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了！”这样的吼叫从枪兵没有漱口的嘴巴，由几十米外阴森森的岗亭嘣出，随着黎明升起后的日光渐渐发白，新的一天总会这样开始。每当早上七点的口令之后，每到这个时刻，犯人们无论精神虚实，哪怕软软不支，也必须起来，首先要把自己的被子折叠，靠墙放好，空余时侯既是坐垫，又是背靠，下面是简单的衣物，也是夜间的枕头。如果被叫喊还躺着不动的，算违反监规，当牢房里反面教员，不是享受。当枪兵的面额出现在风门，他会冷冷的盯视之后离开片刻，随之而来是监狱长疾疾脚步和摇晃钥匙，喧嚣开房的撞门，然后听他以同样的声调发出号令，才是各牢房执勤犯人的最初行动：把便桶和水桶提出门外，到距离一米宽的走廊外，摆放在一步梯坎的高度下的院坝地平边，规矩的搁放在位。如果从进门的岗亭望过去，每间门外等距离的屋檐下看那整齐的并列，排泄与饮水需用的一模一样的木桶，是一种奇观。不知内情的来访者参观，恐怕会以为是好东西的展销场面。一日一月一年，甚至永久都是这样，估计从这牢房开业以来的世纪，就不会改变这死水环境里的活动镜头。
与此同时，下一个是杀鸡吓猴的节目，总有被处罚的犯人“自觉”走出牢饭，手铐反戴在身后，有时一人，两人，三人，根据需要，人数多少当然由监狱长考虑。他远站着，神态轩昂，监视戴铐的犯人走到每间牢房发表忏悔誓言。被罚者依次走在每间牢房门前，身形半弯，形态端庄，两眼只看自己的脚尖，经过文革的同胞不会不熟悉这把戏，从刘少奇邓小平那里开始，但手不可能前坠，没人来抓头发，光头嘛。被处罚的得让牢房的囚犯都看清楚他们的下场，再心惊肉跳中听那朗朗上口的诵词，经监狱长教训启蒙的话语：“我是犯人某某，我违法了监规……，希望大家不要学我………，要好好的改造……，争取重新做人……。”这样絮絮叨叨的口气必须虔诚，态度绝对端正，效果定要震慑，卡在手腕上的手铐是最好的教具，包含所有的政策法令宗旨。在监狱长常常愉快述说革命人道主义的绕梁余音中，钻肉的生铁圈卡住手腕是最优选的办法，也是让犯人革面洗心的万应灵丹。
这种不公开，不外露，只有犯人谈虎色变称为的死铐，轻不过半斤，直径莫非几公分，8字型的卡口套上手腕，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灵犬，咬住犯人的手腕绝不松口，那慢慢阻止血液流通，皮肉和铁圈紧紧密封，敲骨吸髓的粘连，皮肉由红肿到溃烂，每个细胞都像受到一次枪击，每根神经都在颤抖中断裂，比一针刺更加痉挛，比乱箭穿心还来得方便，较之于凌迟之刑，一刀刀挖肉割筋异曲同工。每当这样的刑罚降临，犯人从最先默默无声忍耐，渐渐二十四小时哭泣，以至于声嘶力竭的嗥叫，最后是有气无力的声吟，那种分分秒秒的触及，使我想到清朝人民政府领导的革命军人抓到外国士兵用绳索铁镣捆扎之后的皮肤捆烂生蛆咬肉，白骨外露，这是这么声嘶力竭惨叫到最后一分分一秒秒拖到死神面前（圆明园因此报复被毁）。戴上死铐的犯人，拉屎拉尿也无法自持，脱裤解带得有难友“赞助”。那滋味随着手铐咬嗜皮肉之后留下的痕迹，永远伴随生命，直到最后的终点。每当有人获得这样特制的马蹄手铐，从最先的声嘶力竭的嗥叫，到最后有气无力的声吟，运气最好的，可能熬煎一周之后得以解脱，一般都是两周，或者更长时间，那得看监狱长心情而论，犯人称其为一周叫一个疗程。
陌生的囚犯我不熟悉，经常见到，个个犯人但求无祸，那是吃不了铐着走的活。怪就怪在囚犯都不是傻乎乎的石传祥陈永贵之流，坐一个牢房，生百种念头，有千种情绪，斗殴，欺诈，耍手段，与监管枪兵产生冲突，于是，这样的机会就不是巧八哥拉家常――光耍嘴巴皮――可以得了。我是几次打了擦边球，仅仅在监狱长的一念之间对我开恩，要是另外的人象我那么把风门打烂，绝食，打架，样样条件合格，怕再有几双手也给铐残了。想来，幸好是我耍的小聪明，以及本身的那点钳工技术让监狱长当我“不同凡想”，几次咬牙切齿，但仍然没有给我上铐。要是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去年回国我还碰见他，真是冤家路窄）读到我的作品，怕不由得哼哼的说，早知道我该给他来一下。
