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徐秀明
《还乡》一部，争议无数。寒山碧这部取材於中国大陆红色往事的长篇小说出版已近十载，海内外学界的相关评论却依然馀韵未了。遗憾的是这一事实虽已证明小说自身价值不可忽视，却不足以说明它已被正确解读。
多数评论家只是为小说宏阔深邃的思想内涵所吸引：袁良骏誉之为「一部浓缩的新中国前十年的形象化历史」，[1] 何慧直截了当地将其称为「政治小说」；[2] 李大立以为「这本书最大的优点是不容置辩的真实感」，[3] 璧华则觉得它的「最大败笔」恰恰在於某些情节不够真实……[4] 评论家们或赞得热情丶或批得起劲，主要侧重文学与时代丶社会和历史等「外部研究」，却相对忽略了小说本身的构思、修辞、类型与谱系等「内部研究」；偶有艺术鉴赏类文章，也大多停留在人物形象丶故事情节等浮泛琐碎的技术探讨层面，尚未找到小说真正的艺术内核，对理解小说深层意蕴意义帮助不大。这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内外浑然一体，解读时有所偏废极易顾此失彼，无法窥得全豹。其实《还乡》是寒山碧苦心孤诣酝酿而成的小说佳作，意义绝非只在社会文献层面，最大特点乃是在於以二元复合的艺术结构，蕴涵了作者数十年来频频回望故国田园的情感纠葛与理性沉思。其精思佳构处，大致可从「局部与整体」、「个体与民族」、「继承与创新」三方面理解。
一丶局部与整体
《还乡》结构方面的独特构思，是现代主义的整体结构与现实主义的局部情节叙事的奇妙统一。《还乡》的整体叙事框架是现代主义的：小说别出心裁地采用「闪回」这种现代电影叙事手法，以美籍华人学者林焕然（乳名诠仔）回国访学时追忆前半生五次重返大陆故乡的经历为框架，构建起这部三十馀万言的长篇小说；而在叙述每一次还乡遭遇的局部情节推进时，采取的则是最纯正质朴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大开大合如轰轰烈烈的土改场面，真切细腻到岭南地区闯南洋、祭祖的风俗民情……都叙述描绘得极为精确精细到位。这种回忆与现实二元交叉、一再打断读者的阅读进程，让他们随着主人公的思绪几十年的时空间隔前後来来去去的叙事风格，在以乡土中国陈年旧事为题材的小说中实不多见。有些读者甚至觉得结构本身减少了自己的阅读快感，不如秉笔直书来得痛快淋漓。其实这正是作者苦心追求的艺术效果：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无论是大陆的「伤痕（反思）文学」还是海外的访谈回忆录，多数都把主要篇幅用在渲染主人公在红色浩劫中的悲惨境遇丶极左人物（思潮）灵魂扭曲的丑恶行径之上，以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为宗旨；即便偶有历史反思的成份，也不过劝百讽一，最多算是情感渲染之馀的副产品。这些作品的社会文献价值不容抹煞，然而一味血泪控诉既不符合审美原则，数十年云烟过後仍旧沉湎於悲愤往事也不利於未来发展。寒山碧远离大陆後，将壮年时浩劫馀生的情感记忆深埋心底，在香港沉潜反思多年方始动笔，是以《还乡》既有触手可及的温热感，又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社会速写难得一见的理性冷静，最难得的是分寸把握极好，冷热转换恰到好处。葛红兵、徐渭撰文以为：「《还乡》的特别在於它在传统『独白』小说的结构框架之下有着『双重视域』的独特艺术创造。
……小说中同时存在两种评断是非的标准：一种是爱恨分明的倾情投入，一种是太上忘情的冷静审视」。[5]「双重视域」之说新颖别致，可说已窥得其中三昧，但用於概括《还乡》的艺术特质，不及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闻名遐迩的「间离效果」理论来得贴切恰当。布莱希特当年激烈抨击从亚里斯多德以来雄踞欧洲剧坛两千馀年的「移情—共鸣」理论，以为传统戏剧近乎一种催眠术，它们使观众在强烈的感情共鸣中处於一种不清醒的丶丧失判断能力的着魔状态，所获得的仅仅是一种放弃理性思考後的感官快感；而他宣导建立的现代戏剧以「间离效果」为理论核心，直接诉诸观众的理性而非情感，旨在既要让观众觉得他看到的就是真实生活，同时又明确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仅是一个舞台上的艺术虚构，从而自觉对眼前情景进行理性思索。