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早晨9点多,经过约3个小时的爬山涉水,我们又从撒戈铲村原途返回马鹿塘。冷太阳下的街面空寂依旧,双肩瑟缩的我敲开联络人孙如策的“美发厅”,里头睡的却不是他。可我们上斜对面的汤面馆刚落座,他竟出人意料地浮现了。

四张嘴围住圆桌,有声有色地吞掉四斗碗汤面,然后呼着滚滚热流出门,紧跟一身迷彩服的孙如策,一瘸一瘸奔向下一个工作对象。小孙虽然两眼辣红,也许心潮澎湃了一夜,却再也未提自己的私事。我猜是孙医生与他通了电话。

从昨日寻访民兵主任的坡口上行十来米,就插入一片直上直下的房檐,抬头仰望,恍若顺岩壁搭建的老积木玩具,于风中吱吱摇曳。小孙在蛇形石梯口与一喂猪的农妇打招呼,后者对我们微笑点头,斜指着苍天道:“老爹在上头等着呢。”

岩壁间,一个院落似一个玩具平台,我们曲曲折折拐上第三平台,那醉眼朦胧的大鼻子老头刚好自堂屋出来,冲我们嘻开了一览无余的瘪嘴:“欢迎啰。欢迎啰。”

由于地势高,从四周万山老林煽起来的风荡平了马鹿塘,自脚底往脑壳钻。我们赶紧跟老头躲入门槛,蹲坐在一窝余烬的火塘边。眼睛适应了两分钟,才混沌初开,我到底认清了最里面熏得黑红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还有“观音菩萨,秉令尊神,福禄财神,进宝郎君,地脉龙神,五谷之神”的字样。

老头扁着脑袋,嘟着鸭嘴吹火,角落里顿时尘埃弥漫。我不禁迷眼躲闪,连道“不客气”。好不容易有了火星子,老头得意地抬头,对我喷了口酒气说:“快烤火,一会儿又没了。”

因为疲倦,老张靠住蜕皮的老墙闭目养神。小孙用本地话为我作开场白,老头却打断道:“晓得啰,你昨天就介绍过啰。”而后转向我:“同志你喝酒不?”

我笑道:“酒不喝,倒是想喝口水。”

老头不以为然:“大清早,没有准备水。况且农村没有烧开水的习惯。”

我依旧笑道:“那就不麻烦了。”

老头将茶缸当酒盅举起,直抵我的下巴:“酒比水解渴,喝嘛。”

我只得啜一口,接着翻出录音机和照相机。带子扎扎开转时,我又啜了一口,果然不渴了。烈酒及烈酒浸泡的往事,竟如此激荡着那颗83岁的心脏,嘭嘭嘭,我已感觉到一种即将喷血的剧跳,但无力,也不想平息。

两三个小时,我们喝光了两大茶缸,约1斤半高度白酒,彼此犹如恋人,勾肩搭背,如胶似漆。可职业本能还让我一再按相机,拍下若干特写,包括嵌在那张老脸上的童稚目光。记得告别时,老头扶着门框,唱了一首土改时期的革命歌赠给忘年知己;我则鼓掌赞叹,如风中杨柳,晃晃然,飘飘然,拾阶而去。

可事后酒醒,我不禁出一头冷汗,这真是平生最凶险的一次拜访啊。

老威:老人家好酒量!

余金元:没酒量,只是喜欢喝啰。

老威:这酒如何?

余金元:马鹿塘本地的酒,比外头的纯。你尝尝就就明白。如果你不会喝,就使舌头舔一添嘛,先感觉到烧,有些冲鼻子,接着就是苦和麻,再接着,才是回甘。如女人的手,从嘴皮、舌头的两边,顺喉管一路按摩下去,直落到胃里头,还在继续拔火罐,一热一紧,很舒服。过了量也不会出多大的问题,死猪一般睡啰。第二天,脑壳照旧在肩膀上,不晕不沉。

老威:真是几十年的经验之谈。

余金元:贵州的茅台,你们四川的好多名酒,我在旧社会就喝过了,还是不如云南的土酒。马鹿塘的地势高,没酒不行,没大烟也不行。过去,这一带的人,无论穷富,都吹大烟。共产党、新中国来了,破除迷信,破除陋习,提倡新风尚。不准吹大烟,不准祭祖宗,不准供菩萨。就只剩下酒……

老威:你吹过大烟吗?

