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恶劣的生活处境证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制度是有问题的。
――潘恩《人权论》
“来啦，徐管理在叫人出去。”一位难友忙从风门把脑袋缩进来，报告大家新闻。唏哩哗啦的开门声音像铁块跌落在木版上木敦敦怪响，令人听到就毛发倒立。这下，监狱长的半脸庞出现在我们牢房的风门，把射进来的光柱砍去大半，他那鼻下花白的短桩胡子，像大头钉密挤乱插，在那停滞的几秒沉寂里，只有一只眼睛静静盯视着我们，脑后的光线和脸额反比而格外阴森。看他再将牢门一开，阳光就像强盗扑进来，把每人的脸庞通通一扫，帮凶似的肆无忌惮，囚犯们只有神色不安。
“徐管理，你还是要发点生活用品给大家哟！我们什么都没有。”陈远志好象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更让大家提高嗓子眼。监狱长没理他，直接把手往最里端一指：“你给我出来，把行李带上。”
所有的目光随其手势一致向里看着。“我！你叫我吗？”龙老头用手把自己的鼻子一指，像街头打架骂人雄纠纠的姿态，突然醒悟自己失态，木纳一下，恍然大悟，急忙扯下墙上的网兜，收拾东西，急匆匆往里面塞，同时对我眨眼示意告别（其实是永远，他不可能今天还活着），判决时间到了。
牢狱里只要点名这样出去，就算没怒发冲冠的此地别燕丹了。
“龙老头毕业了。”他走后，大家惆怅的议论，不知是惋惜还是羡慕。想着龙老头在的时候，这下，难免有点戚然。
“我看他最多判两年，还能留在看守所里帮我们通风报信。”一个囚犯说。
“难说，也许三年，可能也就是那样了。”
那天晚上，大家的床位都挪了一下，向里靠拢，如果有新来的就住最外面靠近牢门处。
直到最后那天，判刑的囚犯准备启程了。平常端饭的时候，风门被监狱长关住，大家无法见到他们出来的情况。“四年，龙缺耳给判了四年。他刚才做了手势。”一个囚犯的头像从风门弹回来似的快速，转身对大家叫起来。
“真的吗，让我看看。”我从炕板上跳下去，将这囚犯拉开，把头伸出风门外。
看出去的正面只有十来米距离是那排短一半的牢房，周围的“邻居”囚犯们也一个门板一个头颅冒出一致面向，左面几米外就是院坝，连绵过去有篮球场那么大的边沿连接岗亭，二三十个被判刑的站在那角落里，面对墙壁，等待启程前的囚犯需要特殊处理。尽管如此，他们总要设法给难友一点最后的“知情权”，在手上伸出几个指头，让牢房难友看见最后的结局。大家作为参考资料来“津津乐道”。看着押送人员进来给他们一一戴上手铐，然后再每人的肘上拴一根绳索连成一串。我看到龙老头在最后一排，矮矮的个子，走路僵硬，老态龙钟，我有点莫可名状的悲怜。一个老人，如果平常这样，连劳教都算不上（现在是举国皆赌），因为“严打”需要，一人动怒，就万民遭殃，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就这样转折。
胖胖的魏管理，挺着大腹站在屋檐的走廊下点名，手上拿著名单，不时靠拢眼睛瞎看。被判决待遣送的犯人一个串一个走出岗亭。魏管理比较厚道，不常关闭风门，我们能看到最后的一幕。他是不太管事的付监狱长，进来时间少。当判决的囚犯走完之后，魏管理才慢腾腾的走出岗亭，哐蘯一声的回响，震击着牢房，然后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寂静。枪兵彭鲁恶汹汹的远远吼叫：“你这些狗家伙还把脑壳伸出来爪咋（干吗）！给老子缩进去。”大家慢腾腾的相互看看一笑，才退了进去。
“唉！一个老工人，打牌输点分分角角的凑趣，还判四年。”谁这样惋惜的说。
“就像以前抓壮丁，凑数，要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嘛。”老梁埋头理着线，说得细声细气。他搓线做网兜他价值有专业水平了。这位中年农民，他满以为这次可以走了，看来还要等一轮。老梁背有点伉，肩膀斜扭，瘦长的脸，细眯着眼睛，显示出农村人的精灵。
