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居美二十余年，为多家华文媒体撰写专栏文章。
选举日一早，我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给美国历史学会现任主席曼宁教授（Patrick Manning），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指导老师。曼宁教授是自由派和左派，家庭出身是工人，父亲从三十年代大危机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都是工会活动积极分子，他自己的学术出身是非洲历史、奴隶贸易和移民史，晚近一些是世界史。他的太太苏珊是非洲裔美国人。他的《世界历史上的移民》一书在20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版。
第二个电话打给洪伦德教授（Paul Hollander）,他也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洪伦德是社会学家，匈牙利人，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后逃出国，先到英国后来美国。他是冷战时期美国社会学界右翼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作品《政治朝圣者》把西方和美国左翼知识界批得体无完肤，冷战后作品中的《反美主义》则是对这个全球性现象少有的社会学分析。
在我有限——或者毋宁说有幸——近距离和长期接触的美国知识界人物中，曼宁和洪伦德教授可以说是南北两极，也不在一个学校，唯一交合之处是共同辅导我的论文。我在这个时刻给他们打电话，是因为多年前曼宁有一次对我说：“我和他永远不会投同一个候选人的票。”
而早在今年四月份，洪伦德在《American Interests》上发表文章，严厉批判川普，视他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类的政治家，甚至还不如。在选举日，我想告诉曼宁教授洪伦德的这个态度，也想知道后者这半年来有没有因为一些新的发现和发展而改变态度。
我先后给曼宁和洪伦德打电话，都没人接，我留了言。到九点多，曼宁回电话来，说他刚才去投票了。我说“这么早啊？”他说“我们一向早的。”他的话提醒了我一个可能性：媒体上不断更新的选票统计对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或许会产生某种心理作用。我和他聊了一阵，他强调了世界范围内右翼民族主义政治的回归，尤其是西方社会，他非常担忧。我最后对他提起洪伦德的文章，他并没有意外之感，但仍然强调说自己和他分属两个阵营。
就在我和曼宁打电话时，洪伦德也打了我的电话。我和曼宁通完话后马上拨回去。我和他已经有很久没联系了，看来他刚才也是去投票了。我提到他批判川普的文章，委婉问他有没有新的看法，他说没有，他还是原来的观点，坚决拒绝川普。然后他告诉我，剑桥大学出版社马上要出版一本他最新的学术著作，论二十世纪至今的政治英雄崇拜，对解释当今很多国家的一些大众政治现象可能有参考意义。
我记得他是世纪之交荣休的。十五年来，他不但发表很多时评，坚持批判所谓“白左”，而且出版了好几本学术专著。最新这本由享有盛誉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出，实在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学术界都知道在那个出版社出书需要投放的精力。
我上网查了一下：他今年八十五了！曼宁教授比他小十岁，刚刚荣退，我不但出席了他在匹兹堡大学的退休仪式，也受美国历史学会之约写他的小传。我知道曼宁也仍然雄心勃勃，手上的研究题目看得我头晕。
放下电话，用我小时候写作文时常用的话来说，真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不能说他们两人在美国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无论这次大选结果如何，他们对川普的厌恶让我看到，他们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分属两极，但基本价值观可以说完全一致。
和任何国家一样，美国的知识界不乏垃圾和糟粕、也有很多糊涂虫、应声虫和墙头草。但我相信在这个日益混乱和失序的时代，这个国家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仍然会坚定不移地捍卫自由和民主，拒绝任何形式的专制和强人政治。稍早时候，我看到了200多位美国政治学家发表的声明，剖析川普现象，坚拒他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和手段。
打完电话，我去投票。但在投票之前，我先去接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我校访问的研究生刘少敏。少敏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研究的是冷战时期一位苏联在美的流亡作家布罗茨基。她早就和我说要去观选。我接了她，一起到投票站。
投票站设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进入投票厅后，一位中年女性工作人员立刻迎上来，我把自己的选民登记卡给她，她看了一下说你就在这张桌子上登记。然后她转向少敏，我解释说她是来访问的中国学生，想观察和体验美国民主。她笑着说“欢迎欢迎！”少敏高兴得差点拍手。
我登记完，来到投票机前。巧的是，我所属的选区来的人还不多，所以我不用排队，马上就开始投票。工作人员允许少敏和我一起进入被布帘遮住的个人投票点。
我在投票机前站着，绝大多数候选人都是知道的，从正副总统众议员和州长一直往下，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还有独立参选人和绿党。但我还是足足想了有两分钟，然后开始在选中的名字上按一下，但机器没有反应。少敏抿嘴一笑说：程老师你应该按名字后面那个x。我说还是你心细，不过现在我选谁你都看到了，出去不能和任何人说啊！
其实在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年轻一代，只要让他们站在投票机前，他们立刻就懂怎么去行使自己的权利。美国人，中国人，都一样。
离开投票厅前，那位中年女士再次迎上来对少敏说谢谢参观，又开玩笑地说：希望你下次再来时也来投票！少敏很想拍照，但投票厅里面不允许拍（有的州可能允许），于是我们站到投票厅外，隔着玻璃门拍了好些。少敏像过节一样开心。
出了校门，看见CNN和FOX等几个主要媒体设立的选举信息收集站，由一个叫Edison Research的公司操作。我填了一张单子，和那位负责的女士聊了好一会。其实她就是本地人，受雇的，说起的好几个本地学校老师我都知道。她说女儿在英国爱丁堡大学，那里有专门为美国选民设立的投票站。提起女儿今早打电话来提醒她一定要去投票，她对我说：“我告诉她：你忘了是谁带你长大的？开什么玩笑！”
她很高兴和我合影，遗憾的是照片不能登出来，这是Edison Research的规定。我向她要一张信息收集单，她说也不行，给她多少她必须交回多少，但她说你可以拍照。
接下来就完全是少敏在做世面了。她先跑到校门口两排选举工作人员那儿，自报家门，说是中国学生来参选，想拍他们的照片。八个工作人员笑容满面，乖乖地听她安排站好，随她咔嚓咔嚓照。
再接下来，她看到一对身穿美国国旗T恤衫的中老年男女正从停车场走过来，马上想到去和他们合影。我和她走上前，那两人和颜悦色地和我们打招呼。我和少敏向他们说明来意，他们哈哈大笑，非常愉快地让少敏站在中间，让这个中国女孩做出两个胜利的手势。
那一刻的阳光格外灿烂。
在美国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我想起了二战名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句话。当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美国社会和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和失措，各种阴谋论盛行。当媒体采访艾森豪威尔问他这个暗杀对美国前途的影响时，他像在二战中和五十年代担任总统时面临艰难的决策时一样坚定地说，我不想对未来做任何预言，但是“美国人民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常识感的民族。”（“American nation is a people of great common sense.”）
我祝愿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人民的这个信念和这个伟大而美丽的国家同在。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来源：西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