布莱希特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在总体上并不采用一个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事件，而是不时自行将戏剧情节打散，提醒观众从情感沉醉的状态醒来，以获得一种孕育理性思考的「间离效果」。相对於亚里斯多德美学思想核心的「模仿——共鸣——净化」，这一理论的思想逻辑是「熟悉 ( 认识 )——陌生 ( 间离 )——熟悉 ( 认识 )」。
布莱希特虽是戏剧家，「间离效果」的着眼点和影响却绝不仅限於戏剧艺术，而是一种蕴涵着引导正确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政治功用的崭新美学观念。《还乡》作为小说，所采取的间离手法自然与戏剧有所不同。葛、徐二氏只是大略论及小说中的若干局部情节与极富象徵意味的关键意象，如「画像上曾祖父那双炯炯有神而又平静超然、不为人间冷暖所动的冷眼」；[6] 却没有认识到小说在整体叙事框架方面的间离意图与效果更为显着：主人公林焕然在小说首次出现时，是即将结束在京访学的美籍华人学者，他在一次画展中偶受乡思触动买舟南下，返乡途中神驰既往，幼年以来五次还乡的经历一阵阵涌上心头：抗战胜利後回乡祭祖的兴奋丶土改中养父母家破人亡的晴空霹雳、大鸣大放时误中「阳谋」给毛泽东上书被勒令退学愤懑难言、大饥荒期间阴差阳错的爱情痛苦、错过广东逃亡潮的犹豫悔恨……而当下熟悉而又陌生的乡景人情如堤似岸，时时将他潮水般的思绪打断，促使他一次次从褪色往事中抬起头来，彷佛传说中丁令威化鹤归来俯瞰故乡山河，顿觉浮生若梦，自然而然地去反思这几十年光阴流转人事沧桑的意义和价值。「林嘉诠更多展现历史的原貌，林焕然则多了一点点的思考」。[7] 於今昔交叉对比中从容不迫地将故事情节娓娓道来，到适当时刻便不着痕迹地将读者在汹涌而来的故事流中唤醒，使得他们不致在一幕幕社会剧变与人性扭曲的阅读情境中陷入单纯的悲愤激昂而意气用事，而是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的理性地反思一切，这才是《还乡》整体最重要的间离艺术。
二丶个体与民族
当然，间离原则并非时时刻刻与感情共鸣水火不融，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彻底排除共鸣，否则无以动人。布莱希特强调的只是不能单纯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为宗旨，而是应该迅速采用间离手法，完成从情感共鸣到理性反思的超越升华。换言之，感情共鸣是理性反思的基础，理性反思则是感情共鸣之後更高层面的追求。这二者关系恰当与否，有时直接决定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
《还乡》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作者极具巧思地利用「两个」主人公将回顾个体命运与反思民族历史糅合在一起。小说中乳名诠仔的主人公有两个名字：「林嘉诠」[8] 系少年时伯父母（养父母）取的学名，谐音「林家存」，家族传承色彩浓重；「林焕然」是成年後的正式用名，具体来由语焉不详，但联系到开篇主人公在北京「三个月的讲学时间已经届满」而返乡决心难下的情节，[9] 应是往事不堪回首之意，象徵意味明显。「经过作者的处理，主人公实际上变成了两个人」，陈伟华的这一观察颇具洞见；但後续的「一个是静止的林焕然，一个是不断成长的林嘉诠……」[10] 云云，容易使人将《还乡》看作西方式的主人公「成长小说」。