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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去世,是捷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后来一直很遗憾,那段时间碰巧不在布拉格,没有能现场体会捷克人是怎么度过那些天的。当时,我们甚至2天不在网上,一个关心捷克的朋友后来见到我们,感叹说,“一听到消息我就马上去你们的微博看情况,可是居然什么也没有,简直是悄无声息,我就猜到了,你们已经出发在路上了。”他还告诉我们,让人代送了花。

2011年12月18日那天,我们刚到香港看望老友,见面还没问好,他第一句话就是,“哈维尔去世了。”我们当时就有点懵,哈维尔的身体状况的确又成为关注的焦点,10月份也有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为他深情地过了一次生日,每年冬天对他的身体都是难关,但每年都度过去了,真没想到刹那间永远的离开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我们马上找到手边可以上网的电脑,看捷克媒体上整版都是相关消息,也立刻就想到,访问这位老人的愿望真的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同事从网络上给我讲情况,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才好,她莽撞地说了一句“捷克人简直都疯了!到处是鲜花和蜡烛!广场那个平台上都放不下啦,然后你再看街上,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还在继续往那里送!”还有一个捷克人告诉我,“我那段时间正好准备出国长驻的事儿,实在太忙了,我们都看了新闻,知道哈维尔的遗体有2天停在圣十字教堂,后面还有2天停在城堡,可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等待告别,就想在星期三起早到查理桥等着,那天哈维尔的灵柩要经过大桥去城堡,结果也没安排出来,因为天天都是从早晨忙到半夜。”他表示出无限遗憾,能做的就是抽时间去市中心送了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直开着电脑或电视,关注新闻里每个细节。但是,他从来没说什么悲痛、怀念之类的话,也没有掉眼泪。因为其实大家心里很清楚,这件事迟早要发生,只是,当离去成为事实,他觉得必须要表达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国葬在12月23日举行,地点是布拉格城堡里的圣维特大教堂。

12点钟,捷克共和国好像静止了一样,一分钟,为离去的哈维尔默哀。总统克劳斯、副总理兼外长施瓦岑贝格,他是哈维尔的生前好友,也曾经是哈维尔做总统时候的顾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布赖特,她也是哈维尔的生前好友,10月份刚刚参加主办了哈维尔的庆生会,他们三个都有讲话,周围还有克林顿夫妇、卡梅伦(英国首相)、萨科奇(法国总统),以及德国、波兰、奥地利等一共10个国家的元首,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人们来对哈维尔表达最后的敬意;很多无法进入教堂的人,聚集在城堡中庭,那里悬挂着捷克国旗和肃穆的纯黑色旗帜,还装有巨大的电视屏幕,虽然在家里也可以看到直播,但他们选择了到最近的地方陪伴哈维尔度过这最后的时刻。

这么隆重的告别,不仅因为哈维尔是1989年东欧剧变后,第一位捷克总统,更在于他对于捷克,甚至对于欧洲,是社会转折的标志,是精神的象征。有捷克人曾经猜想,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选定捷克作为发表第一个在欧洲公开演讲的地方,是因为他想见到哈维尔,这种揣测比较狭隘,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哈维尔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我们国家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关注他了,崔卫平从英文翻译了《哈维尔文集》,那本书的序言,是李慎之和徐有渔写的,了解西方文艺的人,都在哈维尔当总统之前就知道他是个不错的剧作家。我们在捷克访问过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曾经很想有机会访问哈维尔,给他的办公室发了邮件也打过电话,但那段时间他不在布拉格。虽然哈维尔是卸任总统,办公室的人还是习惯地说“总统先生”如何,不知道这是惯例,还是仅仅因为哈维尔的声望才会这样。我们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现在很多人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也是这样,说到“总理”,代指周恩来,说到“主席”则代指毛泽东。通话中,我感觉到办公室秘书说话的腔调有点官僚和傲慢,但哈维尔忙于各种事务是真的,身体不好也是众所周知的,就把事情拖下了。没跟进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当时我不够自信,觉得自己的功课没有做好,对他的了解太皮毛,现在我已经有所准备,但是机会已经永远没有了。一位朋友曾托人帮我们要到哈维尔的签字,天蓝色的彩色水笔写着他的名字,下面画了红色的心,他的签名一直是这样子。朋友还告诉我,秘书们的作风就是那样拿腔拿调的,不过哈维尔真的很平易近人,而且热心肠,甚至遇到朋友向他陈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的地位,不考虑是否需要注意影响,上来就出手相助。哈维尔本人的生活很平民化,看到他并不是件难事,布拉格有几个中餐馆都曾经挂着老板和哈维尔的合影,他喜欢去各种各样的餐馆吃饭,也不在乎人们拿他当招牌,有个跑堂跟我们说,自己就直接给哈维尔服务过二次,有时候人们能在街上碰到他牵着狗,他还会出席一些对公众开放的活动。

