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官不“搞恶”,民不“恶搞”——“恶搞”文化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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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选2006年中国网络最流行用语,相信非“恶搞”莫属。

本人在丙戌新春作了一首打油诗,预言今年乃犬儒世俗化之年。没过多久,以胡戈的网络视频作品《一个馒头的血案》为先导,“恶搞”之风异军突起,攻城掠地,从“国产大片”迅速扩张到“红色经典”,竟至一发不可收拾。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现象引起了意识形态部门的高度重视。据《财经时报》报道,广电总局正准备出台有关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一些官方主流媒体也纷纷以社评、座谈会方式口诛笔伐,为全面围剿造势。

但“恶搞”者声称自有因应之道,目前不仅视频“恶搞”继续顶风作案,作为规避视频管理的对策,图片、声音、软件的“恶搞”卷土重来,手机短信、彩铃“恶搞”方兴未艾,甚至连餐厅也出现了“油画恶搞”……

青年作家韩寒说了句很风趣的话:“广电总局禁止恶搞才是今年最恶搞的事件”。返观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某些权力部门的管理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平面威权层次,缺乏高速立体思维。一再颁布脱离实际的条规,既难于令行,又无力禁止,反复损害的却是执政党的威信。

卫道士气愤莫名,管理部门颜面尽失,“恶搞”作为一种草根文化现象,何以在极短时间内风靡社会,确实发人深省。本人也不提倡“恶搞”,惟此风所由来者渐矣,吾人不可不察。

激起最大“官愤”的,莫过于对“红色经典”的“恶搞”,潘冬子、雷锋等从虚拟到现实中的革命英雄人物,连同油画“开国大典”中的革命领袖,都成了调侃对象,何以正世道人心?

其实,世道人心之不正,恰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人怀念五十多年前民风之淳朴,感叹今日世风之日下,也不是全无来由。两千万人流血牺牲铸就的“红色经典”,早就被人“恶搞”了多次。

从“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到“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到“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从“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到“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从“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到“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圣心难测,一段段诡变无常的“治国语录”,难道不是对红色经典的“恶搞”?

马克思老夫子有言在先:“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弁髦民主、蔑视人权的“恶搞”,或可称之为“搞恶”,因为不但“一句顶一万句”,而且“以革命的名义”把个人旨意变成了国家意志,有别于今日意义上之“恶搞”。

回顾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各进步阶层的建国理想,是实现民主宪政,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国家。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前行,今日之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和谐社会。不幸的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各种“搞恶”层出不穷,小的不说,像“反右”、“大跃进”(包括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文革”这样巨大的社会灾难,一次比一次凶猛,哪一次不是对建国理想的亵渎?欲捍卫“红色经典”而又刻意回避“红色经典”被颠覆的历史原因,则难免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文化大革命”斩断了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之后,信仰和偶像的权威也不复存在。在这种近乎思想真空、对历史缺乏认真反思的状态下,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执政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曾试图通过建设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的途径,对这种缺失加以规范和弥补,社会精英也曾认真探求健康的解决之道。虽然不时出现一些岐见甚至短期逆转,但应该承认,八十年代上上下下都曾力求“正搞”。

八十年代末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后,总设计师曾慨叹人心之难于收拾:“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此后,经济领域继续改革开放,但不讨论“姓社姓资”,政治体制改革则长期搁置。

意识形态的惯性积重难返,社会文化在闷葫芦中寻觅缝隙。自九十年代起,文化领域就出现了犬儒化的倾向,以王朔为代表的文学、影视作品,开创了“恶搞”意识之先河。随着移动通讯和互联网络的普及,以民谣、笑话、“段子”等形式的“恶搞”开始广泛流行,日渐走向世俗化。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与某些不受监督的权力在转轨中联姻,迅速“怪兽化”,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平民百姓的生存权利,导致社会分化加剧。贪腐横行、贫富悬殊,无疑是“红色经典”和建国理想的悖论,是政治加经济的“双料搞恶”,比以往的“搞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无廉耻,岂有尊严?读一下贪官们东窗事发前挂羊头卖狗肉的廉政言论,不免令人有“恶搞”之讥。社会上流行的无数刺贪“段子”,也算得上是一种报应,所谓“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是也。

中国宣布自己是一个保护人权的国度,则言论自由与生存权一样,也是一项基本人权。文化夹缝中的“恶搞”现象,不过是对某些荒诞现实的小小反讽而已,亦属舆情之一种,较之当前充斥于媒体的色情暴力等恶俗文化,仍不失为“雅谑”。

古有稗官采风之例,据称当今执政党的领导人,也经常从互联网上了解舆情。真实的舆情舆论,则往往泥沙俱下,见仁见智,亦非导向所能掌控。考量一个当代国家的文明开放程度,往往看一下政治领袖在漫画中出现的频次便知。

执政党领袖提倡“八荣八耻”,某些学者以“尊孔读经”相呼应,无非希冀重建道统,变不谐为和谐,可谓用心良苦。常言道“官无欲,民自淳”,欲令家国荣光、人民知耻,官员应揽镜自照,身先表率。坚持威权垄断,则社会难有和谐。

若官无“搞恶”,民又何须“恶搞”?与其抽刀断水,何妨反求诸己……

2006年10月4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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