不过，我熟悉的难友中，至少有三人获此殊荣，让我把他们一一道来。
下面是几位难友获得这样的特殊待遇，我永远记得他们各自的抗力，不说不快。
文质彬彬的陈远志比我先抓进来半年，从风门里我看到他列队端饭，而后一年余，他被转来我们的牢房，此前之后，以及在每年的枪毙判决之后的内部传达，由监狱长指令出房，在训话传教的时候，陈远志会突兀向监狱长发问。就是平常在牢房里他也会大声报怨，或争抗待遇条件。这样触犯监狱长的权威，弄得他尴尬无声，不回答，木然如熟视无睹。那年代的囚犯，说来到矮檐下低头，还没有那么简单，犯人自比为菜板上的肉，任人切割。时常，我有点为他担心，知道监狱长不会放过他。
我们相处大略两三个月之后，也许是监狱长嫌我们牢房里有杨阿鲁，谭耀光，陈远志和我等四个反革命分子显得为数过多，就把陈远志调离到别的房间。牢狱里有不成文的规定，凡属反革命罪的都分散在各牢房，再吩咐刑事犯暗中注意并随时回报。当陈远志被调离不久以后的一天，监狱长把我们通通叫到一六号特殊训话空屋，十几个囚犯面对监狱长坐在方桌独凳上，按照习惯和规矩，必须背靠墙壁蹲下，这些镜头自由人是想不到的。俗话说干哪行就习哪行，犯人这行也不例外。
“今天，我叫你们来，大家谈谈，你们中间有那些违反监规没有？特别是走了那个陈远志，你们要大胆的揭发他，说了反动话没有。”对监狱长阴冷的河南腔讯问，大家是惶惶的沉默，不知所以，矮矮的蹲着，像靠墙的积木块。
“他说了些……”这下，有个矮矮的家伙，模样十分猥亵，平常不做声的，这下还吞吞吐吐的揭发。
“那你讲。”监狱长显得兴奋，他把桌上的记录本牵拢，墨水笔在手里旋转，一脸的皱纹和胡渣也活动起来。
“他说我们坐牢，还不如‘红岩’里的那些犯人。还有……”
我靠近他不远的位置，一听就火了，更怕他这么七嘴八舌，慢慢的引起别的犯人也想纷纷立功，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是我们的祖传。顿是，我忍不住打断话题：“你说话要实事求是，不要趁人之危乱说。”“嗨！你怎么不让人说完。”监狱长干涉了。“不是我要打断他说，监狱里最要讲实事求是。陈远志有时候是要吼两声，但在牢里他还是遵守纪律的。”“嗨嗨！你来给我讲实事求是。”监狱长不阴不阳的笑两声。“是呀，大家天天都在一起。这话本来是我和郑斑人聊过。原话是我说没得哪个犯人不是巴心不得象‘红岩’里说的，还有红烧肉来劝着吃。他记错了，栽污到陈远志。”“噎！”监狱长听我这么说，眉头一轮，吃惊的说：“你怕比哪个都反动哟，敢当众说国民党的牢房给犯人随便吃红烧肉。我倒出来没有听过这特大新闻，犯人还可以随便吃红烧肉，哟！哟！红烧肉。”监狱长禁不住自己都笑了。
这下，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我，说反动话，当众恶攻新社会，这可不是小问题。
“徐管理，你说我怎么都可以，但有一点，你可能是很久以前读过‘红岩’的吧，你再去读读看，如果我说错，算恶攻，算什么都可以。”听我这么说，监狱长还真无法开腔了，我估计他一辈子都没有读过一本小说。平常读报都是结结巴巴。我的话加了粉饰，又击中要害，这下他哭笑不得，读《红岩》对他像读天书。里面有这片段，那书被吹神了，六七十年代在学生中，谁不家喻户晓。这下他又不敢说我恶攻了。还真给糊住。
大家都沉默着，我扫了监狱长的兴趣，他本来准备在笔记本上写陈远志的材料，用来打小报告献给上级。为了扭转瞬间的尴尬局面，监狱长转移目标，“你说，你是召集人。”他扭头对墙角的的谭耀光发令，免得冷场气氛。照监狱的管理，每间牢房里有指定人做头，掌握学习毛书，分人阅读，牢房里不称组长队长或头什么的，大概召集人是监狱长挖空心思的最佳词汇。也是监狱长看重的对象，牢房里打架闹事，最先说话有用的当然是召集人。谭耀光也冷冷的不合作，他摇摇头，说没有听见。其它犯人都不开腔了。
