一角的一栋清真寺形的旧房子里。门票不贵,每人50丁纳。但是展品之少、展出面积之小,展品质量之差,也许还不值这份门票。我不明白,马其顿有这么多优雅壮观的雕塑作品,为什么国家画廊的质量这么差。我认为它够不上国家画廊的水平,连某些私人画廊都比不上。

晚饭时在旅店房间听到特蕾莎圣女纪念碑处有高音喇叭的喧闹声,以为有周末文娱演出。饭后出来观看,原来是在举行政治集会。几百个示威者占领了特蕾莎纪念碑前面的繁忙街道。有人手持扬声器在发表演讲。许多警察和警车分布在周围严阵以待,唯恐出现骚乱。我们听不懂,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离开了。

我们转向凯旋门,进入斯科普里主广场,过石桥,到马其顿城市广场,再到文明桥、艺术桥,一路上拍摄斯科普里夜景,与这座美丽的小城做最后的惜别。重要桥梁、大型雕塑和许多主要建筑上都有灯光照耀,把斯科普里的夜色装点得五彩缤纷、异常艳丽。我们拍摄了许多炫目的夜景照片,并选出了九张最漂亮的用微信发送到了朋友圈。

2016年5月15日星期日马其顿斯科普里- 科索沃普利斯蒂纳

半夜时分,被隔壁房间夜归的游客吵醒。他们先是大声争吵,然后好像打了起来。起先只听到两个男人的声音,接着又有女人掺和进来。吵闹声中夹杂着摔打物品的巨响……真是热闹。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这种22欧元一夜的低级旅店。我们不敢开门劝阻,只好耐心地等待他们吵累以后自己消停下来……最好的睡眠时段——半夜12点到凌晨两点,就这样醒着度过了。

两点多钟终于睡着。四点多钟又醒来。起床写了以上日志。6:45出门去长途汽车站赶8:00正去普利斯蒂纳的汽车。7:10就到了汽车站。乾等了50分钟。汽车8点准时出发。在马其顿出关和科索沃入关各花了20分钟。我们坐在车上不动,各自交出护照,任由司机和海关人员操作。最叫我奇怪的是,两国海关人员的早餐好像都是司机从斯科普里带去的。难道他们在各自的边防检查站买不到早餐?真不明白。

十点多钟,我们到达普里什蒂纳汽车站。我立即购买了19日早六点正去地拉那的长途汽车票,两人总共只要22欧元。妻子惊呼:“怎么这么便宜?斯科普里旅店到机场接我们,那么一点点路,就收了我们20欧元,简直太黑了。”我附和道:“就是。我们俩从斯科普里到这里也只花了11欧元!”

从车站找我们订好的青年旅社费了一番气力,倒不是路远,而是不知道怎么走,而且行李比较重。问了几次路以后,终于顺利找到。真的不远,如果路熟,10分钟就可以走到。

休息了一阵,吃了一些饼干就出去找旅行社预订今后三天的旅游团。我做计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今天是星期日,所有旅行社都关门休息。我还很莽撞地打算明天跟一个两天团在外地过夜,后天再返回普里斯蒂纳。如果没有订到明天的两日游,我又没有在普里斯蒂纳订明晚过夜的旅店,那么我们的处境将会非常尴尬。因此,尽管星期日旅行社不上班,我还是不得不去出门去碰运气。

我的运气真好。遇到第一个店里有人的旅行社,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不办本地团,但是他们非常热心,居然把我要找的旅行社负责人招到他们社里来和我们商谈。我们坐在他们旅行社纹丝不动就订好了今后三天的团(一个两日团和一个一日团)。

现在我已经实现了我的全部计划,可以放心地去游览普里斯蒂纳市区了。我们首先找到特蕾莎圣女大道。这是普里斯蒂纳市中心的行人区。在哪里走了一遭,在斯坎德培雕像下拍照留念。然后拐进普里斯蒂纳大学校园。拍摄了一个废弃的教堂。普里斯蒂纳大学图书馆楼别具一格,墙外包裹着一层铁丝网似的钢筋,屋顶好像撑着很多大小不一的帐篷。我们从不同角度给这个怪异的建筑物拍了好多照片。

出大学校园,我们沿克林顿大街往北走到克林顿雕像。雕像位于一个立柱上,还不及克林顿真人大。与斯科普里的众多巨大雕像简直无法比拟。星期日几乎所有店铺都不开门。普里斯蒂纳市本来也没有多少东西可看。全城甚至都没有一条河流。这在首都级的城市中是非常罕见的。妻子决定不再走下去。于是我们返回了旅店。

最后必须提及这里的物价是多么便宜。我们进入了一个小餐馆。(这是我们这次出门以来第一次进餐馆。)妻子点了一个三明治,我点了五块小牛肉饼外加土豆条和蔬菜色拉,一共只要2.3欧元,还附带送了一个大发面饼。我们的晚餐就用这个发麵饼对付过去了。2.3欧元在其它欧洲国家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到,我们俩却用它混过了两顿饭。

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科索沃普里斯蒂纳- 普里森

早7:40,我们带着所有行李下楼,退房,等候两日游的导游兼司机来车接我们。八点钟,一辆路虎轿车准时到达,我们把行李放入行李箱,两日游就这样开始了。

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天气很差,只有7摄氏度。5月中旬本来应该艳阳高照,气温在25-30摄氏度之间。气候反常,今年特别厉害。司机兼导游告诉我们,听说贝尔格莱德今天还下雪了呢!

