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记

谈话才开展了不到两个小时,酒已经喝了1斤多。我的脑袋不由自主耷下来,老头却越战越勇,二目神光四射。我先后起立几次,到屋外借冷风与冷水醒酒,还好,体内动静不大,起作用的大概是此前的那碗汤面。

为了召唤或者戏弄我,老头又把“背时的保长回来啰”唱了一遍,还跺脚转圈旋到门旁。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我就从他手中夺过茶缸,灌酒一口。待两人复位,我撑起眼皮,也竭力让自己射出神光,以产生逼视的现场效果,使访谈及有关酒量的口水战能够进行到底。

其实我天生没酒量,稍微一沾,注定从脑顶盖红透至脚底板。上个世纪80年代做诗人,只咂几口葡萄酒就胡话满篇,与历朝历代及同时代之嗜酒如命的众多诗人相比较,可谓狗熊气短。不料发生六四,更不料我写诗写进了监狱。出来后,物是人非,我诗兴没有了,却时常喝两口闷酒,无所谓好坏吧,也发不出“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高级感慨。搞《底层访谈》那会儿,我在成都殡仪馆隔壁的烂茶馆里,偶与遗体整容师老张结识,为了套近乎,进而套出他秘而不宣的身世,我竟舍命陪他喝了七、八回酒,每回都翻倒在硬板凳下,人事不醒。拿老张的话说:“除了一口气,跟尸体也差不多。”

我从未觉得酒好喝,感谢抱过无数死尸又来抱我的老张,栽培起了这点酒量,自此厮混江湖,倒无大碍。在云贵高原,我最喜欢的是50度以上的青稞酒,纯如水,却烈如火,喝它犹如猛士跨门槛,一道又一道,往深处走去。先还跨得顺,渐渐的,就会感到跌跌撞撞,体力不支了。在这个时候吹几口箫,再吟啸一阵,就觉得眼前的世界那么远,那么远,似乎在无数道门槛之外。门槛外面的人(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缥缈得只有米粒大,你往上升或往下沉,想在哪儿就能够在哪儿。先秦?魏晋?唐朝?都行。至少你可以用那种语气与人说话,而不会被人怪罪。晋朝的阮籍为了躲避做官,竟赶在司马昭的使者到来之前狂饮,死尸一般趴在案桌上,三天三夜不起。你看,酒是多好的保护伞,它至少让老阮在暴政之下,即张扬了个性,又得了善终。哪像圣人稽康,脑袋都快掉了,还那么清醒地弹琴,将一腔热血寄托于丝弦,寄托于时过境迁的春秋刺客聂政,真是可怜可叹的精神自摸啊。

由此我联想,在警察登门之际,我等反动文人能否也学习先辈,狂饮一番,醉他个三天三夜?万一警察也晓得阮籍的老掌故,有雅兴重演呢?太可笑了,该不该扇自己的嘴巴?因为在实际生活里被警察堵住,只会有两种清醒的结果:越窗而逃或束手就擒。酒是没用的,哪怕烂醉如泥,也将被弄上警车,丢进局子去受审。

该如何就如何,就像眼前这个老酒鬼说的:“该你死就不得活。”

哪怕不胜酒力,我的录音机还是开着。可灵魂深处的空虚、恐惧是录不下来的。现在好多了,老头儿,我再喝一口,你满意了?

老威:继续讲嘛。

余金元:讲啥子?

老威:土改,划地主。

余金元:马鹿塘的大地主,孙家多啰,6个老祖(曾祖父以上的通称——老威注)都是地主。他们这个家族根基深,清朝开明老祖的时候,就从曲靖的小衡山往这边迁了。不仅开垦万山老林,还办铜厂、办纸厂,出了许多做生意的好手。后代也很密,主脉在马鹿塘,禄劝和则黑的大住基村也有,其它地方串没串种,我就晓不得了。到了二三十年代,还出了个孙万昌,号称“孙百万”,据说在昆明和禄劝都办有铜厂和纸厂,摊子极大,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

老威:算个受国家扶持的农民企业家,类似如今靠“希望牌饲料”发家的刘永好吧。

余金元:可到了解放那会儿,孙家已经衰败成空架架了,只是名声还算大,于是统统划为恶霸地主。加上其他姓,马鹿塘一共有十几户地主。除了人以外,对地主的所有财产实行没收,对富农则实行征收。

老威:什么叫征收?