余金元:大烟是越穷越吹,越吹越穷。所以我只喝酒,再贵也要弄来尝。你莫小看这茶缸子里的东西,8元钱1斤啰,一般从村上的作坊打酒,最多一两元1斤,我是要亲自守在现场,眼睛不眨地盯着出酒,头尾不要,只拿把壶接中间的。他说8元就8元,值得。

老威:这辈子,你对酒的感情胜过人吧?

余金元:不好说啰。酒不害人,人会害人。如果我滴酒不沾,挣钱干啥?就学孙如策他老祖,去买田买地,发家致富?那到了土地改革,就划大地主,连脑壳都保不住。

老威:你们家过去有多少田地?

余金元:没有田地。所以划成贫农了。

老威:那以前靠什么生活?

余金元:跑生意,就是低价收购本地的奶猪,再运到昆明高价卖出去。

老威:老人家算长途贩运、发展经济的先驱了。

余金元:我是做一笔生意就停下来,喝完了再做。父母骂我多少次,没出息!,可到了土改,划阶级,称大秤,我家自然是贫农。

老威:共产党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余金元:四几年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了。1950年马鹿塘解放,好多游击队就变成了工作组,跟部队来剿匪、征公粮。我还记得住在大村的工作组里有个河南人,叫张志;还有个年轻女娃娃,姓周。他们四、五个人,在这儿开展了1年多的工作。

国民党的官进来是坐轿子,住乡公所;共产党是骑马,这让穷人觉得亲切些。他们一下马,就往最脏最烂的地方钻,不管三七二十一,替人干活,替人出头。访贫问苦搞串联,一心要把没房子没地的、没人管没人理的、穷得要饭的、混一天算一天的,总之,把天下最遭孽的撮合到一块,组织起农民协会;再从最遭孽的人里面,挑选最最遭孽的,进贫雇农主席团。这就是工作组要依靠的核心力量啰。

老威:你算不算核心力量呢?

余金元:安排我做过卫生组长。我的记性好,嗓门大,所以也叫我带大家唱歌。

老威:你会唱土改时期的歌曲吗?

余金元:整个马鹿塘,就数我会的歌最多。每场政治运动,都要学几十首,现在我记得的起码有几百首。

老威:你就唱首土改歌吧。

余金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土改工作组教的。我再唱一首: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朝朝代代,皇帝坐江山。

现在呀,老百姓一定把身翻。

农民弟兄们快起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该我们人民坐江山,幸福生活万万年。

毛主席呀坐江山,人民的幸福万万年!万万年!

老威:这是哪年的歌?

余金元:1951年,减租退押的歌。

老威:还有呢?

余金元:1950年刚解放,工作组在村头教我们唱的是: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共产党领导民族才能得解放。

还有歌颂毛主席的,调子也跟如今的不大一样:

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闻名?

人民领袖呀,就是毛泽东……

老威:嘿嘿嘿,笑死人了。

余金元:当年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唱,几里外都听得见。那个工作组的女娃子还站在磨盘上指挥,一遍又一遍,要叫剥削阶级听得发抖。还有迎接解放的歌:

排排走,排排走,欢迎朝阳升起来,山花遍地开。

排排走,排排走,欢迎月亮升起来,银光照大海。

欢迎海风吹过来,风吹浪花开。

老威:还挺抒情的。

余金元:迎了解放,就要闹翻身,脚跟脚地来:

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呀齐翻身,大家喜洋洋……

老威:翻了身就搞土改,也是脚跟脚地上吧?

余金元:是啰,走一坡唱一歌:

土改的锣鼓到了每个村呃,贫农和雇农一家人……

老威:有斗地主的歌吗?

