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记
谈话才开展了不到两个小时，酒已经喝了1斤多。我的脑袋不由自主耷下来，老头却越战越勇，二目神光四射。我先后起立几次，到屋外借冷风与冷水醒酒，还好，体内动静不大，起作用的大概是此前的那碗汤面。
为了召唤或者戏弄我，老头又把“背时的保长回来啰”唱了一遍，还跺脚转圈旋到门旁。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我就从他手中夺过茶缸，灌酒一口。待两人复位，我撑起眼皮，也竭力让自己射出神光，以产生逼视的现场效果，使访谈及有关酒量的口水战能够进行到底。
其实我天生没酒量，稍微一沾，注定从脑顶盖红透至脚底板。上个世纪80年代做诗人，只咂几口葡萄酒就胡话满篇，与历朝历代及同时代之嗜酒如命的众多诗人相比较，可谓狗熊气短。不料发生六四，更不料我写诗写进了监狱。出来后，物是人非，我诗兴没有了，却时常喝两口闷酒，无所谓好坏吧，也发不出“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高级感慨。搞《底层访谈》那会儿，我在成都殡仪馆隔壁的烂茶馆里，偶与遗体整容师老张结识，为了套近乎，进而套出他秘而不宣的身世，我竟舍命陪他喝了七、八回酒，每回都翻倒在硬板凳下，人事不醒。拿老张的话说：“除了一口气，跟尸体也差不多。”
我从未觉得酒好喝，感谢抱过无数死尸又来抱我的老张，栽培起了这点酒量，自此厮混江湖，倒无大碍。在云贵高原，我最喜欢的是50度以上的青稞酒，纯如水，却烈如火，喝它犹如猛士跨门槛，一道又一道，往深处走去。先还跨得顺，渐渐的，就会感到跌跌撞撞，体力不支了。在这个时候吹几口箫，再吟啸一阵，就觉得眼前的世界那么远，那么远，似乎在无数道门槛之外。门槛外面的人（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缥缈得只有米粒大，你往上升或往下沉，想在哪儿就能够在哪儿。先秦？魏晋？唐朝？都行。至少你可以用那种语气与人说话，而不会被人怪罪。晋朝的阮籍为了躲避做官，竟赶在司马昭的使者到来之前狂饮，死尸一般趴在案桌上，三天三夜不起。你看，酒是多好的保护伞，它至少让老阮在暴政之下，即张扬了个性，又得了善终。哪像圣人稽康，脑袋都快掉了，还那么清醒地弹琴，将一腔热血寄托于丝弦，寄托于时过境迁的春秋刺客聂政，真是可怜可叹的精神自摸啊。
由此我联想，在警察登门之际，我等反动文人能否也学习先辈，狂饮一番，醉他个三天三夜？万一警察也晓得阮籍的老掌故，有雅兴重演呢？太可笑了，该不该扇自己的嘴巴？因为在实际生活里被警察堵住，只会有两种清醒的结果：越窗而逃或束手就擒。酒是没用的，哪怕烂醉如泥，也将被弄上警车，丢进局子去受审。
该如何就如何，就像眼前这个老酒鬼说的：“该你死就不得活。”
哪怕不胜酒力，我的录音机还是开着。可灵魂深处的空虚、恐惧是录不下来的。现在好多了，老头儿，我再喝一口，你满意了？
老威：继续讲嘛。
余金元：讲啥子？
老威：土改，划地主。
余金元：马鹿塘的大地主，孙家多啰，6个老祖（曾祖父以上的通称——老威注）都是地主。他们这个家族根基深，清朝开明老祖的时候，就从曲靖的小衡山往这边迁了。不仅开垦万山老林，还办铜厂、办纸厂，出了许多做生意的好手。后代也很密，主脉在马鹿塘，禄劝和则黑的大住基村也有，其它地方串没串种，我就晓不得了。到了二三十年代，还出了个孙万昌，号称“孙百万”，据说在昆明和禄劝都办有铜厂和纸厂，摊子极大，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
老威：算个受国家扶持的农民企业家，类似如今靠“希望牌饲料”发家的刘永好吧。
余金元：可到了解放那会儿，孙家已经衰败成空架架了，只是名声还算大，于是统统划为恶霸地主。加上其他姓，马鹿塘一共有十几户地主。除了人以外，对地主的所有财产实行没收，对富农则实行征收。
老威：什么叫征收？
