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化以来,总统直选已实现三次政党轮替;今年年初大选,更首次出现立法院多数党席位的翻转。长期在野的民进党第一次实现“全面执政”,不到几个月,已经在立法院顺利通过《不当党产条例》,成立党产委员会,冻结国民党银行帐户。国民党百年老店忽然间陷入一蹶不振的窘境,甚至有党内元老掉泪,慨叹“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不过,当初曾高喊“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人们,恐怕还不能开心地欢庆新世纪的到来。就在最近,当立法院发生争执冲突、民进党遭到批评指责时,民进党团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说:“以前国民党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政党轮替之后的全面执政,只不过是朝野轮流坐庄,那么国民党倒不倒,和台湾是否能好又有多大关系?!民进党如果不能警惕自律,重蹈陈水扁下台时民意尽失的覆辙,恐怕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

国民党回归“中华民国”

国民党连续两年选举大败,成为彻底的在野党。马英九执政时,国民党并没有强力维护既有国号,诸如学者或艺人在海外持中华民国国旗,都会遭到北京政府粗暴压制,马政府很少给予支持。这曾招致民众对国民党的反感。如今北京用强调“一中”的“九二共识”对蔡英文政府施压,《自由时报》等绿营媒体公开表示不耐烦,直指台湾应当早日抛弃“中华民国”的外壳。蔡英文本人在就职演说等重大场合刻意回避提及“中华民国”,代之以“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等表述,以至于偏蓝媒体和评论人常常以此讥诮她。结果,今日在野的国民党,夹在北京和民进党中间,忽然发现“中华民国”才是自己最为有力的立足点。

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包括那些顶着马英九的负面效应拼力竞选且成功进入国会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原本北京施压蔡英文政府的同时,还以国民党为钓竿,经贸利益为诱饵,邀请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首长访问大陆并宣布有选择的经济利好。理论上讲,这些或要胁或引诱的做法,目标对象并非国民党官员,而是台湾在地选民。可实践中,北京“上国大人”的风度总是在台湾社会特别是年轻世代当中不间断地产生着离心效应,也为国民党候选人制造麻烦。新一届国民党立院党团在应对《不当党产条例》时已经和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带领的中央有龃龉,不被理解还要承担指责。在洪秀柱即将于十月底前往北京举行“习洪会”之际,国民党议会党团态度转为强硬,要求洪秀柱行前承诺,提到“九二共识”时,必须明确表达“一中各表”。紧接着,前副总统吴敦义和前总统马英九本人,一个在美国喊话,一个与洪秀柱共赴晚宴时滔滔不绝,反覆敲打洪秀柱,要她在北京明确提及“一中各表”,为中华民国张目。

这样公开的指导课,自然让洪秀柱不爽,但她也不能不看到党内反弹。最终与习近平会见时,她表示两岸是“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涵义之异”,相当于从她去年提出的“一中同表”退回到“一中各表”立场。习近平当然还是一贯的立场,但从对她表态的容忍可看出,北京已注意到国民党的困境。假如北京能够因此为“中华民国”开放更多空间,很可能会有助于国民党重整声势。蔡英文总统府虽然有绿营基本盘种种压力,在回应“习洪会”时仍希望北京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则“中华民国”的空间有可能会为蔡政府号称的“维持现状”加分。但若北京真的在意台独,那么帮助国民党维持中华民国显然更可取。

民进党开始忽略社会期盼

民进党近来面对的最大挑战,却并非北京,而是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长林全,正令人担忧地显露出与资本关系亲密。另一方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体会到议会多数党的乐趣,开始忽略社会期盼。这两方面问题,正引发新兴第三大党时代力量的抵制和社运团体的抗议。最近的三件事,凸显出此类旧惯例带来的新矛盾。

首先是关系到公共利益却缺乏有效监管的金融业。今年八月份,公共持股约占百分之二十的兆丰银行纽约分行,因触犯反洗钱防制法,遭纽约州金管机构重罚一点八亿美金。消息传来,全岛震惊,检调立即展开调查,却传闻因与外邦的保密协定而无法获取所有相关信息。保守舆论藉机呼吁政府先止损保值再追责,忽略三千多万美元(十一亿多台币)罚金需由国民税金缴付。追责至少应与止损同步,方能彰显此类事务中,公共价值高于盈利考量。

接踵而来的是股市大骗局,专长开发电子游戏的乐陞公司,在一周时间内就同意资金只有五千万台币的百尺竿头公司以五十亿溢价收购乐陞。收购期间,乐陞融券空单还突然增长六倍。不料百尺竿头八月底忽然声明取消收购,导致近千名小股东被套牢,损失惨重。更有爆料指出,乐陞过去数年间曾得到政府上亿元补贴。小股东组成自救会,指认关键问题是官商勾结,呼吁政府彻查乐陞和代理券商中国信托金融控股(中信金)。截至九月底,金管会对中信金罚款三百万,对百尺竿头则最多只能罚二百四十万,难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威望,适足以鼓励投机。在这两个案件引爆的社会负面反响中,新政府第一任金管会主委辞职,但蔡英文政府已在大众心目中留下瞻前顾后追查不力的印象。

罔顾劳工社团抗议强推修法过关

导致民进党被社运团体唤作“资进党”的是有关劳基法修法的争执,冲突发生在具体内容和程序意涵两个层面上。台湾劳工实质收入公认是十多年来不升反降,社会趋向两极分化,加班和过劳现象普遍且严重。劳工团体和社运人士一直在为劳工争取周休二日和提升最低工资额。去年大选期间为拉选票,马英九政府将原本建议的修法搁置,民进党还曾批评那个版本。今年民进党却一手接过,要将劳工原有十九天国假砍掉七天,每周改为较少保障的“一例一休”。劳工休假立法,本质是增加劳务成本,迫使僱主或者增加僱员,或者多付加班费。间接则会刺激僱主技术革新动力并提升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各国经验早已证明是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举措。但民进党却不这样想,罔顾劳工社团抗议,强推修法过关。

强推走的是形式程序。十月份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两次审核劳基法,两位民进党籍召集人都是未经讨论就强行宣布通过并休会。一群青年学者发表公开信,强烈谴责这种蛮横态度,强调委员会的辩论程序对改变过度依赖朝野协商和完善立法院的民主立基至关重要。回应批评时,一位民进党籍立委脱口而出,说是国民党时期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谦卑”,显然忘记了太阳花学运的直接起因,也忘记了民进党的选举胜利,大半出于选民厌恶国民党,并非来自对民进党的喜爱。不知谨慎,将会再次被选民抛弃。

动向2016.11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