余金元:房子留着,外面的财产,包括田地、租石、别人的欠帐,全部要征收。牲畜要征收,梁上的腊肉、过年猪也征收。此外,每户富农,一律罚款300元。当时的骡马价才50元1匹,所以搞得富农也喊爹叫妈啰。

老威:交不起咋办?

余金元:交不起就抓,就关,就翻来覆去开斗争会。饿你,打你,让你跪瓦碴,跪烂泥坑,吊你个几天几夜。还有烟屁股、辣椒水、大杠子,不把屎尿给你整出来!再不交,就要喊“开牌”。

老威:麻将牌还是长牌?

余金元:拿炮火敲你的茶壶。

老威:啥子鬼茶壶这么值钱嘛。

余金元:茶壶就是脑壳,一炮火崩掉脑壳,当然一了百了,不值钱了。可富农的日子肯定比地主好过,至少还有房子,罚款数额也明确。对地主的罚款是一路往上涨的,你给得起300,就再添100;400给了,还要增加到500,甚至600,就是不封顶。上面的政策,理解得通俗点,就是又挤又捏,直到榨干剥削阶级的最后一滴油。工作组的同志说,如果将地球上所有地主、资本家的骨油统统榨干,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老威:有没有交不起罚款被崩掉“茶壶”的?

余金元:孙姓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啥子都没收了,大半年,罚款挤了550元出来,还差50,任你咋个整,把脚杆手杆弄断,也交不起。有天早晨,太阳刚刚露脸,民兵就将他架到坡上,当面挖了一口井,然后端枪指定他说:“最后问一句,交不交?”大公公吓得哆嗦,手脚绑住了,还一个劲儿磕头,脑门子都栽烂了。人家又扳起他的肩膀说:“等你一句话啰。”大公公磕不下头,眼泪如垮堤一般淌下来,他干嚎了一声:“找不着交啰!!”

人家可没手软,说:“找不着?开牌!”一炮火冲后脑勺去,轰隆!人就趴起了。

老威:50元一条人命?

余金元:村里人都说,大公公家大业大,到头来还抵不着一匹骡马钱。

老威:还杀了哪些地主?

余金元:光交罚款这一场,就镇压了三、四个。孙姓六老祖家的大公公,一辈子节约,不但穿补疤衣裳,连拉在路上的屎都不肯浪费,要包回来肥地。所以没有人晓得他到底积攒了好多钱。经过减租退押,赔罚不封顶,弄他跪了十几天瓦碴,膝盖烂成两个窟窿,鸡巴已经尿血了,还口口咬定“没钱”。于是全家老小都被圈拢来,陪他跪。没一会儿,女人们就遭不住,又哭又喊:“老背时的!老挨刀的哟!为了几个钱,全家人的命都搭上啰!”这一闹,老吝啬鬼就垮了,两个拳头又捶胸又捶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带你们去挖!带你们去挖!”周围的民兵一听,高兴得拍掌,立马架起他跑了1里多路,才在一个荒园子边边刨出6个大白锭,每锭银子足足有10两。

四老祖家的孙光诚是个烟鬼,他把鸦片膏埋在盐巴坛子底下。枪抵着他,把一坛坛盐巴搬开,挖几锄,烟坛子就露出来。开了封,乌亮亮、黄澄澄,一坨又一坨,全是上等货。

老威:割肉哦。

余金元:存了几十年的鸦片膏,跟金条子的价钱差不多啰。

老威:交干净保命嘛。

余金元:没有一个地主心甘情愿交钱。不斗争,银子不会自己长腿跑出来。开头,尽管大形势和政策都明摆着,地主们还你比我,我比他,甚至学“狡兔三窟”,将浮财藏好几处。拿工作组的话说,敌人总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可结果呢,人吃了亏,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可罚款不能不交齐,否则“茶壶”难保。

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说话算数,多数地主还是释放了。养完伤,熬到重新落户、重新分地,无论好歹,还是有一份啰。只要没判刑劳改,都给出路。地主中也有老好人,干活比贫雇农更卖力,大家都看在眼里。1958年,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也一概入社,成为和大家一道评工分的社员。

你问杀了多少地主?我得扳指头算一算。清匪反霸到减租退押,光孙姓家族,大老祖家就死了大公公、二公公、三公公。还有二老祖家的二大爹和孙乡长孙大恩。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四老祖家的孙光诚,孙百万家的孙维汉。六老祖家的大公公。其它家族,死了赵家强、方少先、朱洪葛、陈仕统、陈仕章、高本伦、李荣胜。还有哪些啰?记不起来了。

总之,在伪政权手头做过事的,与解放军对着干的,有血债的,拉贫雇农主席团下水的,窝藏财产抗拒土地改革的,贩过烟摸过枪的,大家觉得不太顺眼的,一个都没有逃脱。我亲眼看见,就镇压了好几十。马鹿塘、撒营盘、则黑、皎西、皎平,公审大会转着圈儿开,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人。

老威:马鹿塘乡毙人在哪儿?