我们的司机兼导游泽克·赛库(Zekë Çeku)今年64岁,是一个很有来历的大人物。他担任过企业首席执行官、酒店总经理、南斯拉夫驻希腊经济代办等多种重要职务。现任科索沃普里斯蒂纳大学旅游专业教授,负责《旅游社会学》(Sociology of Tourism)等四门课程的教学。由于热爱旅游,他在任教之余,担任女儿开办的旅游社的顾问。他女儿率一个三天团出门在外,他只好把今天本应主持的一个考试延期三天,来带我们这个仅两个人的旅游团。他告诉我们,科索沃2008年建国,至今才八年。这个现年八岁的婴儿已经得到了108个国家的承认。不过,中国、俄罗斯、希腊、罗马尼亚、西班牙、塞尔维亚等重要国家仍然没有承认它,因为它们自己国内都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们不愿意助长任何分离主义倾向。

我们首先到了他的故乡小村Qyshk.汽车开进一所小学。这是他父亲Haxhi Çeku创建的,以他弟弟Skender Çeku的名字命名。小学校园里有他弟弟的大型半身胸像雕塑(比我们昨天在普里什蒂纳看到的克林顿雕像还大),底座上以烫金大字刻写着他弟弟的生平简介:1955年1月1日生,1998年8月15日卒,军区司令员,陆军少将(General Major)。赛库教授告诉我们,他弟弟是科索沃战争中的主要英雄之一。他阵亡于Peja城外的小村庄Loxha。

这时,从教学楼里走出一个教师,邀请我们进去喝咖啡。赛库教授向我们介绍,这是他的表弟,在这个学校任教。接着,二楼的一个窗口打开。一位女士向我们招手。她是小学的现任校长,邀请我们进去做客。看来他们都把赛库教授当作了贵宾。(事实上,在今后三天里,在赛库教授带领下,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享受着贵宾待遇。)但是,我们要按日程安排走遍预定的景点,只好婉拒了他们的盛情。

赛库教授把我们带到了村里的公墓。公墓正中是一个20厘米高、4×5米的长方形水磨石平台,平台四围树着一圈洁白的长方体小柱。每一个小柱上都写着一个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赛库教授向我们介绍:“每个小柱代表一个死难者。一共46个小柱,因此这是46个人的合葬墓。塞尔维亚军包围了村庄,把全村所有的男人全部抓起来,关进了三间房子。他们首先用机关枪扫射,然后纵火焚烧。他们的尸骨混杂在一起,后人无法区分,只好合葬在一起。”

这是多么残忍而悲壮的往事啊!我们远在异国他乡,却不知道1998-1999年科索沃战争最激烈阶段居然是这么残忍、野蛮和疯狂。面对这个合葬墓,我们只能默默无语,以沉默表示我们的悲哀。

“我的两个叔叔也在这次屠杀中失去了生命。”赛库教授接着说:“但是,上帝有眼,这三个房间里,每一间都有一个幸存者。他们活了下来。后来在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米诺舍维奇的种族灭绝罪的案件中成为了关键证人。”

离开令人悲伤的Qyshk村,我们来到Isniq,参观当地农村特有的Kulla。考虑良久,我认为Kulla的最好译法是石堡。这是科索沃农民为了防止外人入侵而修建的独特石头房屋。典型的石堡为三层磊石结构。底层饲养牲畜,牲畜生成的热量升腾向上给整个石堡加热,起着天然暖气的作用。二楼是农民的卧室和生活区。三楼是接待室和客房。石堡四壁开有狭小的窗口,以防恶意入侵者的攻击。小窗的布局是很讲究的,它要保障石堡内尽可能无死角的观察和打击外面的恶意入侵者。

不要因此就以为当地农民一味地与外部世界为敌。恰巧相反,他们是非常热情好客的。对任何善意来访者,他们都热情接待,哪怕是素未平生的客人也可以在三楼免费食宿。三楼的接待室是石堡里最大的房间,与门相对的正墙正中是一座壁炉,羊皮毯沿四壁摆成一圈是所有在场人员的坐席。在壁炉右侧就坐的是主人,地位越高的主人坐得离壁炉越近。在壁炉左侧就坐的是客人,他们也按照地位高低就坐,最尊贵的客人坐在壁炉左侧的第一个位置。房间中间是佣人端茶倒水的活动场所。咖啡是昂贵的奢侈品,只有壁炉右侧地位最高的主人和壁炉左侧最尊贵的客人有资格享用,别的人都以茶水侍候。

下一个景点是Decani的巴洛克-罗马式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这座历史悠久的修道院是一座男修道院,修士彼此以兄弟相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主持彼得神父是赛库教授的朋友。他盛情邀请我们与他共饮咖啡。由于我们的行程紧迫,赛库教授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在去下一个景点Peja的途中,我们经过了Loxha。赛库教授告诉我们:“我的弟弟就是在这里牺牲的。”他指着几百米外的另一个村庄:“当时塞尔维亚部队就在那个村子。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塞尔维亚出动了飞机和坦克。”他沉默良久,终于开口了:“这就是命运。命运安排我弟弟牺牲在阵地上,把他造就成了科索沃最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他的眼睛红了,眼眶也湿了。他定了定神,转移了话题:“我给你们讲一个命运的故事吧。有五个兄弟。只有一个人参加了科索沃解放军。他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关在战俘营。在战争结束后,他伤愈返回了家乡。他惊愕地发现,他那四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的兄弟在塞尔维亚部队的一次清剿中,全部被屠杀了,虽然他们从未对塞尔维亚部队有过任何敌对行动。这是真人真事。就发生在我故乡村庄的邻村。”

