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夫:中国看守所角落——当代神曲(第五十四章)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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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方面,全然没有灵敏度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也承认。
――王小波

半夜里突然一阵凄厉的嘶叫:“哎哟,打死人呀!”从对面牢房里传出来,我们都惊呆了,从炕上爬起来挤在风门上看三号牢房(我想起来了,牢房对犯人而言叫舍房),其余的舍房也在惊呼:“爪啧?爪啧!!(重庆人说:‘什么?什么!!’)”。写到此,我想问原野先生,他应该知道“惊营”这个词汇的含义,牢房同样,如果某一处产生怪异的声音,就象传染的疾病电波,大家都会痉挛怪叫。那阵子我们都惊营的叫:徐管理,徐管理,快叫徐管理(监狱长姓徐,犯人在姓后加管理称),对面打死人了。枪兵在岗亭里也叫:安静,不许吵闹!嘿、嗨、嗨!!!一时间的声响此起彼伏。

岗亭铁门哗啦响开哐铛的声音,监狱长钥匙声音夸夸的随急促的步伐响着,一边同时在吼喊:“嘿!嘿、嘿!不许吵闹,谁闹就要追究的,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三号里哎哟的叫声还在,但没有那么急迫,变成了惨叫后的呻吟。我在九号舍房里和大家一样感觉惊异,不知道为什么。只看着对面,监狱长打开了舍房,招手从劳动号里来了红毛将胡光友双肩架起,几乎是拖出来的。闹嘛嘛的声音还在吵嚷,同时听见冲水声音。

我们舍房里最年长的刘光远和胡光友,他们是老交情。刘光远的模样很有趣,看过苏联影“夏伯阳”的就知道他的形态,几乎一模一样。鼻子高高的尖耸,整个脸庞都向鼻尖集中。他和我的同舍房的时间最长,他是典型的四人帮分子。刘光远和胡光友曾经是造反派战友,文革共事,又都是北碚本地人,所以刘光远一听就知道是胡光友的惨叫声。胡光友是个老实巴交的人,面容几乎没有特点,背有点亢(驼之说),走路也有点拖漫。是个很简单而且直爽的人。到1978的时候,他被关押了十年整,但就是不判刑,其间放出来几个月,又给抓了,那是什么“一打三反:鬼名目的时候。因为是造反派倒霉,保皇派得利,判刑一单边又把他抓起来关着就是。

为什么惨叫,谁打了他。对,一定是伊达轩,肯定是他!我们判断是这疯子病发。伊达轩几乎和我同龄,个子和我也差不多,176公分左右。那时候他也不到三十岁,也许比我小,关押时间多久不知道。大家只晓得他因为说反动话而从北碚西山坪劳教农场转来看守所,也就是说,他的性质从在劳教为人民内部矛盾,化为必须判刑的敌我外部矛盾。只要一进看守所,性质就变了,毋庸置疑。

伊达轩和伍罐的都是那里来的,出身也一样,都是成份不好,不同的是伊达轩知书识礼,最爱读艾青的诗,疯病中他也偶尔就念念有词的说艾青,并朗诵诗歌。其实,那年头敢说反动话的人比不多,而说了则被认为是蠢,都给整怕了,就麻木,彻底口服心服了这个高压政权。伊达轩的脸带椭圆型,给有点浮肿感觉,脸上松泡泡的,舌头说话不很清楚。他的病最麻烦的就是瞬间突然爆发,就可能为所欲为,甚至把人往死里整,抓住什么就用什么打。

那个晚上伊达轩半夜起来,趁大家在熟睡不觉中,就悄悄的起来端起一只带有粪水的粪桶,高高的举起,突然一下狠狠的砸在胡光友的头上,他的头伸在炕沿,正在熟睡中,这一砸,痛得胡光友大叫不止,造成“惊营”。幸好胡光友的头还硬抗住了,要完了,他家里也没有人,独身的,28岁就坐牢,到我去的时候,可能快40岁。第二天红毛趁给我们舍房打水的时候说了全部过程。我顿时心里很生气,也为胡光友不安。毕竟和我同姓,常有种特殊的感觉,他一度身体不好的时候,监狱长就提拔他出来做临时红毛,只要这样,犯人的身体就会恢复,吃得饱,空气满足。在看守所里,只要当上红毛,就是进天堂。胡光友有这样的机会就会给我通风报信,说点听来的外面新闻,在那样的条件下里,很够交情的。