不过，成长小说强调的是主人公个体精神探索、思想成长的过程，「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後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1]《青春之歌》等红色革命经典喜欢套用这种叙事框架塑造革命英模，从而以小见大地「呈现」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趋势。何慧以「从个人命运反思社会历史」为题评论《还乡》，称之为「政治小说」，多少带有对死板僵化的红色经典的负面情绪，评价自然不高。其实，若非红色经典的创作者过於紧跟政治指挥棒左右摇摆，这种将个体与民族交融汇通的小说叙事本是极为高明的艺术构想。寒山碧因兼具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香港相对超然的地缘优势，真正拥有了将社会历史进程与个体思想演变溶为一体的可能。他对中国近现代史有着相当深入独到的研究，却无意在《还乡》中图解任何政治理念，而是不动声色地展开「历史」与「现实」两幅画卷，任由读者自己品味评说。至少从《还乡》来看，《狂飙年代》三部曲不是「成长小说」—— 「林嘉诠」这一人物的存在意义与精神价值不在成长、反抗，甚至不是思考，而是在默默无言中以一副清澈善感的眼与心不断地积累感性印象。与成年学者「林焕然」的理性主导不同，少年「林嘉诠」的性情是感性主导而又谨慎内敛的：从战後返乡初见亲友的爱憎印象到养父（伯父）纳妾的家庭风波，生活中每一细小变动都会掀起诠仔的情感涟漪，他为人注重感情的特点非常明显；但从养母（伯母）土改批斗会後受辱自杀、自己在学校误中「阳谋」给毛泽东上书被迫退学之後的反应来看，诠仔处世也有其清醒理智的一面，懂得如何审时度势保全自己，如何通过青春期恋情宣泄痛苦麻痹自己。他一连串的坎坷经历与情感历程是整部小说最为重要的情节基础：生母为改嫁权贵与无辜入狱的生父离婚的功利自私使他一度幻灭；刘淡竹、方倩怡二女的灵欲恋情，则使他相信美好人情依旧存在；通过与其他侨生合作倒卖商品，他得以熬过遍地饿殍的饥荒；发自内心地疏离能够带来特权利益的继父，却又虚与委蛇得到了起码的生活与学业保全…… 这种既明辨是非又灵活变通，既非英雄亦非混蛋的尴尬处境，恐怕这才是那个疯狂年代里大多数普通人的最为真实的生存状态。也只有这种浪漫正直而清醒自制甚至略显懦弱的性格，才能以「柔弱胜刚强」，使得他有惊无险地度过重重灾难之後，依然保持了人性本初的正直善良，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嘉诠」绝不只是一般的线索人物，更是一个多思慎行、情感大於行动的「哈姆莱特」。一个如此聪慧浪漫人物被迫为生存而放弃自尊苦苦挣扎，被迫经受灵欲分离的精神痛苦，只要有真实的时代氛围与社会环境作为佐证，就可以成为对所在时代的有力控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多数写到这一步就已结束，而且也称得上「以个人命运反思民族历史」的成功之作。
「亲历者」热情正直丶痛切犀利的道德批判固然真实有力，但往往失於单薄偏狭，难以承载更多深层次的历史内涵。而寒山碧不愿就此止步：他的神来之笔是将「反思者」的重任赋予「林焕然」这负笈国外多年刚刚回国的浪子，从而完成了将宏观历史与微观情感叙事无缝连结的第二步。作为一名经过严格西式学术训练的学者，「林焕然」气度胸襟已非昔日诠仔可比。他在沧桑历尽重归故里之际，昔日命运的残影如黑白影片般在脑海次第重演时，既往荣辱得失早已不萦於怀（如看到养父当年一手创办的商号「泰昌隆」变成粮食局办公楼而浑不在意），透过沉思默想中的灵犀慧眼，那些原本看似偶然的厄运灾难与个人恩怨之间的内在关联渐次浮现。还乡回忆是寒山碧匠心独具的艺术构思，一方面他借「林焕然」回首前尘的口吻不着痕迹地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时局，完成宏大的历史背景铺垫；另一方面，回忆影像的间断跳跃特点使之轻轻巧巧地省去许多繁复庞杂的叙事环节。