“你怕也快了吧？”我和老梁聊起来。这个精明的农村人，因贩卖粮票而被捕，他说到湖南街头卖的稀饭里还有猪肝颗粒，那口气像进了天堂看到好日子。1976年前的四川农村，已给糟踏史无前例的惨景，啼饥号寒，民不聊生。进城讨口的农民络绎不绝，被抓起来遣送，回来，再抓，像捉迷藏。而城市人的日子也过得勉强，工人的家庭也免不了食品的恐慌，所有的定量和限制，像绞索套着每人脖子。总有人托人拉线，由老梁这样的长途来回买卖营利，需要者为了果腹，那年代视为违法，或抓捕，或判刑，或者枪毙。但铤而走险的仍然不断。
“谁知道呢，当然想早点处理算啦，比不得你们，是想抓权的。”老梁是这样看待反革命。
“哈哈，你说得好轻松。我们远远不如你。”我听老梁说过他的经历，觉得他的工作很神秘。“我们都是被生活所逼，要是你们城市人话，我哪里会去干那样的行道哟。一切都是命，万般不由人。只有下辈子投胎做城市人，就算运气了。”老梁发自内心的感叹。“你看龙老头，不也是城市人，工作到最后的年份还走了这道上。”“倒底不一样，他不是为了吃饭才这样，你看我们农民，哪个不是为嘴来的。偷盗也好，投机倒把也好。你们是搞什么思想，搞权。要是都过农民的日子，那才知道厉害。其实，农村人对坐牢当犯人无所谓了，只要吃饱，到哪里都可以。”老梁慢慢的唠叨，他原以为可以早点判刑，和龙老头一块走是正中下怀，遗憾他的案情没有落实。
“如果他只判三年，不会留在看守所里做红毛？”阿鲁想到龙老头可能会留下来的希望。
“不一定，判三年的多了，也得遣送，而且看守所里一般留年轻力壮的。”陈远志这样预测。
“他说的那种日子，上午没有饭吃，捞根扁担出去，一会儿就把中午饭找到了，没有衣穿，几文钱就在二手店里买套西装洋服来绷起，洋歪歪的，好神气，我们这辈子怕碰不上叻。”这是老梁记着龙老头对旧社会的回忆录，说时，老梁将一根根扯下布条的线。毕竟是天天生活在一块，好几个月了，大家的话题总绕在龙老头身上。
“可能就是这老头口无遮拦，也把单位的头头得罪，到这时候来整他。”
“劳改出来，怕也快七十岁了。敖不敖得出来都难说。回来要是儿女不孝敬他，这辈子不好说了。”
“听说这次是内判，不让外面人知道，只通知家属送东西来。”
“红毛怎么知道内判，外判？”一个角落里发出声音。
“嘿！怎么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晓得，公判要出去游街示众，红毛在外面劳动，怎么不知道。”
“内判都是悄悄的干活，公判次数不能超出5％的比例。政策和策略是当地生命嘛。”
“判决嘛，就那几个人说了算，区委五人小组，专门敲定。”
“你怎么知道这些内部事？”
“嘿，我在文革里就在区委里干活。”说这话的年龄四十开外，他偶尔露点令人惑解的口风。
“这些判决不仅仅只有这里的看守所一处，如果不是全国一致的话，至少都是全省同时行动。”我这么猜测。
“想来也是，各地的劳改农场要接纳，远行的囚车，坐闷罐车的押送不会单独进行。”
“当然，又不像古时候那样，一根水火棍，一把戒刀吊吊的走，往野猪林赶就行了。”
“那时候还可以解开枷锁喝大碗酒，吃大钵肉啊。”我说得大家口馋。
“老子巴心不得早点判，反正是这么回事了，关在这里闷死人，饿得也难受。”一位矮矮的偷盗犯在说。
“当然罗，劳改是要你的体力，这里是要你的口供，性质大不一样。”老梁慢腾腾的说。
“劳改吃得饱，最少还有野菜青草，我愿意去随便哪里。”蔡家这小子露出贪婪的眼神。
只有谭耀光默默无声的靠墙沉思，那一动不动的身体，如一蹲忧郁的塑像，无神的眼睛和他盯住的膝前地上仿佛有根直棍杵着，固定得如此的稳和。他那偶尔眨一下的眼帘，包涵着生涯中的所有酸甜苦辣，像波涛汹涌在眼珠后面，无限的懊伤，无限的后悔，无限的愤懑，明明是对的，怎么了错的，明明是好的，却变成坏的。家庭的温暖，孩子的天真，亲友的情怀，都成了记忆，惋惜在惋惜中消失，痛苦在痛苦里淡漠。只有斜撑着墙壁的回忆，好象能使他平静。然而，无以言述的悲哀，像铁锤般打击在他干枯的心灵，在无声的忍耐中，像咀嚼着黄连的同时，还得咽下苦汁。
同样的牢狱里，每人都有不同的滋味。连那点射进来的微光，也是时而阴阳，时而昏晓，笼罩着每人的身影，也笼罩着我们的心灵。
算时间到而今都快三十年啦，龙老头被判决的时候64岁，这位天府煤矿的矿工，矮矮单瘦的身躯，满脸的皱纹，缺了半片耳朵。至今，对他的怀念已经是阴阳两界，估计他不可能活到今天。他的结局就这么的简单。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