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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也就是1999年1月19日,在我们写给林牧先生的另一封信里,有过这样一段话:“您老的两封信(一封邮寄,一封由您女儿亲送)及一篇文章(”继往开来“)已先后收到。在接到您的两封信后,我们去看望了许(良英)先生,并送去了您的信件的复印件。我们建议他给您写一封信,直接谈谈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当时答应了。第二天,他来电话说,信不准备写了,说好多问题信上说不清楚,只有当面谈才行;但他同意由我们把他的一些意见向您转告。……这些天我们反复读了您的信和文章,觉得所提几条都很好,原想参考许先生的意见,对您的文章作一些修改;同时,我们再以回信的方式作一些阐述和补充(实际上已写了一半)。”

上面所说的“实际上已写了一半”的那封信,就是我今天要公布的。这封信当时没有写完,也没有寄出,原因是当时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尚未成熟,不想一搁就是八年。年前林牧先生逝世,我在翻检以前同他的一些来往信件时,发现了这封信。重读之下,觉得有些话今天并未过时,于是决定公诸于众。回想八年前我们与林牧先生坦率地交换意见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公布这封信,也算是表达我们对这位故人的怀念吧。

在去年一年里,海内外围绕维权运动的理念、路径及策略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虽说由我致高智晟律师的公开信而起,而实际上,这样的讨论早在我之前就开始了。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推远一些,那么就会发现,很久以来,在海内外民运和异议圈里,在很多问题上都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今天的讨论,不过是历史的继续而已。

在这次的讨论中,有人批评我一贯站在“反民运”的立场,说我89 年反对学生绝食,98年反对组党,06年又反对高智晟律师的绝食抗暴运动。我想,如果把批评中的“反对”两字统统换成“不赞成”,则基本符合事实。至于为什么“不赞成”,我在去年以来的一些文章里都已有所陈述。从今天公布的这封信里,朋友们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想法。

有人说我没有走出“党文化”的阴影,我也不想为自己辩解。正如我在信中所说的:像我这样曾经在共产党营垒里耽过30 多年的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沾染在身上的所有污垢统统洗刷干净,因此必须时时警惕。但是,也正因为我在共产党里边耽过,而且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所以一旦有所省悟,也就对共产党的残忍和种种反人类暴行会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同时也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道路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我说这一些,只是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不要因错误估计形势而吃亏上当,不要因轻信那些“隔岸煽火”者的蛊惑而迷失方向。我们交不起那么多的“学费”,经不起那么多的挫折。望朋友们三思。

2007.1.20.

下面就是给林牧先生的那封未完成的信,写信的时间应该是在1999 年1 月中旬。

林牧先生,您好!

我们反复读了您第二、第三封信(文章),信上你谈到民运要转变观念的问题,主张以自由、民主的新思维、新方法代替封建文化和共产党文化中造反夺权的旧思维、旧方法。我们很赞成您的这个想法,而且您的想法也与许先生的一贯主张相一致。我们反对以暴易暴,这是对的,但不彻底;只有进而抛弃造反夺权的旧思维,才算得上真正懂得了自由、民主的真义。许先生曾批评过一些民运朋友身上有红卫兵的烙印,原因就是这些人信奉的是造反夺权那一套。从98年的组党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所信奉的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捷克哈维尔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哈氏在当选为捷克总统以后的一篇题为《政治,道德与文明》的文章中,批评只用“暴力革命和政权转移”来解释历史的陈旧观点,他说捷克前政权是“被生命、思想和人类尊严推翻的”;但是,他指出:“有人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一个人也许能靠搞阴谋轻易当上总理,但他的成功也就到此为止;人要使世界变得更好,不能靠搞阴谋。……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名称,我唯一愿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务于周围的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后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可能有人认为,哈维尔的见解过于理想主义,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行不通,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抱这种想法的人也许是有意识,也许是无意识,但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的信条,即政治无道德可言,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政治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应该承认,在今天,在国内外民运圈子里,对政治包括对权力的不同看法是存在的。但是,就我们来说,我们宁愿认同哈维尔,却不能认同马基雅维利,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如您信中所说的极权政治、阴谋政治、痞子政治。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意义,但到后来却成为专制独裁政治的理论根据,甚至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把政治等同于阴谋权术,这一套到了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可谓登峰造极;可悲的是今天的民运人士也学着操起了这一套。哈维尔深感阴谋权术政治之不可取,所以他给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取了另一个名称,叫做“反政治的政治”。他认为,“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这些话也许没有多少理论色彩,但是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却是一句“大实话”。