这个真实故事让我震惊,也促使我沉思。我想到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有的人不计个人得失,勇往直前。有的人胆小怕事,缩手缩脚。有的人甚至认为事不关己,漠不关心。难道后两种人就不会受到专制政权的伤害?敢作敢为的人固然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毫无作为的人也受到伤害岂不是更加冤枉!民主是一项公益事业,成功了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因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事业、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早日实现……当然,民主运动不是战争,不会那么惨烈。这种联想也许不够恰当,但是在逻辑上两者是相通的,是可以类比的。

我们参观Peja Patriarchy 东正教修道院。这是一个古老的女修道院。修女们以姐妹相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它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们沿修道院外面的小河溯江而上,观赏Rugova山涧激流。脚下是激流险滩,身边是悬崖峭壁,头顶是高山峻岭。风景如画,令人心醉。妻子激动无比,爬上走下,左拍右照,忙得不亦乐乎,嘴里还不停地赞美:“简直太漂亮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景致。”

进入Gjakova城。我们在著名旅店Carshia e Jupave用咖啡。旅店老板与赛库教授是老朋友,坚决不肯收费。我们参观了Gjakova城的老集贸市场,Hadumi 清真寺,Bektashi Tekke,然后驱车至古城普里森(Prizren)住宿。赛库教授特意告诉我们,普里森是科索沃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被旅游业界誉为博物馆城市,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还特别告诉我们,特雷莎圣女就诞生在这里。我们不妨去看看她的故居。

2016年5月17日星期二科索沃普里森- 普里斯蒂纳

早上六点多我们就离开旅店到普里森老城区走了一圈。7:15返回旅店吃早餐。由于手头已经没有欧元,只好以美元给小费。为此,我不得不向服务员致歉。服务员很大度地说:“你想表达的是你对我的工作的满意和尊重,用什么货币都可以。”

今天游览的第一站是石堡酒厂(Stone Castle Winery)。进厂以后,首先看到的是纵横排列、整齐有序的巨大酒桶。赛库教授告诉我们:“这些桶的容量是5000升。”现年70岁、在该厂工作了44年的老酿酒师走出办公室来迎接我们。他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白葡萄酒,把我们让进办公室。他向我们介绍:“此厂早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代就是巴尔干地区最大的酒厂。南斯拉夫崩溃以后,实现了私有化,被一个美籍科索沃人收购。他进一步提高了工厂的生产能力,把产量提高到了年产5300万升。”他向我们介绍了该厂的生产工艺流程,存储容量,销售状况,出口国家等情况。他告诉我们,存放葡萄酒的酒桶每年都要手工彻底清洗一次,以保障酒桶的清洁,从而防止葡萄酒变质。容量为5000升的大酒桶是由工人爬进去清洗的。他指着酒桶上的一个开孔说:“就是打这儿爬进去的。”我们大吃一惊。那个小孔好像不到40公分高,20公分宽,人怎么能进去呢?我们知道,为了防止空气渗入而导致葡萄酒变质,必须保障酒桶的密封,因此人孔不可以开得太大。但是,这么小的孔,连小孩都很难钻进去啊!“能让我们看看那个孩子吗?”“哪个孩子?”老酿酒师奇怪地看着我,突然又醒悟过来:“不,不是孩子。我们这里是不使用童工的。”他叫来一个比我高大得多的壮年汉子:“我们厂的酒桶都由他清洗。他以自己独特的姿势钻进去。每洗一个桶需要一个多小时。他一天可以洗六到七个桶。”“你是怎么钻进去的。”我好奇地问。“不难,”他朴实地回答:“采用我的姿势,你也可以钻进去。”现在不是洗桶季节,所有5000升大桶的人孔都密封着,里面装着酒,或者准备用来装酒。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如何钻进去。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怎么可能钻进去。

由石堡酒厂返回普里森,赛库教授率领我们再次游览这个古老的城市。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游览在这座博物馆城市,与我们自己在清晨的瞎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赛库教授带我们看了老城区和老集贸市场,Gazi Mehmet巴夏建的土耳其浴室,普里森团纪念馆,Sinan巴夏建的清真寺,纪念圣母Levish Helveti Tekke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等历史名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慷慨出资帮助普里森进行古迹的发掘和修复,城里散布着多处考古发掘点和修复工地。

离开普里森,我们驱车前往Zhupa Walleye.然后进入了著名的风景区夏尔(Sharr)山,在半山腰的夏尔饭店吃午餐后,继续上行至夏尔山的最高点。一路上观山林翠绿,看溪流激荡。车过最高点以后,我们发现山水瞬间改变了流向。赛库教授对我们说:“不要奇怪。我们已经越过了分水岭。这里是另一条河的源头。”

夏尔山风景虽然秀美,但是我们觉得它不如昨天看到的Rugova山涧激流那样令人心旷神怡和精神振奋。

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科索沃普里斯蒂纳

今日进行科索沃东部中世纪文化之旅。首先到Gracanica参观古老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然后进入了一片名叫Ulpiana的开阔地。这是中世纪的重要城镇嘉斯汀那纳·赛孔达(Justinana Secunda)的遗址。赛库教授告诉我们:Ul是低矮的意思,piana是平原的意思,Ulpiana合起来就是低矮的平原。从公元四世纪起,阿尔巴尼亚人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的土地上,建设起古城邦嘉斯汀那纳?赛孔达。在这里,无论你从哪里往下挖,都能挖到古废墟的残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重视这个古镇,拨了专款从事这里的开发。他指着几个正在一个废墟地基上忙碌的年轻人说:“他们正在按原貌恢复一个公元四世纪的古教堂。它也许会成为地球上最古老的教堂。”妻子怀疑地说:“他们知道它的原貌吗?按原貌恢复,谈何容易?”赛库教授反驳妻子的怀疑:“他们都是考古学家。一个美国教授和一个土耳其教授领导这个修复队。你看见没有,他们没有使用水泥作粘合剂,他们用的是一种独特的粘性泥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水泥。”

赛库教授带领我们在这片开阔地里走了一大圈。告诉我们这里是集市区,这里是生活区,这里是墓葬区,这里是公共浴池,这里是水渠,这里是耕地……妻子看得有些不耐烦,低声地我说:“难道我们今天就在荒地里乱走?”