余金元：房子留着，外面的财产，包括田地、租石、别人的欠帐，全部要征收。牲畜要征收，梁上的腊肉、过年猪也征收。此外，每户富农，一律罚款300元。当时的骡马价才50元1匹，所以搞得富农也喊爹叫妈啰。
老威：交不起咋办？
余金元：交不起就抓，就关，就翻来覆去开斗争会。饿你，打你，让你跪瓦碴，跪烂泥坑，吊你个几天几夜。还有烟屁股、辣椒水、大杠子，不把屎尿给你整出来！再不交，就要喊“开牌”。
老威：麻将牌还是长牌？
余金元：拿炮火敲你的茶壶。
老威：啥子鬼茶壶这么值钱嘛。
余金元：茶壶就是脑壳，一炮火崩掉脑壳，当然一了百了，不值钱了。可富农的日子肯定比地主好过，至少还有房子，罚款数额也明确。对地主的罚款是一路往上涨的，你给得起300，就再添100；400给了，还要增加到500，甚至600，就是不封顶。上面的政策，理解得通俗点，就是又挤又捏，直到榨干剥削阶级的最后一滴油。工作组的同志说，如果将地球上所有地主、资本家的骨油统统榨干，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老威：有没有交不起罚款被崩掉“茶壶”的？
余金元：孙姓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啥子都没收了，大半年，罚款挤了550元出来，还差50，任你咋个整，把脚杆手杆弄断，也交不起。有天早晨，太阳刚刚露脸，民兵就将他架到坡上，当面挖了一口井，然后端枪指定他说：“最后问一句，交不交？”大公公吓得哆嗦，手脚绑住了，还一个劲儿磕头，脑门子都栽烂了。人家又扳起他的肩膀说：“等你一句话啰。”大公公磕不下头，眼泪如垮堤一般淌下来，他干嚎了一声：“找不着交啰！！”
人家可没手软，说：“找不着？开牌！”一炮火冲后脑勺去，轰隆！人就趴起了。
老威：50元一条人命？
余金元：村里人都说，大公公家大业大，到头来还抵不着一匹骡马钱。
老威：还杀了哪些地主？
余金元：光交罚款这一场，就镇压了三、四个。孙姓六老祖家的大公公，一辈子节约，不但穿补疤衣裳，连拉在路上的屎都不肯浪费，要包回来肥地。所以没有人晓得他到底积攒了好多钱。经过减租退押，赔罚不封顶，弄他跪了十几天瓦碴，膝盖烂成两个窟窿，鸡巴已经尿血了，还口口咬定“没钱”。于是全家老小都被圈拢来，陪他跪。没一会儿，女人们就遭不住，又哭又喊：“老背时的！老挨刀的哟！为了几个钱，全家人的命都搭上啰！”这一闹，老吝啬鬼就垮了，两个拳头又捶胸又捶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带你们去挖！带你们去挖！”周围的民兵一听，高兴得拍掌，立马架起他跑了1里多路，才在一个荒园子边边刨出6个大白锭，每锭银子足足有10两。
四老祖家的孙光诚是个烟鬼，他把鸦片膏埋在盐巴坛子底下。枪抵着他，把一坛坛盐巴搬开，挖几锄，烟坛子就露出来。开了封，乌亮亮、黄澄澄，一坨又一坨，全是上等货。
老威：割肉哦。
余金元：存了几十年的鸦片膏，跟金条子的价钱差不多啰。
老威：交干净保命嘛。
余金元：没有一个地主心甘情愿交钱。不斗争，银子不会自己长腿跑出来。开头，尽管大形势和政策都明摆着，地主们还你比我，我比他，甚至学“狡兔三窟”，将浮财藏好几处。拿工作组的话说，敌人总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可结果呢，人吃了亏，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可罚款不能不交齐，否则“茶壶”难保。
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说话算数，多数地主还是释放了。养完伤，熬到重新落户、重新分地，无论好歹，还是有一份啰。只要没判刑劳改，都给出路。地主中也有老好人，干活比贫雇农更卖力，大家都看在眼里。1958年，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也一概入社，成为和大家一道评工分的社员。