余金元:张家坟场。就在我的房子背后。那是张家的祖坟场,清朝、民国一直到解放,坟包密密匝匝。土改时候,在里面镇压了五、六次恶霸地主。

老威:每次崩多少“茶壶”?

余金元:5颗以上。镇压方少先是在1950年。当时从他家里搬来两张八仙桌,叠在一起,足有3米高。这姓方的30多岁,长得牛高马大,旧社会当过地方民团的团长,连土匪见着都怕。几个解放军把他弄上桌子,虽然五花大绑,可叫他跪,他就是不跪。下面的人吼了几回,他还是要站起来,说要盯着太阳走。死到临头,就由了他。黑压压一大堆人在下面,仰起脑壳,却只能望见他的下巴。有人问他:“方少先,你打过共产党游击队没有?”他回答:“我晓不得。”又问:“你做过什么?”他回答:“我做过团长。”大声武气的,没有一点虚火。

下面安静得很。一般农民哪见过这阵仗,埋起眼睛不敢看。只听得姓方的又吼一声:“有没有酒?”下面应一声:“有。”

“赏一口嘛。”

“给他酒。”

腿快的人舀来一满碗酒,当兵的一手挎枪,一手从一片人头中接过去,说:“方少先,脑壳埋下来。”

姓方的蹲了下来,伸脖子来就酒碗。

当兵的手短,够不着。就说:“坐下来,慢慢喝完再走。”

姓方的就坐在两张桌子上,当兵的还是够不着。于是和另一个当兵的商量,两个人叠起来,终于将酒喂上去。

姓方的叫了声:“够意思。”就呲出牙齿,轻轻衔住碗边儿,猛一仰血糊糊的脸,哗的泼进嘴巴。

跟着一声破碗响。再跟着一阵排枪。姓方的脑壳烂完了,连胸脯也全是蜂窝眼。他坐不稳,就从两张八仙桌上倒栽下地,半截颈桩插在一个坑里。两秒钟,他弯了一下腿,又啪地蹬直,翻了两转,才不动了。把大家骇得天昏地暗,人群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拢来,婆娘娃娃都惊乍乍地叫。

老威:我都听得受不了。来来,喝口酒。

余金元:酒鬼啰,要死得干脆些。

老威:有死得不干脆的?

余金元:烟鬼孙光诚就怕死。镇压他时,民兵拖着到了井边,喊“跪起”,他却瘫起了。眼睛里全是一片白,拽来扯去都弄不正,就要将就着打了。可枪筒子指着脑壳轰一炮,他却一偏,转身就抱住毙他的那个张天佑。吓得人家哇哇地鬼叫,甩了枪,爬起就跑。但是又跑不动,因为被孙光诚圈住了腰杆。一堆人扑上来,打、踢、枪托子捣,牙齿都整飞出来了,孙光诚也没放手。这个倒霉的张天佑哦,裤子扯脱人才扯脱。原先还以为毙人是好差使,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最能体现对剥削阶级的恨,结果被骇得光溜溜地满山跑,全村人都去追。

老威:孙光诚呢?

余金元:换人换枪啰。黑着一张脸上前,大吼:“死都死了,你还要哪样?!”轰隆一炮,人倒地了,咕咕地冒血,却还在叫唤:“呃,咋个打的嘛?!”于是再轰一炮。孙光诚的身板猛一下绷得直直的,接着翻半个滚儿,咽气。

老威:他妈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余金元:遇到困难喝口酒,阎王不得勾你走。

老威:喝一口就喝一口。

余金元:转个眼,这些人就死了几十年,记不得提不得!遭孽哦。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死吗?

余金元:该死也死了,不该死也死了。管逑他,喝。

老威:你还晓得哪些?

