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代表一个群体。
――霍布斯《维利坦》

我一直怀念徐嘉理监狱长,估计曾经的犯人们如果偶尔会想到他,仍有小常宝唱八年前(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滋味:仅仅是咬牙切齿,还不能如愿以偿。说句西方文字望尘莫及的话,以国文之辛辣尖利,食肉寝皮这四个字让受过刑讯的难友去构思,也许才能自慰。其实,我倒是不这么看。他那胡子拉砂才50出头的样子而言,现在应该行将就木之龄。嘿,万万想不到的事,他居然还大有千秋似的雄赳赳活得滋润。那是后话。

至今仍能记忆忧新他那浓重的河南口音,矮于常人的个头,双眼略为下斜,中式八字模样,不高兴会更加明显。以漫画七品芝麻官与之比较还算逼真,看起来有点老深谋算。这对二龙(眼睛)要是长在别人脸上,到菜市场去看那些钱包口袋,可达最佳角度。遗憾他不谙此道,埋没了发挥天赋的潜能,上世纪法国文物大盗斯特凡讷?布雷特维耶塞的特长,因此不在中国发扬光大。让红卫兵去移花接木,当然不妙。监狱长的面容皱纹较多,肤色微黄,要是头包白羊肚巾,横看顺看都比得上干侍郎当尚书的陈永贵,而且不会做汉奸维持会长,这点爱国精神我相信他有。从他读中央文件到人民日报时总有结巴加――巫婆的表情――装模作样,这不算大错。知道老底子的人说他随刘邓大军进川,才吃上大米仍掉窝窝头,因此背儿有点弯,滚滚硝烟随军担挑,农民的扁担都是青少黄多,不再绿鬓婆娑。如果让他跳脱衣舞,后颈窝上那个肉疙瘩,老象皮子一耸立,倒是扁担的沙发,舒适而又和谐,不消说,他曾双肩左右开弓移肩换位,行走如飞,现在人不知道那挑担模样的精彩动容了(也许重庆棒棒军人偶有一晃)。虽然没那一礅肉垫,十九岁的我当知青时也能让一百三四十斤公粮由肩膀直奔十几里路外的公社,还将田间的160公斤挑到晒谷场,但我绝不敢望监狱长之项背。再说,我更没有找蒋介石麻烦的机会:等董承瑞抱起沾胶炸药去弄同胞升天,就手忙脚乱的装弹药抬担架,血淋满地不亦乐乎,难免惊惶失措会把伤兵颠簸得缺脖子断腿,一路拖肠肝流肚肺的跑,最后只乘些零件。这些活儿,可能是监狱长的特长。

四川人笑说他们叫南下干部,依此类推,明末张献忠应属此类长辈,他差点让巴山蜀水恢复成很天然的动物园。重庆为日本做陪都,人民也反动惯了,被弄去黄土喂蚂蚁的不少,就连川东地下党也被搞成潘汉年样,还莫说总设计师的老子被张国焘的手下斩头不切尾,拿没有脑袋的躯壳做了棺材塞。为此,当地下党烧重庆的时候,顺便把半城老百姓当干柴,要说1949年9月2日的火灾,今天知道的寥若星晨也噤若寒蝉。

我小时住家对面是国民军警官校,房屋整齐,兵场大于足球场,算是国府遗产。“解放”后仍做军校,军人军车军械军弹军药去去来来,练兵场“一二一”的叫嚣骚扰民宅,噼里啪啦的枪栓撞击东倒西偏。自中印边境败回的伤兵,越战瞎逃的残疾都来此变得身手不全,于是干脆改为军医院,先39军,后为185军医院,名号东换西换,医死了多少兵,至今都是迷。那时候里面还林木茂密,风景极美(现在凋残朽陋),广袤的草坪,打靶的旗杆,引得临近的孩子们乐滋滋观看,甚至在兵场沿边捉迷藏,挖蚯蚓,抓蝴蝶,兴趣之余,随便挖开地皮即见人骨累累,这下被吓得逃奔。回来告诉外婆,她一听,就翻出旧帐“嗨,那叫警官校嘛,‘解放初’枪毙人的地方哟,过(用)机枪绞啊,一片片的倒,将就泥土瓮(埋)了就是啥,现在不是骨头是啥哟!”1961年距大屠杀不过十戴,从人体掩埋到只剩骨头,需要多久,我不知道,连垒垒白骨哪里有枪眼,属哪个人的,已无人关注。死亡就像虫蚁蝇蚊,军校做屠场,杀“伪”政府员工,比王朝来要命还有劲。一位在芬兰的同胞告诉我,他亲人中有学者曾为当地参议员,毫无积怨,终身与人为善,结果我党一来就绷上囚车,头脑碎开。像这样的屠场在全国有多少?也是统计学家该挨屁股的活。

