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
――苏格拉底

1979年12月19日的上午,监狱长叫我收拾好行李,在门口16号单间空房外的走廊,他手里拿张公文纸,神色奇特而又僵硬的说:“你听着,这是对你的判决,我念给你听。”随即他念念有词“颂经”,内容已从抓捕我的反革命罪改为扰乱社会秩序罪,最后那句定板的话语是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随后监狱长一改表情,好像把我当他们一伙似的说:“这下好啦,祝贺你又回到人民内部了。现在你立即出去,恢复自由。这页是你的户口粮食卡片,回到你的父母那里去。”

“嘿!我明明是按照反革命罪抓捕,怎么一下变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罪?”

“根据需要嘛,给你这样判不是更好些么。”监狱长好像对我的疑问很吃惊,这么吊儿郎当的改换罪名好像我还应该感恩戴德似的,怎么还不服呢?

“那关三年判两年,多关了的怎么算?”我惑然不解问他。

“哎呀!你怎么这么罗唆哟,人家都是拿了判决书就走。”监狱长对我大惑不解似的,再说:“向前看,现在都要向前看咯,过去了的就过去嘛,不纠缠历史旧帐。”

那个冬天的监狱上午,阳光格外懒洋洋的照到牢狱大院,几个红毛还在进进出出的劳动,监狱长边说就向外指,要我出去,像送什么瘟神,生怕我还要给他找麻烦。我一手拿判决书,一手操起个还乘两件衣服的小包裹走向岗亭。

“你呀,你!我在看守所里工作了三十年,只碰到你这么一个。”监狱长给我最后的话语,那意思是我不断给他找麻烦,令他左右不是。可见我打了多少次擦边球,在铐与不铐我之间,监狱长仔细思量,最后终于没有动刑。为之耿耿于怀,至今还记响切在耳边似的。每回忆,我总有说不出的成就感。

今年不久前的一个春暖花开的上午,我和现龄73岁的难友胡光右,70岁的刘光全(在“当代神曲”里有的篇章写到他们)汇聚在北碚公园喝茶,那里地势高起,绿树茂密,曾经是街市里风景点之一,里面有品种繁多的动物,如孔雀,猴熊,珍鸟奇兽,而今只落得生锈的铁栏,和几只标价要卖的狼犬而已。一问,所有的动物都因为无处拨款而自行处理,不知给吃了,或卖掉。年年翻覆的城市毫无规划的乱建,将重庆弄成声名狼藉的光灰城市,“光”字在重庆话当“尽是”“仅有”讲。就在那里,我们侃侃而谈,重话当年牢狱事。

看到老态龙钟的胡光友和刘光全,想起我与他们一块坐牢时,他们还不到我而今的年龄,以后是否再有此机会见面,难说。象他们这样的年龄,不是岌岌可危之景,也在行将就木之时。胡光友个子不高,身体单瘦,从病殃殃的牢狱到而今居然“老不死”,倒是异数,我开了他这样的玩笑:坏人活千秋啊!胡光友在文革里是重庆交通局的造反派头目之一,1968年周恩来派他的秘书柏某来重庆调平武斗,54军派保卫处处长(姓曾)随行视察山城,当天警备区的小车开在重庆两路口时,那宽银幕电影院里被反到底造反派战士看见,持枪端炮的干活,胆气冲天,目中无人,那些武装民众,看到罕见的小车就乐起来开枪乱扫一气,想抢车来玩玩,把这师级官员保卫处长的双腿扫穿,胡光友那天不在场,后来在抓捕的十八人中也当了出气筒充数,他从28岁入狱,到1979年底才释放,一身的青春献给了牢狱,至今仍然不得平反,他的伸诉材料写了十几年,无可奈何花落去,只等“相识燕”归来,大概这辈子没希望了。他幸好出狱做个体户,十二年的牢狱在北碚看守所,算他命大。要读到我写的“当代神曲”说到伊达选夜袭他那篇,就知道他是如何拣得一条命。说牢狱,他可是本字典了,遗憾我没有时间闲心与他多聊,就事论事写过他和我在牢狱的篇章。

刘光全牙齿落得稀稀拉拉,个子中高,背脊挺直,很有军人气概。他说起话来仍然精神抖擞,那尖尖的鼻子,将整个面容引导成鹰容笑貌,说苏联小说里描写的夏伯阳,他还真象。刘光全算得上少年参加革命的公安人员,提起他自己的往事,依然眉飞色舞,一种英姿勃勃的神态。在北碚他算是土生土长的大家后裔,祖上人员横纵在国共之间。刘光全纯粹属于那种在共产党队伍里不甘落后,又显得鹤立鸡群,老与上司顶撞而被排斥出公安队伍,被下放到粮食部门,见商业行道里面官员乌七八糟,贪污盗窃成风,忍不住揭发,由此而被头目恨之入骨。文革里他首当其冲,做了头目,最后在“四人帮”将垮台前被内定为北碚公安局长之位。他倒好,坐牢年代和我相仿,出狱之后,回到单位,后来退休,一月几百元维持生活,老婆现患上不治之症,令他焦虑担忧。那天见面之后我请他们吃饭,他连连告辞,说老婆病重担忧,不可久误。

我们聊得十分畅快,他一定要我把牢狱里的事情详细写出,当乐趣聊斋。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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