“嗨，我今天问的是陈远志的言行，你怎么来横扯哟！”监狱长很不了然，那个犯人再也做声，也许有点怕我。牢房里讲的是拳头和嘴巴，会说会打就行。这两点长处我不虚，他也变得知趣，可能想起来我和陈远志是朋友。
随之的沉默，让监狱长看不是办法，干脆一挥手起来说：“好，好，你们都回去，我另外抽时间给你们谈。”
但监狱长并没有放松对陈远志的监视，一度专门找人单个在那空房里讯问。据说牢狱里有规定，对内政治犯动刑，需要经过上级批准。不知守所属于北碚公安局的第几科，知情的老犯人说曾科长是最顶头上司。如果真是这样，那监狱长就在准备材料，写满一大叠之后，要求对陈远志动刑。奇怪的是，明明已经处于危险时期了，可陈远志好象仍然不以为然。
那天回到牢房，杨阿鲁笑笑的对这样说：“你敢帮陈远志说公道话。这是牢狱里，简直不可理解。”他摇摇头，对我很赞赏的表情。“我倒不怕什么，毕竟监狱长还不想整我，要是他不注意呀，可能大祸临头。”对阿鲁我说了内心的担忧，不想就那以后，陈远志在一次吼叫中，被监狱长叫来几个红毛拖出狠狠的铐上。
曾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他说：“一个真正的敌手能灌注你无限的勇气。”我当时就轻轻讪笑，他要是来过中国，大概此言要另下定义。其实人的忍耐力也许是种奇特的试金石，神经末梢的变体，虚幻在精神和物质实体之间。同样痛苦刺激，有人能熬到最大限度的痛苦而不能萎靡，保持精神的圣洁，保持自己不朽的品质；有人会产生恐怖，扭曲自己，低下头颅，成为驯服的绵羊或者跐犬。人与人的不同，这种数码形成的软件和内存，上帝怎么设计的，大概我们这代人是无法弄明白。一句话，听天由命，谁也不要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的骨头能够透过皮肉顶天立地。
在二十世纪，我们还热衷于对皮肉的熬煎和精神的折磨，人类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退化成了绝佳的笑剧。
再说这个允大玄，他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从小被欺压虐待而产生逆反心理，加上自己好学，不明不白的读了些不属于当年许可看的书籍，难免要生搬硬套些道理来看待现实，无形中流露便铸成大罪，从内部矛盾的强迫劳动教养，到外部矛盾的严打关押，升值为响当当的反革命。年纪轻轻就不知不觉就变得又疯又傻，半醒半迷的样子。究竟是真的神经失常，还是假装，谁也难以猜测。但牢狱里犯人都把他当神经病，最恐怖的一次是他在静悄悄的半夜，所有牢房犯人熟睡时，他无声无息的起来，走到装着屎粪尿水便，吃力端到炕沿，举起来砸到胡光友脑上，差点把他一下就报销，造成人命案件。为此，被转来我们牢房，让我们终日，特别是夜间，几乎不敢入睡，惴惴不安，怕那英雄行为施加到随的头上，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他倒反而有点洋洋自得，自我感觉有无上权威似的。为一点鸡毛蒜皮，他在我面前用发绿的目光，惹得我火起，想到他创造那么歹毒的夜半歌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拳头就引来监狱长的更加重视，立即再次“移民”，把他转到单间独居。让所有的难友终于长嘘一气，有了安慰的瞌睡。
没有坐过牢的不知道单间滋味，可能外面缺住房的还以为是高干待遇，恰恰相反。人在牢狱，精神特脆弱空虚，单间里只有默默无声，顾影自怜，而且又无所事事，桎梏在咫尺天地，人在坐卧不宁中产生幻觉，甚至烦恼以至崩溃。魏京生说他被这样关押了一段时间，恐怖万分，成天无言可述，担心声带蜕化，精神困乏，便自言自语，近于发狂。允大玄大概也受不了如此优待，他经常把头颈伸出风门（外面看就一块木门板上冒个头颅，像活生生像戴上一块又大又长的木枷，只是这枷永远90度直立罢了）喉叫，是假是真不知，但违禁的语言再加逻辑混乱冲出他那沙哑的喉咙，又给敏感的监狱长出了另外的难题。
