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 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 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管理”之所以被执政者提至前所未有高度，既是因为“老百姓的需求和过去不一样了”，更是因为社会正处在风险和矛盾突出的关口。能否顺利化解矛盾、度 过风险，事关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否保住，事关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否持续。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几天，5月26日、27日、28日，接连三天，江西抚 州、陕西宝鸡、四川成都等地相继发生爆炸事故。5月26日9：18至9：45，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 三起爆炸，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27日上午8：30左右，陕西宝鸡也发生爆炸事故。据附近居民描述，爆炸现场黑烟滚滚，爆炸声很大，方圆几里地都能听 到，还起了蘑菇云。28日，成都公交集团一分公司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成都公交集团否认是安全事故。
抚州爆炸案的原因基本已经明了：爆炸由当地居民钱明奇策划，钱明奇自己也被炸死。钱因对拆迁补偿案件审理结果不满，上访十年无果。他的微博还直指主导拆迁的地方官员腐败问题。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才发现他的微博，但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
正好在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文章直指核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一个人的破坏 力量就如此巨大，想想一年28万起群体事件吧。类似抚州这种“报复社会”的事件，受害者多是无辜群众。正如黄健翔所说：“社会动荡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只有 土匪、无赖、流氓才能从社会大乱中趁火打劫捞好处，普通良民但凡能过个小日子的，都会是这种动荡的受害者。谁在制造敌人、激化矛盾，把一些想过踏实日子的顺民良民逼上鱼死网破的绝境，谁才是真正的国家民族的罪人。”
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当其时。咬文嚼字，追根溯源，我们应当郑重强调，“社会管理”的本义是强化“由社会来管理”，而不是“管理社会”。 1993年到2005年，12年间GDP增长5.26倍，群体性事件增长10倍（从0.87万起到8.7万起）。据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给出的数据，在 2010年，中国发生的包括请愿、示威和罢工“群体事件”，平和的及暴力的，共达约28万起。这种态势之下，单纯自上而下的“强化管理社会”既无助于事态 朝和解、有弹性的社会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成本也将不堪重负。
而社会管理，首先要管住的是地方主政官员，上下合力，管住他们不合社会潮流的观念和行为。地县两级的主政官员得到很好的管理，那么天下的河清海晏和谐太平 可谓指日可待。今天，一些地方主政官员的观念和做法，的确已经太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就在抚州爆炸案发后，媒体曝出临川区委主政官员“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 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的“捂盖子”稳定观；网络上还流传着一幅据传来自浙江温州的巨幅标语照片：打死一切阻碍发展的“拦路虎”，粉碎一切前进中的“绊脚石”。
一些地方官员敢于公然站在百姓的对立面，种下群体性事件或者恶性事件种子，往往有着官商合谋的强烈逐利动机。一审被判死刑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涉案金额 高达2.69亿元，这些钱几乎全部来自地产商。据媒体报道，许迈永按拆迁效率给干部发年终奖。但是，贪腐官员的案发率显然与此不相称。去年全年全国各级法 院共审结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3441件，判处罪犯24406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5972人。换一个角度说，包含引起28万件群体事件在内的官员 贪腐案，去年全国仅2.4万人因贪腐被判刑，1.8万人获轻刑。当年綦江彩虹桥整体垮塌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一位副县长仅仅因在工程中受贿超过十万元 就被判死刑。我们今天对经济犯罪越来越少适用死刑，固然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减少死刑的同时应该形成贪腐者必究的政治法律环境。对于那些最终引发恶性人命 案件的经济犯罪，一定要“秋后算账”，没有诉讼期限限制。而对于那些直接引发人命的贪腐案件，比如直接在拆迁征地中致人死亡，则即使不采用死刑，也应该严 格限制相关贪腐官员的减刑等问题。据一位权威的法学专家透露：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时间平均不到14.5年就可以假 释，或减刑出狱；而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期间平均在12年左右，比数罪并罚近20年的罪犯实际执行期限还要短。
不为民谋利的官员不能及时受到制约，贪腐官员不能及时、必然地落入法网，或即使落入法网也往往罪不当罚问题，既成为官员“前腐后继”的诱因，也使一些地方 的基层政权陷入与群众的对立之中，直接影响的是政权的根基。因此，“维稳”首要的是打击贪腐，而不是“枪口”对准维权的百姓。
（《公民》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