余金元:好多年不唱,就忘了。我想想看……哦,还记得一首:

坡上的豌豆刚成熟,狼心的蒋狗吃了它;地里的包谷才长大,背时的保长又来啰……

呀嗬嗨。

老威:“蒋狗”是谁?

余金元:蒋介石及走狗。

老威:嘿嘿嘿,让我喝口酒。

余金元:你笑我?老了嘛,牙齿缺了,嘴皮又不关风,所以就跑调了。土改时我才20多岁,喉咙亮得很,工作组经常表扬嘛。你还在笑?嘿嘿,牙齿没有你多,可命长,见的事就多啰。抗日战争,云南是大后方,全国各地来昆明的流亡学生可密了。我跟他们学会了《松花江上》,回到马鹿塘也哼哼。洋盘啰,泥腿杆,哪个会这种歌?晓不晓得“九一八,九一八”是啥子意思?

到了1952年,划阶级,分土地,我们家16口人,分得不少……

老威:到底多少?

余金元:记不得了。过去我是贩猪的,不习惯种庄稼。共产党硬要分土地,就只好种了。还买牛买羊自己养。

老威:由生意人变农民了。

余金元:原来也是农民,祖宗多少代都是农民,要不,咋个不住城里面?扯远了。总之,贫雇农都得了共产党的好处,《地契》,还有《租地合约》,从地主家搜出来,开完大会就统统烧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连成片,重新丈量,再按你们家、他们家多少人口,平均划多少亩,肥瘦搭配。政府发给《土地证》,地多少,房屋几间,宅基地出来多宽,都明明确确写在上面,盖政府方方的大红印。

我家白白地分地,先还不敢要,觉得不踏实。后来工作组和贫雇农主席团来做工作,一定要要!我一高兴,就想唱《松花江上》,可又感到它与工作组教的革命歌不一样。就找到女娃子小周说,我在抗战时学了一首歌,不敢唱,害怕它反动。小周说,你先悄悄唱给我听听,不好今后就别提了。于是我麻着胆子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想不到,小周一听就跟上来了,并且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歌,为东三省沦陷作的歌,为啥不唱?

老威:白得了地,唱点人家喜欢的歌,也划算嘛。

余金元:嘿嘿,大形势啰。

老威:除了哼哼唱唱,你还晓得啥?

余金元:我晓得红军从马鹿塘过,那个时候的地主叫土豪,红军抓土豪,叫“绑肥猪”。家属如果不在期限内多端几铜盆银元出来,就要张贴告示,召集乡民,当众杀猪啰。这村上,我们的老人,有跟着红军跑的;有带路去皎平渡口会师,吃不得苦,又开小差回来的。后来打抗战,红军成了八路军,脑壳上戴青天白日帽徽,服从老蒋;再后来,又换回五角星,叫打倒老蒋的解放军了。云南解放那会儿,昆明驻扎的是卢汉的国军,与解放军在郊外对阵,双方都朝天打枪。跟着搞到一堆,卢汉的兵就统统换五角星了。

老威:再后来呢?

余金元:国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和平解放。游击队变工作组,下乡来搞征收。50年清匪反霸,51年减租退押,52年土改,53年复查——成份划过火了,不符合实际的,就降下来;因掌握政策过于保守而漏划掉的地主、富农,该升就升上去……

老威:马鹿塘这边土改复查过几次?

余金元:就53年一次。政策有变化,工作组又下来了。以前都是用贫雇农主席团,那些最最遭孽的。几个要饭的公报私仇,乱划了成份,乱杀了人,我们这些主席团外边的,都说不起话。这次好了,不要主席团,工作组找上门,与我一头睡觉,拿书本本念给我听,问我们肚子头有没有气?尽管发。

我们村有富农升地主,也有一两户贫农升成地主;降下来的有三、四户。村头老袁家的三公公愿赌服输,解放的前几年,把房子、牲口、田地全部抵押给了孙乡长,剩个光屁股,土改复查就由贫农升为破落地主。后来政府发《土地证》,他跪在田坝里笑:“呵呵呵,这个地主才值得哦,分了两间房,还赶条牛给我。”

老威:凭刚才激情澎湃的歌声,老人家你是名符其实的土改积极分子。

余金元:我虽然没参加贫雇农主席团,可唱歌、跳舞、开大会,还有办墙报,为刷标语的提浆糊桶,样样有份。

老威:墙报的内容是什么?

