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王怡和余杰来墨尔本访问和演讲，我和他们一行人在几次非正式的聚会中有过交流和闲聊。
余杰说他在2004年于香港和龙应台女士在一次座谈会里见面，他告诉龙应台他年轻时的思想曾受柏杨、李敖和她很多的启蒙，但现在的柏杨和李敖都让他感到失望，而他对龙应台的人品有极高评价。引用余杰当时对龙应台的问话，他说：“您用了许多尖锐的言辞批评台湾政府及陈水扁、连战等政治人物，对香港政府也有诸多的批评意见。但您似乎没有批评过中国大陆的情况，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当时龙应台对他问题的回应是：“我生长在台湾，对台湾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能够用最尖锐的语言来批评台湾。但是，我没有在大陆生活过，对大陆不熟悉，所以我无法更多地批评大陆，我不能在评论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把话说得太满。”
当时龙应台的另一层顾虑是：“我身处两岸三地的复杂局面之中，我的批评文章可能会遭到权力者的误解和扭曲。比如，我批评台湾政治的文字，在大陆会被摘录出来无限放大，而我批评大陆的段落却被删掉了。同样，我批评大陆的文字，在台湾也会被放大。因此，我在写作的时候不得不更加谨慎。”
余杰当时并无法完全接受龙的说词，他觉得她对“可以批评的政府”大胆批评，而对“不可以批评的政府”斟酌再三。
后来据朋友告诉余杰：在他们离场之后，龙应台女士先后两次强调，她写过若干批评大陆官方的文章，但都无法在大陆发表。
看来，她还是很在意余杰的质疑……。
后来，《冰点》周刊曾在去年5月25日刊登了龙应台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冰点事件发生后，龙应台终于发声。
2006年一月廿六日她写了《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她不但持续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并且勇敢地点名胡锦涛箝制新闻自由。
余杰觉得这可能是龙应台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并且也不愿辜负他的期许。
余杰和王怡两位都是学养丰富、才华洋溢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勇气和无畏我都致以无比敬意。
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对我说：“事实上，我幻想看到胡锦涛亲自作答，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像。
在澳洲我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他们喜欢看政论性的文章。但与其说他们关心政治，倒不如说他们大部份更专心致力于多赚钱。
那篇龙应台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很多中国朋友给我很多反应和意见。
他们多数认为龙应台只是站在知识分子的观点，不够了解“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复杂得很……。
有人骂她笨蛋，很多人告诉我胡锦涛那会听她的建议？真是太不了解中共的本质了。
不过我不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
如果龙应台私下写那样一封信给胡锦涛，那我完全相信胡甩都不会甩她，更不可能会听她的建议。
重点不是胡锦涛看不看，重点在“公开”。
那是一封几乎整个华文世界都会看到的信，西方媒体也会关注。
这些要和中国打交道的“自由”国家，包括了政府、商人、媒体。
“文明国家”要求一个政府和它的领导人必须“言行合一”，至少不能一面砸大钱在西方世界做“文明形象”的广告和宣传，一方面关起门来不讲道理偷偷摸摸吧。
“全世界都张大眼睛看胡锦涛”时，那不是他要不要“理会”这封信的问题了，而是他“怎么圆谎”？
“怎么不让他自己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丢脸”的问题了。
一封信，对于“沈冤不白”的一个知识份子起不了什么拨乱反正的力量，对于言论自由的尺度也绝不可能立竿见影。
但一个在华文世界让人尊敬知识份子的大声疾呼，却将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公共舆论的压力去鞭策政府的领导人。
在历史上极少有既得利益者愿意心甘情愿将手中的权力平白无故让渡出来的。
再说最迫切叫媒体闭嘴的恐怕不是胡锦涛先生，而是那些怕丑事和不当利益收受被揭露的贪官汙吏。以及脑筋迂腐的官僚们。
最高领导人到底需不需要为了短期的利害关系去替这些人背书、出访外国或在媒体上为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行为支支吾吾？
昨天我在墨尔本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一部份人先自由起来了”。
它的意思是，中国日前各地诸侯各自为政，谁都不愿多事，因为谁都不是傻子，手上沾有老百姓的血，上了互联网就是永远的记录，永远也跑不掉，这笔帐早晚要算，胡锦涛先生不信邪，一马当先，要以知识分子为敌，以站在老百姓那边说话的知识分子为敌，显然是失算。
利益被人暗中得去，还让人当枪靶子挡子弹，站在媒体和面对西方世界进退失据，言而无信，好丢人，这样当领导人是值不值啊？
昨天我在此地的中文报上看到冰点复刊的消息，据消息指出胡锦涛亲自发公文指示对这件事“妥善处理”。
我想所谓的“妥善处理”，应该指的是努力挽救“形象”，避免后续风波扩大吧！
台湾30多年前的政治气氛与中国目前状况非常类似，龙应台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很精采的书叫“野火集”，当时引起很大的迥响，不知道“冰点复刊”这知识分子对争取言论自由小小胜利的星星之火，会不会也撩起中国社会政治的改革风潮……？
即使它只是往前跨出小小的一步，但也都令关心两岸问题的知识分子有所期待了，不是吗？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