《还乡》擅以精心采撷的回忆图景取胜，不同时期的几个场景联系在一起，背後深沉的历史反思便呼之欲出了：如 1947 年春节的林家「祭祖仪式」前後，登台亮相的重要人物如族长、林耀祖兄弟与德叔等，分别是封建宗族与国丶共两党三方面势力；1949 年端阳节林耀祖（诠仔养父）组织的「游船河社交聚会」，表面上只有余县长、周轩亭等「国民党」官员名流在场，但所谈话题从头至尾都是围绕着不在场而兵临城下的「共产党」展开的；1951年南岗村的「土改动员大会」，虽然只是共产党自导自演的独角戏，但德叔、潘区长两条路线冲突较量的激烈程度丝毫不逊於战争年代……这些乍看无关宏旨的闲笔，其实意味深长的暗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权力结构及主要社会势力的消长情形：最初是宗族乡绅与国共两党维持着三方面的微妙平衡；依仗礼俗权威的宗族乡绅式微後，只剩有军事实力保证的国共两党逐鹿天下；共产党扫平政敌统一大陆之後，内部派系之争随即浮出水面。
与涉及同类题材的《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不同，寒山碧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因此在演绎中国政治舞台的风水流转时相当客观公允，无论封建时代的宗族乡绅，还是近现代的政党组织，在小说中都表现出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如乡绅代表林耀祖以闯荡南洋实业起家，历来照顾乡邻而成一乡之望，但过於缺乏远见不思进取，难以发挥更大作用；国民党固然腐败，其中也有周轩亭、林耀庭等为官清廉或与世无争的人物；共产党向来奉行斗争哲学，但更多德叔等正直之士，能够取得最後胜利不为无因。[12]只是当时的「土改」用意深远，兼具金钱掠夺与权力集中两种性质，利用无赖无耻的流氓无产者打倒以往的精神领袖以改天换地，本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夺权的不二法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几千年来，中国的党派斗争就是这样肮脏龌龊，总是最卑劣而不择手段地的派系取胜。寒山碧就是这样将多年反思中国历史的心得融於一幅幅冷静客观却又生动鲜活的个体生活图景，却不加任何直接评价，只供读者自己去深思揣度。这才使得《还乡》如此无限接近历史真相。
三丶继承与突破
几十年来，以这段大陆往事为题材的小说洋洋大观，但称得上艺术佳作的只有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与陈若曦《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寥寥几篇，而且几乎都与《还乡》一样，出自有过大陆生活经验而且漂泊海外的作家之手。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天数。
寒山碧在《後记》中并未提及创作前是否精读张、陈的作品，但他与後两者在恪守深度写实的前提下大量采用现代主义创作技法、坚守「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社会批判的精神传统、以个体情爱命运质疑宏大叙事的叙事框架等方面，实有许多相通之处。不过，《还乡》毕竟多了几十年的岁月沉积，较之以往至少有两方面的艺术突破：首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者型写作」模式。张爱玲固然是罕见的文学天才，但《赤地之恋》、《秧歌》属於政治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化写作」模式——正邪对立斗争的叙事结构简单直接，变化只在具体政治图景的描绘。《赤地之恋》、《秧歌》深刻表现了政治斗争中人性扭曲，无疑是「绿背文学」中的翘楚，但较之繁复多姿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相去何止万里？陈若曦是典型的「文人化写作」模式：她出身台湾，新中国成立後却曾奔赴大陆，遭遇文革浩劫後身心两伤地返回美国…… 如此屡经坎坷的理想主义者，无疑极为看重自己独立的精神气节。《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作虽然暴露文革阴暗面，却无意於非白即黑的政治斗争。