监狱长那时还年纪轻轻,白羊肚的头巾,憨厚的脸,可能排不上持枪的地位,背点子弹,拿点炮弹的,送点香烟的活儿十分愿干。如此说来,他很早就在监狱里行走。他工作一丝不苟,从早到晚。当我们放风的时候,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从风门里想见天的时候,监狱长一出现,紧紧捏在手中那串钥匙,象征着权力,胆量,信心………,也许还有无限的希望。

清晨7 点,那串钥匙象监狱长的乐器,随手摇摆,稀里哗啦大片抖动发响,是他听来最美妙的乐章,嘶哑浑厚的河南腔调从他那特殊的管道出来,不消说会引人注耳:“嗨!各监房都起来啦,不要再睡了哟,听见没有哇。”哗啦啦,咵嗒嗒,噔噔噔,叮叮当,高八度,低八度的声音都会在牢门

于是,门外的锁链打开,风门关闭。这时监狱长垫起足站上高高的台阶,蔑斜的眼睛已经把各号房看得一丝不差。穿得旧乎乎的公安装让他的背斜撑起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后脑还是矮了点,空荡荡的蓝制服晃动在前面不知不觉长了一截。他一阵阵呼唤,一排排门响,一队队囚犯,一串串步伐,一下下东偏西倒,歪歪斜斜,拖拖拉拉走出,各就各位到高墙耸立,密封周围的院坝上滞留,吞吐满腔浊气,那种天高云淡,黑墙莫飞燕的情景,阴森森陪衬在台阶上的监狱长前面。他背着手,雄赳赳似的,那么站着看,心里默默算,是不是将镣铐讲用需要找个样品,让纪律更严,改造更易。每当犯人猪拱猪闹起来出现乱子,有真假“甫志高先生”立功的时候,便中了他老人家的下怀,招手红毛,镣铐款待,那又是夜半歌声,鬼哭神嚎,毛骨悚然。作为牢狱管理人员,这是监狱长的不二法门。

每次送人给阎王之后,监狱长会命令我们出舍房,坐在院坝地上,用激昂的语调,苦口婆心的罗嗦,做起思想工作宣传:“嗨!我看是不是这样…这些被严打的…哟…”多么仁慈的口吻呀,让人想到他对死囚犯说“是不是”这样的时候,把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情节演得丝丝入扣。亲切的“是不是”让人动感。当然,党和国家每年都需一批犯人离开人间,这时候监狱长特别小心翼翼,判决之后的十天之内,那颗脑袋还得旋转,那眼睛也能白翻,弄出去的人还基本新鲜。当最后的子弹穿成一条红线,监狱长才长嘘一气,就等评上先进工作单位。