过了些时候，允大玄突然安静了，风门关闭紧紧。我们惶惑不解。这位清醒时还能够高声朗诵诗词的年青人（看起来和我同龄，那时候也不到三十岁），胡涂时候就用哲学家的只言词组赞扬我们的天堂制度的伟光正好党。本来是天天叫闹的人，一下没有了声息，像捏着鼻子潜水――忍气吞声。让我们都感到什么恐怖事情发生他身上，大家纷纷猜测：
允大玄怎么了？是给铐上了，还是……？
就在那阵子的放风时候，我们通通在院坝里摔手，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我掉头往发声方向看去，嗨！不看则吧，一看就触目惊心。这时允大玄的头颅伸出头领喧小风门外，掉着大大的舌头，像被一只木塞卡满嘴唇，只有连续不断的“……唔唔……，唔唔，唔唔……”怪叫，像猪一般的哼哼噜噜，口水长长吊在他那浮肿的下巴，看得我们个个毛骨悚然。
监狱长立即呵斥我们：站好，不许吊儿郎当的！他也随着我们盯望的方向扭头看去，感觉不失误，就急忙三步两步大踏步小跑过去，重重关闭了他忘记关闭这单间的风门，让允大玄奇观在众目睽睽之下。就那一刻的那镜头，永远铭刻我心中伴随终身。多少年在自由生涯的日子，偶尔也在的梦中捣乱，醒来似觉“梦回连营”似的，还历历在目的清晰，给我的鸡皮疙瘩增添了无限勇气直冒。当然，那瞬间，监狱长消除他的哼哼声吟也闪电般的快速。
我哑然，连想历史上有个叫张格尔的新疆人，受不了大清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的贪官污吏压榨，因起义被捕，那些绝顶聪明的基层干部怕押他到中央纪检问出麻烦，一不做就二不休，用毒药灌注，使其喉咙彻底溃烂，什么也说不出来，结局是合情合理严打凌迟，才有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好在允大玄投胎时间良好，躲过了那样的三八作风（运气？也不竟然，文革中的李九莲不就被活割去双肾）。说来，我们的监狱长想的办法，比大清还好先进，这事我们后来才知道原因。
像他那么失态叫骂，监狱长要用对付王守田办法捆起来，嘴巴里塞上脏尿布（抹擦马桶和地上水迹使用的）再加镣铐，让他屈服，怕只有短期有效。问题是允大玄当时还不属于枪毙对象，整出人命怕更麻烦。不知监狱长如何处心积虑来了灵感，对这类屡教不改者，用手铐？也许弄残废也无法堵住他的喉咙，想别的其它办法，又超出了监狱长的智商，这下让他焦头烂额，只有给上级报告，不知哪个绝顶聪明的上司又向更高层商议，这思路东转西绕，最后给重庆医学院的专家教授下达了高科技项目。于是，这些为了职务荣誉和政治地位的优秀学者，便受宠若惊，兴致勃勃来到北碚看守所，干脆把允大玄当二战的犹太人，或东洋太君在东北用活人实验的玩意儿，那本来可以向诺贝尔申报的发明创造，先给允大玄享受看看，做得尽善尽美。至于这些家伙怎么把他做成那样，我们无法想象。不外乎是先找他的声带神经，口齿，腮邦鼻腔等部位，那个地方最反动，或直接用针头挤进他的舌头，像杀猪灌注气那样操持，再用什么神仙法术，天明白。当然，这样的过程，少不了要红毛来把他捆得呆若木鸡，才能心情舒畅的为所欲为。
“允大玄怎么了？”在早晚提水开门的时候，我们对红毛发问。回答是从口里发出最低音，如果不走近，谁也听不见，看，当然更无根据，他们会不露神色只盯手提的水桶继续倾倒，不走在两米内听不到这么传递的特殊发报：“不晓得啊，自从重医的教授来给他打针以后，就成了大舌头。”
“狗日的，这手段都用上了。”有难友不平的悄悄咕噜，大家无能为力，只有叹息。