顺便想起来,捷克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政要其实都很普通,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去酒店大厅吃早餐并不是很特别的事情。这边的克劳斯总统夫妇有时候也去中餐馆吃饭,对餐馆老板提出合影的要求都会答应;有朋友遇见过外长买烟,我们在饭店看到过当时的财政部长和前总理吃早餐;还在一个很普通的活动中心看到过副总理和朋友参加舞会存衣服换鞋;从本质上来说,从政并不代表他们是什么特别的人物,而是他们给自己找的一份工作,只不过这份工作的出镜率高,影响面大。这样的状态,说明没有激烈的社会矛盾,是比较良性的,这也是哈维尔们追求的民主社会的状态。

哈维尔本来是个从文艺青年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但最后领导了“天鹅绒革命”当了总统;出身自富足的商人家庭,却因此而自卑;位居总统,生活却个性化且平民化;从监狱走向城堡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不仅是前政府的异见人士,甚至做总统的时候,也是当时政府的异见人士;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都统一在真实的哈维尔身上。

我愿意把年轻的哈维尔说成是一个文艺青年、文学青年,这样让我们感觉很具体,好像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个年轻人,而不是来自远方小国的一个抽象标签。这个年轻人的出身是个有仆人、花园工、司机的富足家庭,父母和一些文化界人士有交往,在这样环境长大的孩子,没经历过家里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窘境,会少一些对现实得失的算计,多一些对文化对思想的追求,这都在哈维尔身上体现出来,同时,优越的童年生活环境还令哈维尔和周围的孩子们格格不入,感到自卑和孤立,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讽刺个别孩子的歌谣,“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哈维尔可能也接到过来自伙伴们的类似招数,他的反资产阶级倾向从这样的经历中形成,关注民生和社会的敏感度,可能也是从这里发源的。他的血液里还流动着从祖辈继承来的勤奋、实干的品质。祖父的祖父曾是大磨坊主,但是,财产分给了9个女儿,曾祖父就不富裕了,靠做过磅员谋生。祖父开始再创业,做建筑承包商,建造了布拉格市中心著名的卢采纳宫;父亲则开发了布拉格五区的巴兰道夫地区,叔父还建立了巴兰道夫电影厂。祖辈和父辈的实干性,体现到哈维尔身上,不是去经营什么实业,而是创作上的笔耕不辍,和把民主思想积极付诸实践的行为,他没有仅仅停留在文人式的理论和呐喊上。

热爱文学创作,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仅不能上正规高中,还总被人文学院拒绝,哈维尔悖谬地上了技术大学,后来,终于到剧院工作了,虽然不是理想中的导演、表演、创作这类角色,而是管道具。这些情况,说实话让我们听来一点都不“外国”,因为我们周围就曾经有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个很好的朋友跟我们重复地抱怨过,“我们家有五个反革命,美术专科根本不录取,一块儿去考的时候,旁边的孩子只拿着一张照小人书画的小画,我拿了一卷正规的素描,结果他能上学,我不能。”