每天进进出出的监狱长从来不拿绳索皮鞭,只要他一挥手,一声令下,自有豢养的红毛会蜂拥而上,拳脚交加,绳索并用,制服一个家伙对监狱长来说是小菜一碟。为了省心省事,监狱长还自造土铐,让囚犯“二律背反”的器具真能毛骨悚然。对于调皮捣蛋,破坏记录,屡教不改的犯人,只要若得监狱长火起,恩赐一副镣铐,让人反向双手,吃饭不能进食,解溲不能脱裤,夜不能倒炕睡眠,白日不能垂手自如,倦缩如犬,萎靡墙角,昏昏欲睡而又被镣铐锁紧:刺痛与麻木较劲,眼珠与泪珠争圆。皮肉天天肿胀,渐渐溃烂,夜半抽泣声,声声撕肝裂胆,令人痉挛颤慑。随之而来的“循循善诱”之妙,是每天早晚各号房送水开门之际,戴镣铐者就在监狱长的指使呵斥下,毕恭毕敬走到舍房门前,竭尽口服心服之能事背诵:“我是坏人,我坐牢不守监规,我要重新做人,我一定好好改造,我再也不犯错误,我希望你们不要学我这样做人…。”说罢,转身一圈背对大家,好看镣铐在腕的效力,然后“唧唧复唧唧”依样画葫芦,走完所有牢房。不知监狱长为什么要规定十四天为一个“疗程(囚犯的行话)”,大概那是手腕致残的最后期限。

记得和监狱长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离开监狱后,时逢改革开放之初,我摇身一变成了服装百货个体户,摊区位于北碚街头路边,来来往往人流如注,车水马龙。在初生升的艳阳金挥泼洒下,我正忙于摆设那五颜六色的商品。就在这时突然临近一个熟悉的声音:“哟!你都不搞技术了哟!”回头一看,原来是他。“要吃饭啊,这年头谁还敢喜欢技术。”我笑回监狱长,就那句话瞬间,我想起和他冲突在牢狱的岁月。随即,他匆匆离去,带着遗憾的目光随身影流逝,好像对我居然与摊贩为伍,很不理解。唉!可怜的监狱长,我默默摇头。

弹指挥间,二十年后的上午,我回国探亲故地重游,仍然在北碚街头漫步时,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与我擦肩而过,彼此侧身看时,竟异口同声叫起:“是你呀!”监狱长还活着,而且很有精神。“你在哪里发财呀?”老人家还记得我曾做生意,一开口就问起“行话”。看他满脸的皱纹展开,几分激动,竟然混淆了敌我界线,身体还十分硬朗,后背没有因衰老而更弯曲,傍边矮于他的老太,精神也不错。周围人声车声,闹热嚷的,我们就站在路边彼此的笑,夹杂五味。

“财不发了,早就没有做生意了,我在哪里?你猜都猜不到哟!”

“你在哪里?总在中国嘛,我肯信你还跑到外国去?!”监狱长说时,很像高兴的时候仍然有囚犯的口吻。

“嗨!您这句话还真说准了,我不但不在中国,而且不在太平洋沿岸,在地球顶上。”说着我摸摸自己的脑袋,想他不会知道,干脆摸出护照。自孙志刚事件而后,我回国时护照不离身了,免得挨一顿就离开人间。

“你看嘛,就在这里。”我给他翻阅,还像当年对监狱长那么毕恭毕敬。

“天!都是洋码字,我这个瞎子,怎么知道,你说。”他傻眼而笑。

“我现在投敌叛国,住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北欧芬兰。你又可以抓我了。”

“现在讲什么叛国哟,那你是大发了哇。”监狱长笑得像小孩子。

“吃二面苦去了,自投罗网,那三分之二还等你来解放。”我刚说到这里,一辆大巴士车开在旁边,等车人蜂拥而上,老太拉他一下,可能他们赶赴何处赴宴,监狱长便急匆匆的边走边回头说再见,连连几声“好”字,意味深长。当他们涌上车门,后面人声吵咋,见面几分钟,而他是我回国最想见到的人,遗憾中有几分兴奋,让我久久伫立原地不动。

回想那几年意趣,每天必须见到的监狱管理人员,一幕幕往事,一张张面孔,一种种表情,总在心底,偶尔浮现出来隐隐约约。而今他们中有多少还活着,我很想问他,很想坐下来,找家参观喝两杯,聊聊当年,他是我这本书中的主角,说运气不好,我们有幸撞见,反之,竟匆匆而别,又云天万里,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我们,还有多少话呀,呵呵,人生的得失,谁能说清。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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