离开“荒地”,我们接着去中世纪古堡诺沃伯达(Novoberda)。在到达古堡之前,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重金属矿。该矿发掘金、银、铅、镍等重金属,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终止发掘。赛库教授对我们说:“科索沃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出售矿石的水平上。出售原材料是无法致富的。我们必须提高冶炼能力,出售金属才能富起来。”

在诺沃伯达,我们首先看了古堡外的古清真寺,然后才去古堡。赛库教授的一个学生负责古堡的修复工程。他打开了古堡的大门,让我们进入里面参观。这是普通游客享受不到的礼遇。(一般人只可以在古堡外面参观。)他告诉我们,古堡早已倒塌。他刚接手这个修复工程的时候,古堡原址上只是一堆厚达六米的巨石和瓦砾。他们在清除巨石瓦砾的过程中,有许多发现。他们确认了古堡有八个塔楼,其中六个已经完全倒塌,两个尚存基底。他们还发现古堡里有浴室……他们精确地考证出了古堡的方圆和尺寸,严格地按古堡的原貌进行修复。

我提出了我的怀疑:“你们修复的古堡会不会比原来的古堡小一些?”他看了我一眼,觉得我的问题很内行:“是的,古堡完全坍塌了。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有多高。因此,我们修复后的古堡有可能比原物矮。但是,”他补充:“也可能比原物高。”

离开诺沃伯达,来到科索沃东北部城市Gjilani,在第一流的大饭店Bujana吃午饭。此饭店设有1200个用餐座位,比许多音乐厅或剧院的座位还多。饭店装潢得多姿多彩,既典雅又华贵,妻子在里面拍了很多相片。给我们送上来的食品份量很大,味道精美,而且部分免费(由于老板是赛库教授的朋友)。我已经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考虑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忍饥挨饿的人,我们从来就不愿意浪费任何食品。但是,我必须坦白地承认,这一次我们把一部份食品留在了餐桌上。

饭后我们驱车前往Letnica,参观了闻名遐迩的Letnica教堂。这个教堂以它位于圣坛主座的“黑色Madonna”雕塑而闻名于世。在全欧洲一共只有三座黑色Madonna神像,另两座位于波兰和西班牙。据说有个美国游客曾经问过教堂的神父,“你们的神像怎么会是一个黑人?”神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他:“你们的总统怎么会是奥巴马?”

这个教堂出名还因为特蕾莎圣女是在这里下决心做修女的。当时特蕾莎圣女已经由出生地普里森迁居到斯科普里。她每个星期都随父母由斯科普里翻越山岭到这里来做礼拜。1917年,年仅七岁的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在这里作出了终身做修女、致力于救助穷苦民众的决定。许多人因此而认为此教堂特灵。不但科索沃人,连马其顿人也不惜从山的另一侧翻山过来,到这里来朝拜和许愿。据说许多愿望都可以应验成真。

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科索沃普里什蒂纳-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早3:38起床,煮了一些面条吃,就扛起背包去汽车站,乘6:00的长途汽车去地拉那。汽车准点开出,直到上午11点才到达。在车上问身边乘客如何去我预定的旅店。一个中年妇女搭腔说:“我确切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无法说明白怎么去。下车后有车接我。我先把你送过去,再回家就是了。”如此好人,让我遇到了,真是喜出望外。交谈中,她告诉我她叫爱尔达·约卡(Elda Gjoka ),是阿尔巴尼亚奥委会顾问,曾经获得过11次阿尔巴尼亚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这使我不禁肃然起敬。我问她:“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交过手吗?她们可厉害得很啊!”。她答:“岂止是厉害,简直是超凡。和她们打,我接到的球不多,转身跑去捡球的时候倒是很多。”

爱尔达果然叫她的司机把我们送到了我们下榻的旅店附近。她甚至打电话把旅店工作人员安迪招到车边,请他带我们去旅店。办好入住手续,进入房间时,已经12点多了。对房间我们多少有些失望。厕所在卧房外面。没有自炊条件,连烧水壶都没有。但是每天只花了17.1欧元的住宿费,我们不应该有过高的指望。

放下行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爱尔达发电邮,向她表达我由衷的感激。我告诉她我的一切联系方式(住址、电话、电邮、微信),并且真诚地说:“如果你有机会去多伦多,一定要去找我。让我也有一个略尽地主之谊的机会。”为了提高她对我的郑重邀请的重视,我在邮件最后署上英文名字的同时,还在括号中註明“退休教授”(Retired Professor)。在我们的交谈中,我从来没有对她提及过我有如此“头衔”。她对一个其貌不扬的寒酸老头能够那样不遗余力地帮助,更加增加了我对她的尊重和感谢。

发完电邮,我们就出门开始了我们的地拉那之游。在路边小店买了两块饼,坐在青年(Rinia)公园乾涸的圆形大喷泉旁的长凳上吃完,就开始向斯坎德培广场进发。在广场右侧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地拉那旅游服务中心。进去向她们要一张地拉那地图,居然没有免费地图。打听去附近城市的一日游,她们的收费较高,而且不包门票和午餐。我失望地走出了旅游服务中心,心中隐隐地感到不安。看来我们在地拉那的游览要么就要花大价钱,要么就会低质量、高强度。我们拍摄了广场北部国家历史博物馆正墙上的大幅壁画。走到广场南部与著名的斯坎德培骑马雕像合影。离开斯坎德培广场,我们往南走到新清真寺。这是一个规模宏大、造型华丽的园形拱顶建筑。妻子非常喜欢,多方位、多角度地拍摄了很多照片。我们又进去静坐了一阵子,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虽然才三点多,我们就已经很累,因为我们是早上三点多起床的。妻子决定回去休息。在归程中,我们在路边小店买了一些水果和一罐八升的罐装水。捧着这八公斤的重物,我一路走回旅店房间,差一点累出腰肌劳损。