余金元:农民多数不识字,工作组就画些表格在墙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大家来评议。比如某某人是大户,或者在乡公所,或者作威作福,或者有奴仆、丫环,或者有通匪嫌疑,总之是坏蛋,上头一念名字,下面就抢着在他的名字旁边,一颗接一颗,画一堆耗子屎。如果你是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或者上顿吃了无下顿的遭孽人,就画大白米;赌钱、做小生意、吹烟,有其它恶习,可没剥削人,还向共产党靠拢的,就画小红米……

还画了好多种粮食啰,我都不太记得了。男女老幼,每人都上,给自己,也给别人画。这是动员阶段开的会,又热闹又好耍。

老威:你给自己画的什么?

余金元:当然是大白米啰。

老威:你做过奶猪贩子嘛。

余金元:我心里有数。政府让农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一定不要手软。当时大家全盯着,你会觉得脸皮火辣辣,可过后就特别踏实。

老威:你这80几年的酒真没白喝。

余金元:你又笑我?

老威:我天生爱笑。好好,罚一口酒。

余金元:我大你几十岁,你要加紧喝,才能赶上我的进度。

老威:还没赶上你,我就醉死逑了。

余金元:我天天鸡叫三遍就起床,一个人坐在这火塘边喝,也没见醉死。你摸摸我的手杆,没有抖嘛?你再摸摸我的腮帮子,如果我瞎鸡巴款,你就扇它两巴掌。好多比我清醒的、聪明的、不沾一口酒的,都跑到我前面去死了。我劝他们慢点,莫整人害人,莫操心过度,莫削尖脑壳往官帽子里钻,都等不得,非要早早死给我看。

老威:老人家扯远了,也罚酒一口。

余金元:开会,白天黑夜都开。我那时没满30,在家里对婆娘说,把国民党手头全部的会加起来,也没共产党1年的会多。

老威:划阶级的会是咋个开的?

余金元:几百上千人参加,工作组简单动员几句,就坐上面,稳起不吭声了。只由村里的主席团说话。在国民党手头做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替他们跑腿的、吹喇叭的、在村里乡里耀武扬威的;还有神通广大的、富得流油的,统统是恶霸地主。矮一等的,虽然达不到以上级别,可在减租和退押中,拖拖拉拉,消极对抗,甚至隐藏财产,想方设法逃交罚款,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划为不悔改地主。又矮一等的,按田地、奴仆、长短工、收租子等称大秤的标准,评为普通地主。再就是现在衰败了,可查家庭历史,或曾经称得起大秤,或与旧政权有牵扯,就评为破落地主。再矮一等的就是富农,分恶霸富农、普通富农与劳动富农。接着是中农,富农达不到,做中农又冒出去,就是富裕中农,跟着是一般中农。

再底下,就是贫农了。再再底下,就是雇农,除了人一根,啥子都没得,在旧社会最最遭孽,最最叫人看不起的。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

余金元:打工仔算个逑。那个时候,雇农被共产党请来坐上把位,是最最吃香的。主席团里头,如果有两三个雇农要你死,肯定就不得活,因为工作组只听他们的。

老威:为什么?

余金元:亲不亲,阶级分啰。毛主席说过,他们革命最彻底。

老威:应该是“绑肥猪”最彻底。这也算从红军时期一路继承下来的盗匪传统。只不过人家打下江山,成了正果,绑肥猪的自己倒吃成了超级大肥猪。如今,有人再要学习前辈绑猪,恐怕已没哪么大的力气了。

余金元:搞逑不懂啰。来,喝酒喝酒。

首发民主中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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