哈维尔第一部正式意义的剧作《游园会》首演的时候,是1963年,他27岁,和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一样,年轻的哈维尔沉浸在对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求索中。当时,他还参加了一份作家协会自由刊物的编辑,因为刊物的自由化,遇到很多阻力,所以,他们一直在积极为这份刊物的生存做斗争。那个时代的捷克,抗争的不仅仅是哈维尔,还有更多的作家、知识分子、民众。原以为结束二战终于获得了独立自由,但在苏联眷顾的专政之下,他们感觉到很多事情都拧着,加上经济陷入困境,政府和执政党,也在针对各种问题和矛盾有所动作。1968年年初,杜布切克上台后,共产党开始了“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幸的是,苏联和华约组织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8月份改革就被迫终止了。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改革,文艺界的年轻戏剧作家哈维尔不可能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他只是众多参加民间活动的一个个人,本能地发出自己的呼声,他的呼声却深刻地触及了政治——1968年4曰4日文学报刊登了《论反对派》,在这篇文章里,哈维尔提出两党制的建议。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很大胆的观点。但是,看看捷克的历史,1968年的50年前,捷克就是多党制;1968年的20年前,捷克也是多党制,所以,能提出这个观点,并不是说哈维尔有多少超越别人的创意,他最可贵的是,当发现社会上生活中每一个反常的情况,都用朴素的逻辑,穷追猛打寻找根源,不偷懒,也不故意绕路避过要害,这样就会发现事情的本来面目,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他把自己心里的实话都说了出来,这同样因为他身上具有的知识分子的执着,不虚伪,也不用狡猾的方法故意回避要害。改革期间,捷克社会出现过几个月的自由空气,人们可以无所禁忌地开放说话,政治家和无名之辈交流,真理可以得到公开表述。看到这种的情况,哈维尔说,感到高兴,也感到悲哀,悲哀和高兴同出一辙。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为社会上终于出现一种正常的风气而高兴,但稍稍反思就会发现,如此正常的事情,本来应该是平常的,但是,却因为社会的反常,结果,反常变成了见怪不怪,本来正常的好事情却变成少见的不平常的值得大惊小怪的好事情,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令人高兴还是悲哀呢?

苏联武装入侵之后,哈维尔从行动上真正参加了政治活动,也由此开始成为政治人物。他给捷克自由电台写评论、发言稿,还尽可能地参加大学和工厂的辩论、集会,用他的话说,度过了 “一段奇怪而又痛苦的时期”。

接下来的经历,也是让我们听来并不新鲜的事,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历史阶段,哈维尔作品被禁、本人被监视和被劳动下放的年代,我们国家里也有很多领导干部、文化名人,甚至稍微有点独立见解的人,或者连见解都谈不上,仅仅是有人要借机会报复,或者连这些都谈不上,仅仅是没来由的坏运气,被人凑数,被迫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被发配到遥远的边境农场,过着没有尊严甚至生命都朝不保夕的生活。1969年三月哈维尔在家中发现了窃听器,1974年哈维尔去了酿酒厂,也是这段时期,哈维尔的剧本纷纷在国外发表和演出,《思想越来越难集中》197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同谋者》1974年在德国的温泉城巴登巴登首演,60年代他写的电视剧《天线上的蝴蝶》,1975开始在德国播出。著名的文章《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在1975年签名寄出,信件的内容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当然不仅不会被公开,而且还涉罪,但是《公开信》的英、法、德、意文版本都公开了——当然是在西方国家。到1976年这段时间,哈维尔创作的“地下”剧本很多,《乞丐的歌剧》、《审判》、《谒见》、《个人观点》、《山岳酒店》等。想象一下,如果当时从空中俯瞰欧洲陆地,铁幕东边的人们悄悄地写,悄悄的打印,悄悄地传播,像做贼一样悄无声息看点想看的东西,然后赶紧藏起来;铁幕西边的人,拿到同样的文字,如获至宝,但是他们开着汽车,大摇大摆地送到出版社出版,又大摇大摆地在剧院里彩排上演,而两边的人是同一个民族,或者曾经渊源很深的邻居,人类自己的政治把人类自己搞的多么奇特而古怪啊!

