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恶劣的生活处境证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制度是有问题的。
――潘恩《人权论》

“来啦,徐管理在叫人出去。”一位难友忙从风门把脑袋缩进来,报告大家新闻。唏哩哗啦的开门声音像铁块跌落在木版上木敦敦怪响,令人听到就毛发倒立。这下,监狱长的半脸庞出现在我们牢房的风门,把射进来的光柱砍去大半,他那鼻下花白的短桩胡子,像大头钉密挤乱插,在那停滞的几秒沉寂里,只有一只眼睛静静盯视着我们,脑后的光线和脸额反比而格外阴森。看他再将牢门一开,阳光就像强盗扑进来,把每人的脸庞通通一扫,帮凶似的肆无忌惮,囚犯们只有神色不安。

“徐管理,你还是要发点生活用品给大家哟!我们什么都没有。”陈远志好象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更让大家提高嗓子眼。监狱长没理他,直接把手往最里端一指:“你给我出来,把行李带上。”

所有的目光随其手势一致向里看着。“我!你叫我吗?”龙老头用手把自己的鼻子一指,像街头打架骂人雄纠纠的姿态,突然醒悟自己失态,木纳一下,恍然大悟,急忙扯下墙上的网兜,收拾东西,急匆匆往里面塞,同时对我眨眼示意告别(其实是永远,他不可能今天还活着),判决时间到了。

牢狱里只要点名这样出去,就算没怒发冲冠的此地别燕丹了。

“龙老头毕业了。”他走后,大家惆怅的议论,不知是惋惜还是羡慕。想着龙老头在的时候,这下,难免有点戚然。

“我看他最多判两年,还能留在看守所里帮我们通风报信。”一个囚犯说。

“难说,也许三年,可能也就是那样了。”

那天晚上,大家的床位都挪了一下,向里靠拢,如果有新来的就住最外面靠近牢门处。

直到最后那天,判刑的囚犯准备启程了。平常端饭的时候,风门被监狱长关住,大家无法见到他们出来的情况。“四年,龙缺耳给判了四年。他刚才做了手势。”一个囚犯的头像从风门弹回来似的快速,转身对大家叫起来。

“真的吗,让我看看。”我从炕板上跳下去,将这囚犯拉开,把头伸出风门外。

看出去的正面只有十来米距离是那排短一半的牢房,周围的“邻居”囚犯们也一个门板一个头颅冒出一致面向,左面几米外就是院坝,连绵过去有篮球场那么大的边沿连接岗亭,二三十个被判刑的站在那角落里,面对墙壁,等待启程前的囚犯需要特殊处理。尽管如此,他们总要设法给难友一点最后的“知情权”,在手上伸出几个指头,让牢房难友看见最后的结局。大家作为参考资料来“津津乐道”。看着押送人员进来给他们一一戴上手铐,然后再每人的肘上拴一根绳索连成一串。我看到龙老头在最后一排,矮矮的个子,走路僵硬,老态龙钟,我有点莫可名状的悲怜。一个老人,如果平常这样,连劳教都算不上(现在是举国皆赌),因为“严打”需要,一人动怒,就万民遭殃,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就这样转折。

胖胖的魏管理,挺着大腹站在屋檐的走廊下点名,手上拿著名单,不时靠拢眼睛瞎看。被判决待遣送的犯人一个串一个走出岗亭。魏管理比较厚道,不常关闭风门,我们能看到最后的一幕。他是不太管事的付监狱长,进来时间少。当判决的囚犯走完之后,魏管理才慢腾腾的走出岗亭,哐蘯一声的回响,震击着牢房,然后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寂静。枪兵彭鲁恶汹汹的远远吼叫:“你这些狗家伙还把脑壳伸出来爪咋(干吗)!给老子缩进去。”大家慢腾腾的相互看看一笑,才退了进去。

“唉!一个老工人,打牌输点分分角角的凑趣,还判四年。”谁这样惋惜的说。

“就像以前抓壮丁,凑数,要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嘛。”老梁埋头理着线,说得细声细气。他搓线做网兜他价值有专业水平了。这位中年农民,他满以为这次可以走了,看来还要等一轮。老梁背有点伉,肩膀斜扭,瘦长的脸,细眯着眼睛,显示出农村人的精灵。

“你怕也快了吧?”我和老梁聊起来。这个精明的农村人,因贩卖粮票而被捕,他说到湖南街头卖的稀饭里还有猪肝颗粒,那口气像进了天堂看到好日子。1976年前的四川农村,已给糟踏史无前例的惨景,啼饥号寒,民不聊生。进城讨口的农民络绎不绝,被抓起来遣送,回来,再抓,像捉迷藏。而城市人的日子也过得勉强,工人的家庭也免不了食品的恐慌,所有的定量和限制,像绞索套着每人脖子。总有人托人拉线,由老梁这样的长途来回买卖营利,需要者为了果腹,那年代视为违法,或抓捕,或判刑,或者枪毙。但铤而走险的仍然不断。