2016年5月20日星期五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杜里斯- 地拉那

早7:05出门去南行长途公车站乘车去杜里斯(Durres)或者克鲁雅(Kruja)游览。由于不会乘地拉那的公车,只好走路前往。没想到这一走就走上了一段漫漫长路。一个多钟头走过去了,仍然没有走到。还没有开始游玩,我们就已经很累。妻子累得不行,一路上不停地问我怎么还没有到。我建议:“不要去了,回去好好休息。”她又不同意:“都走这么远了,又退回去?那不是白走了!”就这样挣扎着终于走到。我去找售票处,没想到长途汽车站却没有售票处,大家都是上车后再买票。

我们上了去杜里斯的车。这是阿尔巴尼亚最古老的港口城市之一。离地拉那仅26公里。约半小时车程。票价为150莱克,约合1.5加元。考虑到在多伦多坐一趟市内公交车都要4加元,我们不得不说阿尔巴尼亚的公车实在是便宜。

下车以后,我们首先去了海港。一只巨大的游轮停在泊位上,就像登陆上岸了。妻子惊讶地说:“这船怎么上岸了。”说得我忍不住笑了。顺着港口前行,我们经过了一个漂亮的小教堂,一个有四尊流行音乐歌手铜像的街头公园,来到了杜里斯的古城墙。城墙已经残破,但是拐角处的塔楼还相当完好,里面好像开着一个咖啡厅。

这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我们继续沿海岸前进,还没有走到延伸入海的餐饮服务中心,小雨就变成了磅礴大雨。随后,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小雨淅沥,大雨小雨交相呼应,再也没有停止过。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观光了海滨雕塑,游览了餐饮服务中心。然后拐入城里,找到了古罗马圆形大剧场和古罗马浴室。

雨下得越来越大。尽管我们有伞,还是不免衣服被淋湿,鞋子被浸透。这样游玩,实在是自讨苦吃。我们决定结束这里的游览,乘车返回地拉那,哪怕在归途中经过克鲁雅也不下车。

但是,雨下得这么大,回去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我们多次在屋檐下躲雨。好不容易找到杜里斯汽车站,坐车回到地拉那,再坐公车到斯坎德培广场。离旅店已经很近,我们还是不得不躲在汽车候车亭避雨。回到旅店房间时,已经是下午两点。

我们在旅店订好22日和23日去培拉特(Berat)和波格拉德茨(Pogradec)的一日游。只剩下明天空闲。这是我们去克鲁雅——斯坎德培的故乡、他三次击败土耳其人的地方——的最后机会。但是,我们一致决定,如果还是这样的鬼天气,哪怕是天堂我们也不去。

2016年5月21日星期六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昨晚问好了如何乘公车去南行长途汽车站,心想这下子应该可以去克鲁雅好好玩一遭了。早七点出门,走向公车站,正好看到去南行长途汽车站的公车。十几分钟就到了那里。打听去克鲁雅的车,回答是“这里没有”。又乘车赶到卡尔·托彼亚(Karl Topia)广场附近的另一个长途汽车站。东走西问了好一阵子,才知道去克鲁雅的首班班车十点钟发车。看看表,刚刚八点钟。我们不愿意白等两个钟头,决定放弃克鲁雅,还是去城里玩。

我们由卡尔·托彼亚广场走到斯坎德培广场,途中顺便问清楚了去机场的公车的上车地点。由斯坎德培广场往南,来到了地拉那金字塔。这是一个仿埃及金字塔的钢筋水泥结构,与埃及的金字塔无法比拟。继续往南,看到了外交部等政府部门。最后进入了广阔的圣女特雷莎广场。总统府、考古博物馆、图书馆、政治大学和几个豪华酒店都在广场周围。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上走遍了地拉那城里的主意景点。妻子发现还来得及乘11点的班车去克鲁雅。去看那里的斯坎德培博物馆,古城堡和人类学博物馆。妻子对博物馆的兴趣不是很浓,她最想看的其实只是古城堡。斯坎德培在那里三次击退奥斯曼帝国的大军,阻止了土耳其人向西欧进军的步伐。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啊!但是,一个古城堡,值得我们这样往返奔波吗?我劝阻她:“只是一个古城堡而已,有必要这么辛苦又往卡尔·托彼亚广场跑吗?”但是,妻子很坚决,一定要去。“不然你在旅店房间里干什么呢?”她质问我。

于是又去卡尔·托彼亚广场。天晓得,偏偏坐错了车。只坐两站就不得不在斯坎德培广场下车。只好从斯坎德培广场走到卡尔·托彼亚广场。赶到汽车站,才10:50.我们找到车窗上挂着克鲁雅标牌的车,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两位阿尔巴尼亚少女也来了。我们问清楚了由克鲁雅汽车站到城堡只有五分钟行程,高兴得很,以为肯定可以游览一下阿尔巴尼亚北部最大的城市克鲁雅了。没想到等到11:10还不见司机来。阿尔巴尼亚少女们打听到消息,11:00的班车取消了,我们必须乘下一趟班车在下午一点出发。少女们告诉我们,她们十点钟就来了。结果班车被取消。她们又等到十一点。又取消了。她们不愿意再花两个钟头等下一部班车,决定坐别的车转到克鲁雅去。她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和她们同行。