此时此刻，波罗的海滨芬兰湾岸边的都市赫尔新基灯花璀璨，夜色朦胧，密密的雪花已飞飘三天，厚厚的雪绒将大地更新一翻，洁白珣丽，像一个整装梳理待嫁的姑娘，从头到尾已经美美打扮，看起来赏心悦目，令人心仪。这里被誉为波罗的海的女儿，我如此形容也不为过。由城市中心直线向东十来公里的海湾，是片密集的树林，微浪如涟漪般平坦的丘陵是空阔的郊野，东区购物中心建筑群就在这里，稀疏的住宅分部在掩映林间，稀少人迹，开阔运动的场地和几座滑雪山丘，距离不到三公里。如果步行林间，夜深人静时侯，隐隐约约能听到远处地铁偶尔间隔的声低鸣，而不远处的高速公路也很宁静。人少的国度，车辆早早回到各自车库车场，噪音很知趣隐蔽得乖乖的对人没有丝毫横加干扰。在这静谥的环境，人性内向而平和，换的无限的构思。
在这林荫掩映的环境，运动场地的山丘下，有几栋乳白的两楼三层，每栋共住十一户，林间遮挡视线的几公里外是沉睡过冬的波罗的海，最靠边一栋顶层，那房间的灯光会在夜间两点或三点之间与窗外的黑夜诡秘商量，那个神经病患者为什么总要匍匐书桌，点击计算机，依稀可见《当代神曲》篇章，时而断断续续，时而连篇累牍，几株高高的青松，最知道这家伙从2004年的夏天就开始干这谁也弄不明白的方块怪字，傻乎乎的他一会精神焕发，而后又“防冷涂的腊（呵呵，杨子荣啦，笑）”。
沿岸的海浪已在最近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冬抬起高昂的头颅，像被理发师梳理的美女，一动不动瞧着对岸――八十多海里外――那比芬兰还小的爱沙尼亚国家（如果我译，应为：埃氏朵尼亚，才尽人皆知。我国的翻译家通通该到托儿所去训练，然后痛改前非，免得祸国殃民。凡学习外语者无不吃了他们肮脏的唾沫之后，还得从头到尾的改正那妖魔鬼怪似的怪叫。这些错误令人哭笑不得，至今不得拨乱反正。算啦，连中国国名都被人叫瓷器盘盘的，有资格准音？）稍微偏右再加一倍的海里距离是德国，那是我才去了半年的国家并留下文字尚待读者的地方。唉！那里就接近欧洲中部，也是我兴趣兴然的国度。好啦，该回头来说。
人的精神大概似波澜，有高低起伏，激缓宽窄，大脑有时灵敏活悦，有时麻木痴呆，要是有办法像开水龙头那样，我会在写《当代神曲》的时侯，就把这水龙头拧成大水哗哗，文思泉涌，磅礴而出，免我的朋友都成浆糊，想丢不舍；欲罢不得。遗憾！我写得焦头烂额，还要迫害我的读者啊。惭愧！
再说允大玄，他的声带会不会因为那次试验而早早就下岗，或者从此以后连半疯半癫而不得，干脆就彻底废了，活着已成行尸走肉，我再也没有凭据描述，更无法向我的读者朋友了结。那天那镜头大概是他最后给我厚礼，让我今天才能报答。至于后来是不是把他转移，或判决送走，没人知道他的结局。出狱后的年代彼此再也没有碰到，偶尔一次我与难友相遇提到他有那么点印象，据说在台湾的舅舅终于回访大陆见到他母子俩，于是，临时更换了住处，家境为之短期改观，统战者真能统到一丝不苟的完美。但这不能担保允大玄的身体也紧跟大好形势，除非立即克隆另个，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如果今天他还活着，还能继续好学不倦，朗诵诗词，甚至可以用计算机，在网络上读到我的此文，是我求之不得的期望。当然，如果他已经不再人间，我只好打住，对他深怀歉意，不能忘怀的亏负是我打过他一拳，那久久捂住的鼻子，冒出了岩浆似的血流出指头缝隙。我是多么的邪恶啊，半是怕他立即疯狂扑来，半是想为胡光友报仇，因为那次他的袭击，差点让胡光友头破而死。牢狱啊，扭曲人性的绞魂机。直到今天，我还有想见他的念头，毕竟那年代里，他算个异数。如果他和五罐殊途同归，那就无可奈何了。我可不愿为此出差到阎王殿去外调，怎么回来写呢？说不定还弄得有人为此哭兮兮的。
牢狱里人来来去去，相处时间，短的几天，长的几月，更有缘分的还可整年同居。有的成了挚友，有的萍水相逢而别，不留丝毫印象，有的模模糊糊。一但离别就像出笼的鸟，各自飘飞，永别而已。我离开牢狱那几年还在北碚谋生，偶尔碰到过曾经的难友，也是寥若晨星。之后各自生涯截然不同，再也没有多余的话了。