你问杀了多少地主？我得扳指头算一算。清匪反霸到减租退押，光孙姓家族，大老祖家就死了大公公、二公公、三公公。还有二老祖家的二大爹和孙乡长孙大恩。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四老祖家的孙光诚，孙百万家的孙维汉。六老祖家的大公公。其它家族，死了赵家强、方少先、朱洪葛、陈仕统、陈仕章、高本伦、李荣胜。还有哪些啰？记不起来了。
总之，在伪政权手头做过事的，与解放军对着干的，有血债的，拉贫雇农主席团下水的，窝藏财产抗拒土地改革的，贩过烟摸过枪的，大家觉得不太顺眼的，一个都没有逃脱。我亲眼看见，就镇压了好几十。马鹿塘、撒营盘、则黑、皎西、皎平，公审大会转着圈儿开，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人。
老威：马鹿塘乡毙人在哪儿？
余金元：张家坟场。就在我的房子背后。那是张家的祖坟场，清朝、民国一直到解放，坟包密密匝匝。土改时候，在里面镇压了五、六次恶霸地主。
老威：每次崩多少“茶壶”？
余金元：5颗以上。镇压方少先是在1950年。当时从他家里搬来两张八仙桌，叠在一起，足有3米高。这姓方的30多岁，长得牛高马大，旧社会当过地方民团的团长，连土匪见着都怕。几个解放军把他弄上桌子，虽然五花大绑，可叫他跪，他就是不跪。下面的人吼了几回，他还是要站起来，说要盯着太阳走。死到临头，就由了他。黑压压一大堆人在下面，仰起脑壳，却只能望见他的下巴。有人问他：“方少先，你打过共产党游击队没有？”他回答：“我晓不得。”又问：“你做过什么？”他回答：“我做过团长。”大声武气的，没有一点虚火。
下面安静得很。一般农民哪见过这阵仗，埋起眼睛不敢看。只听得姓方的又吼一声：“有没有酒？”下面应一声：“有。”
“赏一口嘛。”
“给他酒。”
腿快的人舀来一满碗酒，当兵的一手挎枪，一手从一片人头中接过去，说：“方少先，脑壳埋下来。”
姓方的蹲了下来，伸脖子来就酒碗。
当兵的手短，够不着。就说：“坐下来，慢慢喝完再走。”
姓方的就坐在两张桌子上，当兵的还是够不着。于是和另一个当兵的商量，两个人叠起来，终于将酒喂上去。
姓方的叫了声：“够意思。”就呲出牙齿，轻轻衔住碗边儿，猛一仰血糊糊的脸，哗的泼进嘴巴。
跟着一声破碗响。再跟着一阵排枪。姓方的脑壳烂完了，连胸脯也全是蜂窝眼。他坐不稳，就从两张八仙桌上倒栽下地，半截颈桩插在一个坑里。两秒钟，他弯了一下腿，又啪地蹬直，翻了两转，才不动了。把大家骇得天昏地暗，人群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拢来，婆娘娃娃都惊乍乍地叫。
老威：我都听得受不了。来来，喝口酒。
余金元：酒鬼啰，要死得干脆些。
老威：有死得不干脆的？
余金元：烟鬼孙光诚就怕死。镇压他时，民兵拖着到了井边，喊“跪起”，他却瘫起了。眼睛里全是一片白，拽来扯去都弄不正，就要将就着打了。可枪筒子指着脑壳轰一炮，他却一偏，转身就抱住毙他的那个张天佑。吓得人家哇哇地鬼叫，甩了枪，爬起就跑。但是又跑不动，因为被孙光诚圈住了腰杆。一堆人扑上来，打、踢、枪托子捣，牙齿都整飞出来了，孙光诚也没放手。这个倒霉的张天佑哦，裤子扯脱人才扯脱。原先还以为毙人是好差使，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最能体现对剥削阶级的恨，结果被骇得光溜溜地满山跑，全村人都去追。
老威：孙光诚呢？
余金元：换人换枪啰。黑着一张脸上前，大吼：“死都死了，你还要哪样？！”轰隆一炮，人倒地了，咕咕地冒血，却还在叫唤：“呃，咋个打的嘛？！”于是再轰一炮。孙光诚的身板猛一下绷得直直的，接着翻半个滚儿，咽气。
老威：他妈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余金元：遇到困难喝口酒，阎王不得勾你走。
老威：喝一口就喝一口。