现在,连妻子也不愿意去了。她说:“既然去的车可以随意取消,那么回来的车也可能随意取消。我们明后天都定好了一日游,如果今晚回不来,那么一日游的钱就白花了。我们不能干这种傻事。”

两位少女对她说:“克鲁雅很漂亮,应该去看看。”妻子不为所动,坚定地与她们挥手告别。往返奔波、历尽艰辛,妻子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我为她难过。我抱怨说:“班车就是班车。哪怕没有一个乘客,也应该正常运营。怎么可以因为乘客少就随意取消!”我心里想,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乘客早就抗议了。我很同情那两个阿尔巴尼亚少女,她们被班车一再取消白白浪费了两个钟头,却毫无怨言地另找门路回家。这显然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刚刚由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来,国家的民主形态还不成熟,公民的维权意识还不强,还习惯于逆来顺受。

势在必得而且胜卷在握的克鲁雅之游经过反复努力最后还是以如此荒唐的方式泡汤了。作为外国游客,我们当然不可能在这里展开维权斗争。我们只好返回旅店房间。妻子睡觉休息,我写了以上日志。

2016年5月22日星期日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波格拉德茨–德里隆- 马其顿伽里西卡-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八点出发,作波格拉德茨(Pogradec)一日游。司机叫阿曼德·霍查(Amand Hoxha)。霍查是阿尔巴尼亚人最常见的姓氏之一。他与统治阿尔巴尼亚40年(1945-1985)的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如果说到感情关系,那就是他心里充满了对这个独裁者的憎恨和轻蔑。

波格拉德茨是奥赫里德湖滨的美丽城市。进入波格拉德茨以前,我们经过了迷人的湖湾小村林村(Lin)。一片粉红屋顶的房屋沿湖而建,从盘山公路下望,给人以远眺人间仙境之感。

奥赫里德湖位于马其顿西南部和阿尔巴尼亚东部。两国各拥有该湖的一部分水域。其面积达358平方公里,最深处为288米,是欧洲最深和最古老的湖泊之一。湖中栖息着200多种特有鱼类,如野鳟、茴鳟等。在湖内生存的软体动物中有8成是该湖所特有的。湖滨坐落着奥赫里德,波格拉德茨,斯特鲁加等观光城市。在斯科普里时,我就想方设法要去湖滨的马其顿城市奥赫里德一游。由于行程较远,找不到合适的旅行社,只好作罢。现在游览波格拉德茨的奥赫里德湖滨,也所还了我的一个夙愿。

坐在湖滨的一家咖啡店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观赏湖景。瓦蓝的天、碧绿的水,在远处融为一体。使我对成语天水一色有了更深的体会。微风吹拂,水波荡漾,孩子们在湖畔的草地上追逐奔跑,一派宁静平和景象。我真希望我能永远坐在那里,看书、写作、思索、休闲……这时,安迪由公司给阿曼德·霍查打来电话,说他家住在波格拉德茨市中心,离湖滨不远。他已经叫他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午餐。他的父亲很快就会送过来。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像的事情——旅行社的员工叫他的父母为游客准备午餐!我宭得无地自容。过了一阵,脸型与安迪一模一样的一个壮年汉子果然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我们三人根本就吃不完的馅饼。我连声道谢。他却客气地说:“你们的时间有限,不然真应该请你们到家里去喝杯咖啡。”

把馅饼放在车里,阿曼德·霍查带领我们游览了波格拉德茨老城区。接着又驱车四公里去著名风景区德里隆(Drilon)。学校正在放春假。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到这里春游。德里隆景区绿树成荫、碧水荡漾、游人如织、笑语不绝。站在跨湖小桥上,我们欣赏着一群群的黑天鹅和白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中自由地游弋。阿曼德·霍查问我有何感想。我简单地以两个字作答:“真美!”(So beautiful!)阿曼德·霍查对我说:“如果是在共产主义时代,你就来不了这里。”“为什么?”我不解地问。“因为在那个年代,这里是恩维尔·霍查的私人别墅。只有他的家族和客人才能进入这里。”阿曼德·霍查回答。我惊愕了:“这么大的池塘和园林,就为他一家人……”我没有再说下去。我想起了毛泽东。他在全国各地有几十处行宫。有的只住过几天,有的从来没有去过,有的是在全国饿死四千多万农民的三年大飢荒中修建的……穷奢极欲本来就是独裁者的本性,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们的独裁者毛泽东比你们的独裁者恩维尔·霍查更加奢侈。”我告诉他。“是的,我读到过。”作为一个导游,阿曼德·霍查居然博览群书。他说:“毛泽东去世以后,恩维尔·霍查以为他的机会来了。他的野心极度膨胀,居然公开和中国决裂,试图充当国际共运领袖。为了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世界革命中心,他提出了霍查主义理论。有些马屁精捧臭脚,又把它爱称为恩维尔主义。”“哈哈,”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恩维尔主义!”夜郎自大,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恩维尔·霍查的狂妄远远超过了夜郎国的国王。

我们出阿尔巴尼亚海关、入马其顿海关,又走了一段山路,来到马其顿的国家公园伽里西卡(Galicica)。伽里西卡国家公园是奥赫里德湖畔的另一个著名景点,可以坐船游湖并去温泉沐浴。我们的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享受这种闲情逸致。我们参观了著名的St. Naum修道院。几十个美术学校的男女学生正在修道院里进行写生作业。