难友中，有位阮小二似的人物――谢四，他生得五大三粗，骨胳壮实，五短身材，身高最多不过160公分，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一身好武艺，腿功尤佳，牢里我见他偶尔练功，自叹不如，尽管我十五岁就拳脚棍棒耍刀弄枪乐此不彼。谢四气功练得铜头铁臂，有水浒豪杰般义气，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关押在牢狱里几年，任何人他都瞧不起，唯有对我如手足感情，特别我那次为牢狱难友绝食争抗。和伍罐一样，他无处不说：“在北碚看守所，有哪个犯人敢把徐家理（监狱长的姓名）制服，唯有口表（那是在牢狱难友称呼我的名字，因为我来自这产品的工厂），你不服还不行。”每听他这么对别的犯人说，我还假惺惺的说也不竟然，其实内心高兴又自豪。那可是生死（检）验啊。几年后我们都自由了，他在南岸黄角桠打工，我在弹子石做百货生意，每天摆摊街上销售百货，他看我需要竹竿支撑雨蓬遮挡风雨，不见有售。之后的第二个周末，他独自爬上砍伐（那时可以，属于野生）了两根青油油的楠竹，又重又长，从十几里外的陡峭山峰扛下来，令我感动不已。牢狱里我是工人坐牢，谢四认为我不是知识分子，合得来，彼此视为知己。谢四聪明过人，斗大字不识三挑，看问题入木三分。当他他气势汹汹对我说了自己的出身，我才恍然大悟他恨知识分子的原因，原来他是中国大名鼎鼎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秘书的二公子呀。“我那老汉啊，就是读书多了，一九五八年他志愿报名下农村改造思想，害得我们全家本来在国家机关过好日子的，却下放为农民，比奴隶还要奴隶。老子说起他就是气。”结果他倒成了老子的老子，我听得哈哈大笑，谢四却双眼圆睁，好象与父亲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老汉还在？”我不由对他父亲很感兴趣。“早就死球了，灾荒年，活活饿死。他根本不准我们读书，还说一个字都不认识最好。”唉！一九五八年在中国是什么年代啊，谢四永远不会想到他父亲是何等的绝望，下农村莫非是逃之夭夭，不得已的躲避文人灾难的办法。不走？说不定不在单位里做右派，那可又是给他们戴罪终身的孽债啊。
他与我相处时间较长，而且同龄。这位居住在北碚城郊区的年青农民，心肠耿直，待人诚恳，很讲义气，与他同案的哥哥谢二狭隘性格相反。奇怪的是两弟兄与米中豁（所属在重庆的8711铁道兵部队后勤干部）因为施工中认识，不明不白的合作经营，大概提前有了改革开放的的念头，多支出了上千元人民币。米中豁失误被查，就老老实实听了当年的行话：竹筒倒豆子，说得干干净净。众所周知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个东北中等个子的大汉，也许不善南方人的狡诈，才弄得三人行了。通通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不同房间。
干的活，如果我不入狱，哪怕我是钳工，还不知道社会上有专业的破铁工种。那是将陈年的机床或者凡属大型的金属器械设备等用石匠开山破石的办法，把那些报废的铁器破碎，便于运输。这两弟兄不会安心定在一个单位干活。萍踪浪迹，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就在外跑江湖，寻求生计。
都因为谢四生得五大三粗，骨胳壮实，五短身材，估计身高最多不过160公分，浓眉大眼，说起话来炯炯有神，而且很好的一身武功。在我眼里就属于水浒里阮氏兄弟般豪杰人物，很讲义气，有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品质，是我在牢狱结识的知己难友之一。谢四聪明过人，虽然斗大字不识三挑，但看问题入木三分，最瞧不起知识分子，和我闲聊的念头挂在罪上。说来的话，谢四出身还与名家有缘，他对我说到他那迂腐的父亲，分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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