“谁知道呢,当然想早点处理算啦,比不得你们,是想抓权的。”老梁是这样看待反革命。

“哈哈,你说得好轻松。我们远远不如你。”我听老梁说过他的经历,觉得他的工作很神秘。“我们都是被生活所逼,要是你们城市人话,我哪里会去干那样的行道哟。一切都是命,万般不由人。只有下辈子投胎做城市人,就算运气了。”老梁发自内心的感叹。“你看龙老头,不也是城市人,工作到最后的年份还走了这道上。”“倒底不一样,他不是为了吃饭才这样,你看我们农民,哪个不是为嘴来的。偷盗也好,投机倒把也好。你们是搞什么思想,搞权。要是都过农民的日子,那才知道厉害。其实,农村人对坐牢当犯人无所谓了,只要吃饱,到哪里都可以。”老梁慢慢的唠叨,他原以为可以早点判刑,和龙老头一块走是正中下怀,遗憾他的案情没有落实。

“如果他只判三年,不会留在看守所里做红毛?”阿鲁想到龙老头可能会留下来的希望。

“不一定,判三年的多了,也得遣送,而且看守所里一般留年轻力壮的。”陈远志这样预测。

“他说的那种日子,上午没有饭吃,捞根扁担出去,一会儿就把中午饭找到了,没有衣穿,几文钱就在二手店里买套西装洋服来绷起,洋歪歪的,好神气,我们这辈子怕碰不上叻。”这是老梁记着龙老头对旧社会的回忆录,说时,老梁将一根根扯下布条的线。毕竟是天天生活在一块,好几个月了,大家的话题总绕在龙老头身上。

“可能就是这老头口无遮拦,也把单位的头头得罪,到这时候来整他。”

“劳改出来,怕也快七十岁了。敖不敖得出来都难说。回来要是儿女不孝敬他,这辈子不好说了。”

“听说这次是内判,不让外面人知道,只通知家属送东西来。”

“红毛怎么知道内判,外判?”一个角落里发出声音。

“嘿!怎么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晓得,公判要出去游街示众,红毛在外面劳动,怎么不知道。”

“内判都是悄悄的干活,公判次数不能超出5%的比例。政策和策略是当地生命嘛。”

“判决嘛,就那几个人说了算,区委五人小组,专门敲定。”

“你怎么知道这些内部事?”

“嘿,我在文革里就在区委里干活。”说这话的年龄四十开外,他偶尔露点令人惑解的口风。

“这些判决不仅仅只有这里的看守所一处,如果不是全国一致的话,至少都是全省同时行动。”我这么猜测。

“想来也是,各地的劳改农场要接纳,远行的囚车,坐闷罐车的押送不会单独进行。”

“当然,又不像古时候那样,一根水火棍,一把戒刀吊吊的走,往野猪林赶就行了。”

“那时候还可以解开枷锁喝大碗酒,吃大钵肉啊。”我说得大家口馋。

“老子巴心不得早点判,反正是这么回事了,关在这里闷死人,饿得也难受。”一位矮矮的偷盗犯在说。

“当然罗,劳改是要你的体力,这里是要你的口供,性质大不一样。”老梁慢腾腾的说。

“劳改吃得饱,最少还有野菜青草,我愿意去随便哪里。”蔡家这小子露出贪婪的眼神。

只有谭耀光默默无声的靠墙沉思,那一动不动的身体,如一蹲忧郁的塑像,无神的眼睛和他盯住的膝前地上仿佛有根直棍杵着,固定得如此的稳和。他那偶尔眨一下的眼帘,包涵着生涯中的所有酸甜苦辣,像波涛汹涌在眼珠后面,无限的懊伤,无限的后悔,无限的愤懑,明明是对的,怎么了错的,明明是好的,却变成坏的。家庭的温暖,孩子的天真,亲友的情怀,都成了记忆,惋惜在惋惜中消失,痛苦在痛苦里淡漠。只有斜撑着墙壁的回忆,好象能使他平静。然而,无以言述的悲哀,像铁锤般打击在他干枯的心灵,在无声的忍耐中,像咀嚼着黄连的同时,还得咽下苦汁。

同样的牢狱里,每人都有不同的滋味。连那点射进来的微光,也是时而阴阳,时而昏晓,笼罩着每人的身影,也笼罩着我们的心灵。

算时间到而今都快三十年啦,龙老头被判决的时候64岁,这位天府煤矿的矿工,矮矮单瘦的身躯,满脸的皱纹,缺了半片耳朵。至今,对他的怀念已经是阴阳两界,估计他不可能活到今天。他的结局就这么的简单。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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