这里就涉及到您在第二封信里说的另一段话:“要以权利观念代替权力观念;为维护人的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而奋斗,而不是为争夺权力而角逐;不是权力赋予权利,而是权利产生权力。”我们同样赞成您的这个说法。您大概不会忘记,在我们共同签署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就人的权利而言,自由先于民主,任何排斥自由的所谓民主,都不过是极权专制的代名词。同时我们还认为,现代民主运动的真正目标,在于建立一种能够确保公民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政治制度;如果仅仅把这个运动看作各种政治力量对权力的角逐和重新分配,那就最终不能划清民主与专制的界限。”这段话所表述的,正是您上面那段话的意思。我们写这段话是有感而发。从历史上看,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至今被人们所诟病,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随后东欧、中国等国的革命之所以会走到历史的尽头,其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对权力甚至对暴力的迷信和崇拜。时至今日,难道我们还看不清楚这种权力崇拜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吗?

当然,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政治权力。但是,权力应该从权利中产生。所谓从权利中产生,我们的理解是从选票中产生。选票同其他票证不同的地方,是它体现的价值是不可转让的。在实行民主的社会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得到掌握在每一个公民手里的那张小小的选票,他就得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是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在一个专制社会里,真正的政治家所要做的,就是要为每一个公民争取到这样一张选票,至于公民得到了这张选票会投给谁,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惟有从选票中产生的权力,才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权力。

当民众尚未意识到自身固有的权利,或者还没有争取到这种权利的时候,任何一个政治家的权力包括以“民主”的名义取得的权力,都不具有合法性,因为这都有可能异化为不受制约的个人独裁和专制。人们常常说,要使权力不趋向腐败,必须以权力制衡权力。这话并不错,但是,我们还必须问一问这种权力的来源。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起到制衡的作用;能起到制衡作用的权力,只能是从选票中产生的权力。然而,今天的中国,离走到这一步还远着呢!

不知上面这些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如果这些话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的一些从事民运的朋友们,包括那些参加组党的朋友们,恐怕有必要认真地反思一下,想一想自己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想,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现在,一些人被判了重刑,更多的人失去了自由。我们有责任为他们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呼吁,我们有责任谴责政府当局践踏人权的暴行。但是,我们更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偌大的中国,今天又有多少人关注目前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事态呢?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有的曾经还是共产党人,用一位资深民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从共产党里“游离”出来的。这使我们常常有一种“原罪”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警惕自己,不要把旧体制加在自己身上的积习带到新的世界中去。传统的专制社会并不象某些人所想象那样简单,似乎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不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已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否则很难想象这部机器能够自如地运转下去。我们畏惧这架机器,害怕被它碾碎;而当我们随着这架机器的转动而转动时,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着这个制度的使命。任何专制制度都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它的系统,使每一个人不仅成为其罪恶的受害者,而且成为其罪恶的同谋。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仅仅从整体上砸拦这部机器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要重铸构成这部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从所使用的材料到整个工艺流程都需要改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这部机器的链条中“游离”出来了,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擦洗掉留在自己身上的专制机器的油污,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有人性、有尊严的个人。一切依据自己的真实感受,一切听从良心的召唤。哈维尔号召每一个人“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过说真话的日子”。说真话,按照自己真实的感受和良心说话做事,这对极权主义者来说是最可怕的,因为极权制度只是依赖恐惧和谎言才得以延续。(中断)

民主中国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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