1977年1月,《七七宪章》发表,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联名签署的,内容是要求保护基本人权,哈维尔是发起人之一、三个发言人之一。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当年10月被捕,刑满后,又在1979年入狱。其他的签名人,有作家、记者、心理学家、医生、牧师,大家当时都丢了工作,被劳动改造,被惩罚去干清洁工之类的体力活儿,家庭也受到影响,子女因此不能上大学,周围有些人理解,有些人不理解,有些朋友主动回避他们。1989年以后,这些人除了正常的平反和恢复工作,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补偿,不过他们还是很满足,说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理念,而“不是生意”,所以本来也没有期望过什么回报。哈维尔在狱中,一直有国内国际声援,但他的状况并不好,不是精神不好,而是身体,哈维尔得了好几次肺炎,1983年那次很严重。当时的政府担心身体虚弱的哈维尔在狱中出点什么状况不好收场,而他的身体原因,也算是给当局找了个借口下台阶,提前释放。出狱后,哈维尔并没有闲下来,他完成了独幕剧《错误》,1984年完成了剧本《凄凉的慢板》,1985年有剧本《诱惑》,这期间他还写了很多著名文章。

1989年1月16日,哈维尔在参加纪念扬·巴拉赫的活动时被抓,4月份被释放。这一年对于捷克,比1968年更加重要,东西欧之间的铁幕落下了;这一年的11月17日,布拉格爆发了“天鹅绒革命”;这一年的12月29日,哈维尔当选总统,从监狱出来,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他走完了通向城堡的路。这么说也许有点不妥,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哈维尔主观上一直在向城堡奔跑,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他并没有把政治上的成就作为奋斗的理想。而哈维尔一直没有间断的创作,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第一职业是剧作家,一直以来关注社会的行为,是他在做一个他所定义的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儿,所以,即便做了总统,他也没有停止对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提出质疑和批判。

哈维尔试图对总理负责的政府施加影响力,希望实现他所认为正确的、理想化的东西,他认为以人为本是最重要的,比如他曾说过,国有化的集中的经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灾难性的影响没错,但像IBM这种“大机器”般的生产模式,也不是以人为尺度建立起来的,这是另一种面目出现的集团化、集体化,看似自由的人还是被奴役的,他质问这种生产关系“是把人类从末日中解救出来,还是使末日更快来临?”

他心目中“重要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个家而不是个住处,这个世界应该有一种秩序,一种文化和一种风格,自然环境应该得到保护,应该很敏感地去开发利用,哪怕以生产的增长为代价也要在所不惜,大自然的无限创造性和各种创造性之间的复杂联系应该受到尊重。街道和城市应该有自己的面貌、气氛和风格,人类的生活不应该落入生产和消费的老套,而应该多姿多彩,人们不应该只是沉醉于消费品的选择和电视消费文化,并受其操纵从而过一种标准化的生活,无论这种文化是由三个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电视网所提供,还是由单一的没有竞争性的社会主义电视网所提供。简而言之,重要的是,一种体制表面上的多样性或者另一种体制令人厌恶的沉闷都掩盖不了他们同样所面临的无意义的生活的深深空虚。”

从哈维尔的表述中,我们看到非常美好的一面,我们很赞同他勾画的蓝图,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人类社会天生就有极限,事实上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也就是通过制度制约而避免大面积发生最坏的事情(不包括偶尔的个别的极端事件),但却永远无法达到完美之好的状态,至少现阶段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只有相对好没有绝对好,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感觉很无奈。

哈维尔对于多党制政治也不十分赞成,认为这样结成了党派利益,就埋下了腐败的祸根,但我们都知道,他从来没做过行政人员,更不要说国家事务管理者,他不是一个外交家、关系协调员、行政事务技术员,也不是经济专家、法律专家,政府里种种这样的人,根据社会现实情况,设计具备可行性的制度,控制合理节奏去实施,但政治改革不像科学实验而更像科学试验,总避免不了发生阶段性或局部的不公平和振荡,原来行政体制留下来的腐败遗产还没有移除,新的腐败又开始滋生,哈维尔要实现的理想和政府在做的事情总有不少矛盾,他不断对政府提出批评。

他还一直是个无党派人士,其实后来捷克主要政党之一的公民民主党是从“公民论坛”诞生的,而“公民论坛”是哈维尔和《七七宪章》同仁创建的,但到头来,哈维尔“不群不党”,还是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是前政府的异见人士,也是自己身为总统的政府的异见人士。世界上根本没有完人,卸任总统的时候,他的支持率从10年前的八、九成,降到五成多。应该说,失去的支持率,是理智的考量战胜了情感的爱戴,而留下的比率,则是坚定的精神支持。