就那次他的头颅被砸之后,第二天监狱长把伊大轩调到我们的舍房来,可恐怖了,大家睡怕他再来一次,谁受得了。于是,都把头靠近炕板的里壁,谁也不敢在边沿。伊达轩也不和大家说话,有时候自言自语,有时候傻笑,有时候沉默,一个人独自在风门口唱歌,说反动话,打倒共产党啊,社会主义坏呀,没有逻辑,凌乱的语言。当然,敢骂共产党让人愉快,我还佩服他。但要袭击无辜的犯人,让我们很不安的。每天都在恐惧中过,很不是滋味。但他好象也没有什么不正常。我知道他的神经可能一触即发,荒延的事谁也无法估计。

那是个下午,大家午睡之后无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为一点小事,伊大轩和我发生争执,突然眼露凶光,向周围看,似否要找什么东西来对付我,我心中突然火起,想起他打胡光友的狠毒,更怕他拿到东西对我不利,先下手为强,我冲上去就一横勾拳打出,他头一晃,就重击在他鼻子上。哇!这下血流如注,他紧紧的喔住鼻子,血还是涌出指逢,牢房里又开始惊叫,打架了(牢房里经常发生)。监狱长急急过来,把伊达轩叫出去就关了门,竟然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可能以为我自卫而已。上药后将他独自关闭的空号房。我因为恨他,更怕的是他可能的袭击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同时,当我看到他无声的喔着流血的鼻子,我又后悔了,毕竟他是病人,神经有碍,而我在打他的时候丝毫没有当病人看待,那一拳看我赢了,而且赶他出了我们的号房,让大家都觉得平安,但是,我内心不平安,觉得内疚,好象不该那么打,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是不是我的过敏心理。

在牢房里最怕的是关单间,一个人一天还可以,两天也能过,多几天就难受得不得了,寂寞,空洞的寂寞就袭击人的心理。魏京生说他关了单间,只有自己对自己说话。伊达轩关单间精神更坏,天天独自在牢房风门里唱,闹,喊打倒共产党,毛主席坏人,这可让监狱长不舒服,最后,他渐渐不做声了。早上我们放风看见他的头在窗口,嘴巴张开流延,舌头大大的堵着嘴巴,发出呜呜的叫声。红毛告诉我们说,伊达轩被公安局请来的重庆医学院教授打针之后,就象那样。

哦!天!用这样残忍的手段对付一个疯子,让他嘴唇永远没有了发声的功能。那以后,伊大轩越来越痴了,叫声越来越小,几乎听不见,后来几乎不知道他了。我更内疚了,是我害了他,我不打他那拳,他可能不会隔离,而且说不定在我们舍房里慢慢的健康起来,也难说。但是,我毕竟打过他,那一拳头很重,喷泉似的的血因我…………,我下手之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利害的一次。也许他的鼻梁已经给我打坏,然后是舌头给监狱长弄坏。他在健康与病魔的边缘,被我狠狠的推下了深渊。出狱之后,每当我回忆到牢狱里的情景,那个下午,那次冲突,那一勾拳,我觉得自己成了凶手。

后来听到伊达轩的情况有点喜剧,他的台湾的舅舅回大陆来观光,一位国民党高级将军,把重庆的统战部门吓坏了(我的老婆的舅舅从台湾回来,也把当地的统战忙得够惨,他不过是蒋介石的厨师而已,去年九月才过世),忙叫监狱的将伊达轩放好好的医治,给他弄了一套有几间美观漂亮的屋子。后来怎么样,我就没有听到下落,健康了吧,还许他记得牢狱里的事,记得我。但我的确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尽管我经常去北碚,毕竟我的妻子在那里工作,女儿在那里读书,我每周都骑着摩托,飞驰在道,可再也没有见到和听到伊大轩的名字和音讯。

我希望他好起来,过正常人的日子,更希望他能上网,冲破火墙,理解外国,说不定能上海川里见到我的文字,知道我已经对他忏悔,希望他的原谅。能做的我只有这些。

当然,他也想报一拳之仇,我一定默默无声的让自己的鼻子流血。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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