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艺复兴一般是以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为起始标志。当时希腊文化学者带着心爱的研究资料托庇于意大利,于是西方人首次有了机会来直接端详古希腊的人文天地,后者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神化世界。这个新的认知最终导致了约五百年后尼采对上帝的死刑宣判。文艺复兴完成了从宗教到科学的意识形态转型、从神圣到世俗的社会生活转轨和从神权(或神权与王权的联盟)到民权的政治结构转换。然而,伴随着这场深刻而全面的历史大变革的乃是蔓延于社会各阶层无休无止的争斗,既有平民与贵族利益的激烈冲突,又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所刻画的宫廷权争的残酷阴谋;既有旧体系下教廷与王室的钩心斗角,又有新兴资产或市民阶级内部的利益相争。宇宙漫漫,但人生有涯。善良的人们(如小说《乌托邦》的作者英国人穆尔)对这些暗无天日的相争厌倦头顶,却又苦于此生望不到历史发展的曙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星相学家洞察未来的眼力和料事如神的天赋,使他们成了那个时代上帝的最佳代言人。那些政治进取心强烈的先知们很自然地将天赋和知识用于历史预测—既为自己所在的国家和民族造福也为个人的生计和前途谋利。这里笔者选取了三个历史人物,分别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三个文艺复兴的重镇。他们的预测活动和人生遭遇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人类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历史预测的魅力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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