阿曼德·霍查对我说: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原来是阿尔巴尼亚的领土。1927年,阿尔巴尼亚发生了一场政变。阿尔巴尼亚国王被赶到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国王派军队帮助阿尔巴尼亚国王打回来,实现了复辟。为了感谢塞尔维亚的帮助,阿尔巴尼亚国王就把这片与塞尔维亚比邻的美丽国土送给了塞尔维亚。1991年9月17日马其顿从南斯拉夫联盟和平分离,又顺理成章地从塞尔维亚手中承袭了它。

“共产党垮台了,成立了民选政府。现在好多了吧?”我更加关心的是前“社会主义明灯”的目前状况。“当然,比原来多了一些自由。生活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不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穷了。”阿曼德·霍查赞同我的总体估计。但是,他接着说:“可是政府仍然非常腐败。社会党选上来干八年,民主党又选上来干八年,都是一丘之貉,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同样地欺行霸市、同样地贪污腐化。他们在位就拼命地捞钱,一点都不敢整治前政府的腐败,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留后路。他们知道自己在位的时间最多也就八年。他们担心他们对前政府的腐败的任何整治,在他们下台后会遭受到同样严厉的报复。”

我沉默了。必须承认,民主不是解决一切顽症的万用灵丹。民主只是“最不坏”的社会制度。由专制极权政府到民主廉洁政府的转型是逐渐的、漫长的,是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阿曼德·霍查的话使我想起了现代著名人权活动家、捷克前民选总统哈维尔对知识分子的论断:“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使人不安,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切知识分子就不能去扮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所写的历史。”我必须承认:阿曼德·霍查是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好知识分子。他早年留学希腊学习旅游专业,会说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他不愿“去扮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他不“屈从于胜利者所写的历史”。他在不断地思索着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返回地拉那的途中,阿曼德·霍查顺道带我们去看阿尔巴尼亚最大的购物中心地拉那东门(Tirana East Gate)购物中心。在希腊留学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他的祖国,在此购物中心工作了11年,最后当上了大型家电连锁店海神公司的经理。但是他喜欢旅游业,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海神公司,进入了目前的旅行社,尽管他的地位和工资都因此而有所下降。

下午6:30,我们返回了地拉那。我已通过SkyPicker.com预定好由地拉那回伦敦的机票。订单上明确地说:在登机前两天他们帮我们办理登机卡,然后把登机卡用电邮发到我的信箱来。这种做法有些反常。办理登机卡是旅客自己的事情,订票公司怎么可以代办?我很疑惑。现在离登机只剩两天。到时候了,在电邮信箱却始终不见登机卡。我决定自己办理。我用来上网的iPad功能有限。只好到旅店前台请安迪帮我办理。穷游十几年来,已经养成了习惯,在乘飞机前一定要先在网上办好登机卡,既方便自己直接登机,又提前让有关航空公司知晓我明天肯定会去坐飞机。

“能在网上办登机卡吗?”安迪疑惑地问。我很惊讶,一个兼营旅游和旅社的工作人员,居然不知道能在网上办理登机卡。“当然能。”我不容置疑地回答:“我已经搞了十几年了。”“在阿尔巴尼亚也许不行。”安迪说。但是,他还是不厌其烦地帮我办。先是在网上办。不行,没有线上登录(On-Line Check-in)这个选项。又给SkyPicker.com打电话。对方问了我和妻子的护照信息,说没有问题,一个小时以后就把登机卡发到我的电邮信箱来。我高兴极了,连声感谢安迪,放心地回到了旅店房间。

果然,在一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了由米兰至伦敦那一程的登机卡。但是却没有由地拉那至米兰这一程的。我有些慌。仔细察看来函。来函中说:“地拉那至米兰的登机卡将在四个钟头内发来。”四个钟头?那岂不是在深夜里!深夜就深夜吧!只要能办好,我就知足了。

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培拉特- 路西雅- 地拉那

折腾了一夜,不断查电邮,地拉那至米兰的登机卡始终没有来。心里有些恐慌。

八点出发去阿尔巴尼亚培拉特州的首府、历史名城、旅游胜地培拉特(Berat)。

培拉特出名,出名在它有一座规模庞大的要塞——培拉特要塞。这是一座在奥松(Osum)河畔、位于214米高的石头山顶的要塞,始建于13世纪。与一般要塞不同,它不仅仅是用来屯兵打仗的,它实际上是山顶上的一个中型城邦、一个经济中心。要塞里街道纵横,民房林立,商店、作坊和教堂众多。虽然许多房屋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但是考古学家们仍然可以辨认出它们当年的功能。例如,这里是供水系统,那里是瞭望塔。这是一座拜占庭教堂,那是一座奥斯曼教堂……此要塞居然拥有44座教堂!

为了保护古迹,阿尔巴尼亚政府在山间居民的车前窗上贴了专用的上山许可证,并禁止一切外来车辆上山。我们的车只好停在山脚。上山去要塞的道路极其艰辛——坡路陡峭、石头路面高低不平。在阿曼德·霍查的带领下,我们吃力地行进在大小各异、高低不等的石头坡路上,还没有走到山顶就大汗淋漓、气喘嘘嘘了。终于来到要塞大门,仰望高大的门楼,走进宽阔的门阙,我们顿时即感到不虚此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高耸的塔楼、宽厚的城墙、粮仓、武库、供水系统、民房、教堂,还参观了阿尔巴尼亚国家宗教画博物馆奥努福里(Onufri)博物馆。奥努福里生活在16世纪,是爱尔巴桑(Elbasan)主教,也是著名的宗教画家。他的宗教画遍布阿尔巴尼亚的中部、南部和马其顿的西南部。在恩维尔·霍查统治时期,一切宗教都受到压制和歧视,宗教文物被摧毁或焚烧。许多教堂不得不把它们最重要的宗教文物偷偷转移到奥努福里宗教画博物馆来保存。从而,此博物馆对阿尔巴尼亚的宗教文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