余金元:这地方属于撒营盘区,彝汉杂居。彝族那边有龙家、禄家土司。土改时候也毙掉了不少。龙家娶鲁坝的一个姑娘做土司婆,花60两银子打了顶凤冠,因为太沉了,只在大婚仪式上戴过一回。解放军清匪反霸,一家家围剿大户,解除武装,没收财产,鸡犬不留。轮到龙家,当家的镇压了,土司婆也逃不脱。毙她的那天大早,我们赶到撒营盘,正碰上解放军拿枪逼她穿上拖地的彝族带裙,戴起10来斤的凤冠。

老威:演戏吗?

余金元:凤冠上的银链子叮叮当当的,还真像戏台子中的皇帝娘娘。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连树上房上都挂满了人。可当她穿戴齐了,解放军却递过去一把笤帚,命令她当众扫地。土司婆以前都有丫环服侍,哪干过活儿?只见她像个木头人,一扭一扭,带裙与笤帚都在扫地。没一会儿,凤冠就压得她受不了,汗珠子淌成了两条槽。她向解放军打躬作揖:“报告大军,请允许拿掉凤冠。”解放军回答:“不允许。土司官爱这个漂亮,你就顶着它劳动嘛。”

土司婆没办法,继续扫地1个多钟头,一直到早饭时间过,人快晕了,才剥掉那身遭罪的行头,换了平常的穿着。和方少先一样,她也是在两张叠起的八仙桌上被毙掉的,像个女鬼从戏台子栽下来,骇人啰。

老威:唉,人生如戏,老人家喝酒。

余金元:这马鹿塘太穷了,太穷了就恶。现在好些,可同外面相比,还是差劲。年轻人,男的女的,都往外跑,不跑不行啰,跟我年轻时一样。刚解放那阵子,穷是穷,可热情高涨,跟着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起来斗地主、富农,分地分财产,有奔头。有一阵子,天天有会开,没衣裳穿没饭吃也天天有会开。枪毙恶霸地主,大家欢喜得跟过年似的,天不见亮就起床,守在火塘边,也不生火,就那么干冷干熬。为啥子,为开公审大会啊。为早早撵到那儿啊。看富人被押上刑场,都拉家带口涌过去。轰隆、轰隆,连着几炮十几跑,那边人还在抽气,这边多少双眼睛已鼓鼓地盯着,又是为啥子?为冲过去、扑过去、蹦过去抢衣裳啊。都想着第一个到死人跟前,将他们的衣裳、裤子、袜子、鞋都剥下来!还有帽子和头帕,叫子弹射烂了也要,浸透了血,甚至粘着皮肉也要,怕啥子,洗一洗、缝一缝、补一补还可以穿。这是白捡的,是村里乡里的大户穿过的,总比自家的破衣烂衫强。

老威:每次毙人,大家都要去剥衣裳吗?

余金元:非要把阶级敌人剥得精光。有的人贪心,一家子跑两三趟,往家里抱衣裳。惹得腿慢的穷棒棒火冒三丈,就在死人旁边打起来,搞得又是泥又是血,很丢人。如果死人的皮能穿,估计也扒下来了。因为有的人,明明眼前已经一丝不挂,还在翻来翻去琢磨。连屁眼也用树枝搅几遍。遭孽啰。

老威:哪个遭孽嘛?

余金元:都遭孽。穷得要饭也遭孽,富到后来被镇压也遭孽。想想嘛,大家有吃有穿,何苦去折腾死人?村里有两三个光棍,冷慌了,抢来衣裳,洗都不洗就往身上笼,结果没裹几天就烂成油渣子,棉花里子起坨坨。狗日的,也不怕叫血腥气冲着。

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子孙维汉,旧社会算比较威风,可在土改中崩了“茶壶”,光溜溜的,没得人收尸,就被一脚踢进沟里了。哎呀,那个时候,万山老林的野物都吃肥了。

眼一闭啥都晓不得啰。光也罢不光也罢,都填了大坑。衣裳随他抱,行头随他抱,骡马随他牵。婆娘娃娃呢,想送没人要。嘿嘿,身外之物。小同志,喝酒。

老威:喝。

余金元:我们中国有100个省吧?

老威:没那么多。

余金元:那就13个省。

老威:好像少了点。老人家你醉了。

余金元:该吃晌午饭了。我们吃了款,脑壳要好用些。

老威:要赶路。就不打搅了。

余金元:不急啰。

老威:酒在肚子里还没消化呢。

首发民主中国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