哈维尔在任期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2个国家,这是实情,但是,有些人的说法,好像这两件事情有着很必然的因果关系。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实在不是哈维尔的主张,他一直反对分家,但作为总统,没有权力决定是否就这件事情进行全民“公投”,也没有权力拒绝“公投”的结果。所以,当分家势不可挡,哈维尔选择了辞职。不过,哈维尔的声望,让他在1993年再次当选捷克总统,并且连任到2003年。

还有一件争议较大的事情,就是2001年以来,他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对伊战争,很多反战人士对心目中几乎完美的哈维尔感到不解,而哈维尔表达的观点是,由于二战捷克被德国占领以及后来被苏联压制得来的经验,当邪恶一经出现,就必须先将其制止。但是别人说,奴役捷克的是德意志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而萨达姆本人属于伊拉克;且不去怀疑哈维尔的表态是出于政治目的与否,假设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出于真诚,他也应该理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自有其发展进化的规律,并不是可以依靠外力而且是武力来人为制造的。我们没办法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不过,可以为哈维尔的观点找到一些根据,他的国家从无到有的过程,甚至都是依靠外力而来的,这样历史环境成长的人,当天平上一边放着他所认为的正义与邪恶,另一边放着本族与外族,他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当他提倡“以人为本”是最先决因素的时候,那么,邪恶来自当地还是外国就都变得不重要了。具体说到美国对伊战争的本质,也许只有后世才能看得更清晰。

哈维尔做总统的时候,家庭和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同甘共苦、一直从背后支持哈维尔40年的结发妻子奥尔加在1996年去世,那年年底,哈维尔病危,转过年来,他和影视明星达格玛结婚。捷克人的民风很尊重政治人物的情感自由,比如前些年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在任期间,一直和做副议长的情人同居,不回家,也不住在总理别墅,他和妻子的孩子已经成年结婚生子,他和情人又给孩子们添了小弟弟,捷克人当花边说说就罢了,从来没有把人家的私生活当作要不要选他的因素。后来,这位前总理政治上失意之后,办好了离婚和再婚手续,算给感情一个交待。可是,对哈维尔和奥尔加就不同了,人们爱戴哈维尔也爱戴奥尔加,所以不能容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移情别恋。哈维尔只好面对公众宣布,奥尔加“说过我可以再婚”。

2003年,哈维尔即将离开总统府,人们专门为他做了一个巨大的心形霓虹灯,在城堡闪亮,很多人自发聚集到城堡外面,送别总统。离开总统位置后,哈维尔有了更多时间继续戏剧创作,2007年,完成剧作《离开》,2009年创作了小品《几十个表兄弟》和《猪》,2011年还创作了电影《离开》。他也仍然坚持以往,在很多事情上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

革命总是需要一个领袖或者明星,甚至于一个和平社会,人们时不时也要呼唤政治明星的出现,比如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有美籍华人朋友就跟我们说过,政策其实不是主要问题,而是美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人物点燃社会热情了!革命成功以后,这个明星式领袖人物的威望,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可以对这个社会的稳定过渡起到重要作用,捷克历史交给哈维尔的“任务”也许就是推动社会的转变,转型的前10年,他连任二任总统,像是把这个国家往民主政治的道路上送了一程。人类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有某个或者某几个民主革命领导者在成功后,自己却转变为独裁者,于是,事实上的革命失败了。这种情况在捷克不存在,因为社会的民主准备已经比较成熟;这种情况在哈维尔身上也不存在,因为哈维尔并没有把革命当事业,革命成功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他的事业是他所认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可以这样说,不管什么身份、什么时代,哈维尔都一直遵从自己的一贯意志,没有被标签过度地左右,没有变成一个位置一种符号,没有失去真实的属性;他一直很单纯,当然,单纯不是幼稚,只是他身上一直有一种艺术家的本能,“知识分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的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它们的谎言的见证人。……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注定是个失败者……然而,在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尽管遭到不断的失败,他仍然是个没有失败的人。”(摘自《哈维尔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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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布拉格 布拉格》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