在阿曼德·霍查的引领下,我们在要塞中漫步。面对康士坦丁大帝的巨大落地石雕头像,我正在默思其政治含义与艺术价值,阿曼德·霍查却叫我抬头看对面的一排斜翘山坡:“看到了吗?”我不明白他叫我看什么。睁大双眼认真观察着。啊,看到了!对面山坡被山水冲出了几条均匀分布的鸡爪沟。在鸡爪沟之间的坡面上,绿色的植被中印现出五个无比庞大的字母ENVER(恩维尔),每个字母都有几百米见方。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不清。这显然是吹牛拍马者命令园林工人在山坡上铲去草皮而制作的大型“艺术品”。然而,岁月不饶人,随着这位独裁者的去世和共产政权的垮台,绿草又开始生长,使得字母不再那么省目。再过若干年,这个大型“艺术品”肯定会被绿色的植被完全淹没。“独裁者幻想永远被人们敬仰。”阿曼德·霍查感慨地说。“但是他们却很快就会被历史掩没。”我补充。

沿城墙我们走到最佳观景点俯瞰培拉特全城。奥松河在山脚下沿山婉转流过,把城市一分为二,北面是曼伽麟(Mangalem),这是培拉特的穆斯林区。南面是高理卡(Gorica),这是培拉特的天主教区。两个区都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们都以沿山而建、面向河流的同向窗口而闻名。因此,培拉特又被称为“千窗之城”。居住在奥松河两岸的穆斯林与天主教徒在“千窗之城”中和睦相处,没有纠缠在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冲突中。

从要塞下山途中,阿曼德·霍查向我们介绍说,斯坎德培毕生的唯一败仗就是在这里打的。培拉特要塞兵多粮足,土耳其人久攻不下,只好收买斯坎德培的侄儿。他们向他许诺,只要他在半夜打开城门,他们就让他当阿尔巴尼亚国王。就这样,土耳其人在半夜里杀进了要塞,打败了在睡梦中的斯坎德培和他的部队。

下山进入城区,我们招待阿曼德·霍查吃午饭。午饭期间,我再次查电邮邮箱,地拉那至米兰的登机卡仍然没有到。在极度恐慌的驱使下,我给SkyPicker.com在地拉那的代理网站kiwi.com发电邮,问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们明天就要登机了,仍然没有收到登机卡。可别耽误了我们的行程啊!”很快就收到回信:“无法在网上代办登机卡。请自己到机场窗口去办。”既然“无法在网上代办”,为什么昨天告诉我“将在四个钟头内发来”?害得我一夜折腾,不断查电邮!真是莫名其妙。

饭后来到横跨奥松河、连接曼伽麟和高理卡的著名古桥边,向北拍摄了曼伽麟的千窗,向南拍摄了高理卡的千窗,向下拍摄了奥松河的流水,向上拍摄了在头顶飞过的小鸟。景色是这么秀丽,生活是这么美好。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不珍惜我们面对的一切。我们也没有理由被一时的困扰而搅得心烦意乱。

今天的一日游安排得过于宽松,才两点钟就游完了预定的景观。阿曼德·霍查不好意思这么早就班师回朝,在回程中又绕道通过了路西雅(Lushnja)市市中心。我们在那里拍摄了出现在阿尔巴尼亚国旗上的阿尔巴尼亚族图腾双头鹰雕塑。几分钟后,又看到了一座高大的工农兵雕塑。它显然是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遗物。在记忆中,当我在国内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徽也是工农兵雕塑,只是构图和造型有所不同而已。二十多年没有看这两家制片厂出的片子了,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

4:30即回到了旅店。顾不上进房间,首先进了一家旅行社,因为它兼理我明天要乘飞机的航空公司(Blue Panorama)的机票。我询问里面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在你这里办理登机卡吗?”回答是:“不可以。大家都必须去机场窗口办里。”我明白了。看来地拉那根本还没有开展任何提前办理登机卡的业务,无论是在网上,还是通过旅行社。地拉那机场还在使用传统的老式做法,要求所有旅客在机场窗口办理登机业务。这就是安迪不知道网上可以办理登机卡的原因。阿尔巴尼亚与许多发达国家还有很多差距。也许这就是一个例证。

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英国格拉夫桑德

折腾了整整两天,始终没有办好登机卡。有些心烦意乱。昨晚睡得很差,吃了两粒安眠药才勉强睡了一会儿。清早5点起床,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就出发去机场。飞机要下午1:30才起飞,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这么早出发,但是小心谨慎、宁早勿迟,这是我们的一贯作风。

去机场的公车很准点。我们上了七点正出发的车。市内公车涨价了。我在网上查到的是30莱克,但是实际上已经涨到了40莱克。我们特意多留了一些钱,以防出现现金不够买票的窘境。出于意料,居然没有涨,仍是250莱克,约合2美元,与我在网上查到的一样。不到八点,我们就到达了机场。用掉了多余的莱克,只留下几个硬币给大女儿收藏。大女儿是一个持之以恆、意志坚韧的收藏家。集邮、集币,从小学入学开始,至今不改初衷,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她的收藏在亲友中是小有名气的。作为父母,我们理当尽力支持。

在米兰转机,等了三个钟头才登机,晚点半个小时。晚上八点多到达伦敦Stansted机场。女儿、女婿早已站在出口处等待我们。看到他们,我耳中突然响起了《Home,sweet home》(家,甜蜜的家)的旋律。当然,女儿、女婿的家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家。但是见到他们,我心里仍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股回家的感觉。古诗云:“在家千日好,出门寸步难。”旅游好,平安而又健康地回到家里更好!(全文完)

北京之春
201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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