余金元：转个眼，这些人就死了几十年，记不得提不得！遭孽哦。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死吗？
余金元：该死也死了，不该死也死了。管逑他，喝。
老威：你还晓得哪些？
余金元：这地方属于撒营盘区，彝汉杂居。彝族那边有龙家、禄家土司。土改时候也毙掉了不少。龙家娶鲁坝的一个姑娘做土司婆，花60两银子打了顶凤冠，因为太沉了，只在大婚仪式上戴过一回。解放军清匪反霸，一家家围剿大户，解除武装，没收财产，鸡犬不留。轮到龙家，当家的镇压了，土司婆也逃不脱。毙她的那天大早，我们赶到撒营盘，正碰上解放军拿枪逼她穿上拖地的彝族带裙，戴起10来斤的凤冠。
老威：演戏吗？
余金元：凤冠上的银链子叮叮当当的，还真像戏台子中的皇帝娘娘。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连树上房上都挂满了人。可当她穿戴齐了，解放军却递过去一把笤帚，命令她当众扫地。土司婆以前都有丫环服侍，哪干过活儿？只见她像个木头人，一扭一扭，带裙与笤帚都在扫地。没一会儿，凤冠就压得她受不了，汗珠子淌成了两条槽。她向解放军打躬作揖：“报告大军，请允许拿掉凤冠。”解放军回答：“不允许。土司官爱这个漂亮，你就顶着它劳动嘛。”
土司婆没办法，继续扫地1个多钟头，一直到早饭时间过，人快晕了，才剥掉那身遭罪的行头，换了平常的穿着。和方少先一样，她也是在两张叠起的八仙桌上被毙掉的，像个女鬼从戏台子栽下来，骇人啰。
老威：唉，人生如戏，老人家喝酒。
余金元：这马鹿塘太穷了，太穷了就恶。现在好些，可同外面相比，还是差劲。年轻人，男的女的，都往外跑，不跑不行啰，跟我年轻时一样。刚解放那阵子，穷是穷，可热情高涨，跟着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起来斗地主、富农，分地分财产，有奔头。有一阵子，天天有会开，没衣裳穿没饭吃也天天有会开。枪毙恶霸地主，大家欢喜得跟过年似的，天不见亮就起床，守在火塘边，也不生火，就那么干冷干熬。为啥子，为开公审大会啊。为早早撵到那儿啊。看富人被押上刑场，都拉家带口涌过去。轰隆、轰隆，连着几炮十几跑，那边人还在抽气，这边多少双眼睛已鼓鼓地盯着，又是为啥子？为冲过去、扑过去、蹦过去抢衣裳啊。都想着第一个到死人跟前，将他们的衣裳、裤子、袜子、鞋都剥下来！还有帽子和头帕，叫子弹射烂了也要，浸透了血，甚至粘着皮肉也要，怕啥子，洗一洗、缝一缝、补一补还可以穿。这是白捡的，是村里乡里的大户穿过的，总比自家的破衣烂衫强。
老威：每次毙人，大家都要去剥衣裳吗？
余金元：非要把阶级敌人剥得精光。有的人贪心，一家子跑两三趟，往家里抱衣裳。惹得腿慢的穷棒棒火冒三丈，就在死人旁边打起来，搞得又是泥又是血，很丢人。如果死人的皮能穿，估计也扒下来了。因为有的人，明明眼前已经一丝不挂，还在翻来翻去琢磨。连屁眼也用树枝搅几遍。遭孽啰。
老威：哪个遭孽嘛？
余金元：都遭孽。穷得要饭也遭孽，富到后来被镇压也遭孽。想想嘛，大家有吃有穿，何苦去折腾死人？村里有两三个光棍，冷慌了，抢来衣裳，洗都不洗就往身上笼，结果没裹几天就烂成油渣子，棉花里子起坨坨。狗日的，也不怕叫血腥气冲着。
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子孙维汉，旧社会算比较威风，可在土改中崩了“茶壶”，光溜溜的，没得人收尸，就被一脚踢进沟里了。哎呀，那个时候，万山老林的野物都吃肥了。
眼一闭啥都晓不得啰。光也罢不光也罢，都填了大坑。衣裳随他抱，行头随他抱，骡马随他牵。婆娘娃娃呢，想送没人要。嘿嘿，身外之物。小同志，喝酒。
老威：喝。
余金元：我们中国有100个省吧？
老威：没那么多。
余金元：那就13个省。
老威：好像少了点。老人家你醉了。
余金元：该吃晌午饭了。我们吃了款，脑壳要好用些。
老威：要赶路。就不打搅了。
余金元：不急啰。
老威：酒在肚子里还没消化呢。
首发民主中国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