小说中固然有对极左路线的深刻质疑与批评，但同样有着淡淡的故国乡思与眷恋怀念。陈若曦最初因此被视为「反共」作家，後来又被误解为「亲共」人物，原因即在於此。寒山碧的「学者型写作」模式则兼有以上两种模式之长而力避其短：既有「政治化写作」对腐蚀摧残正常人性的厌弃憎恶，又有「文人化写作」超越党争政见的独立情怀；最可贵的，是寒山碧虽然多年从事政治历史传记研究，视野宏阔深沉、史识独到透彻，却丝毫没有真理在握、指引方向的先知口吻。《还乡》无意鼓励人们介入现实斗争，更不是宣导秋後算帐，而只是有条不紊地将一度引起作者深思的政治疑点化作一幅幅历史图景，引导读者运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反思。换句话说，《还乡》在情节叙述的同时，暗含着一个理性思索的逻辑展开。而且这种逻辑展开是「开放式」的：小说结束故事告一段落时，林焕然虽然身为学者，却始终不曾对自己所有痛楚回忆明确表态，没有下过任何政治性断语。作者意在引导读者进行积极主动的理性思索，最终得出真正属於自己的结论；而非被动接受任何现成知识。这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精神（灵魂）助产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最高层面的真实追求。政治题材作品最重要的是真实，也最怕被人批评为不真实。张爱玲在《秧歌•跋》和《赤地之恋•自序》中反覆强调小说的真实性，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小说材料之由来，却仍不免被谬托知己者批评为「致命伤在於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13] 艾晓明按图索骥地核对张爱玲所说的一份杂志未果後，认定张爱玲纯属虚构。张爱玲的确密切关注过新中国的政策走向与农村变化，所描述的农村饥荒与压抑恐慌相当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两细节是否确凿，对小说这种旨在以虚构追索真理的文体来说真的那麽重要吗？
《还乡》同样无法绕过这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
寒山碧小说所着力表现的主要内容有二：首先，政治化时代的生活；其次，独异个体在痛苦煎熬中的挣扎求索。但他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把那个时代的大陆写成纯粹的地狱，而是雷鸣电闪之馀中偶有阳光闪烁的苦难人间；不肯把所有共产党员都塑造成「羊婶」之类两面三刀、忘恩负义的小人，而是不乏德叔、阮同志等乱世之中自顾不暇难以援手的好心人。璧华撰文批评其中第十八章「深山幽会」是最大败笔——「在那个对人的言行控制得非常严密的年代，像诠仔和刘淡竹在深山旅馆放纵情欲的幽会只是一种幻想，」而诠仔出身不好且处境极为恶劣，「敢於拿生命与前途做赌注，从人物性格发展逻辑来看，其真实性是令人怀疑的。」[14] 其实这恰恰是寒山碧匠心独具之处：中国大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绝非虚言。文革时期中国各地政局的紧张程度也不尽相同，张爱玲不是还在五十年代离开大陆避祸香港了吗？现实往往比虚构更荒诞，甚麽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只根据一些纸面描绘就断言几十年前某个陌生地点不可能发生甚麽事，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另外，诠仔性格属於绵里藏针、外冷内热一类，谨慎内敛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浪漫偏执的心，否则如何敢给毛泽东上书、死活不肯亲近身居高位的继父？跟刘淡竹的爱情的确有风险，但何尝不是对权贵阶层的一种报复？内心积累的反抗怒火终有勃然爆发的一天，屡受欺凌压迫的老实人最後往往有令人惊骇的反抗。如果身为热血男儿，十几岁时都没有为爱情而冒险的勇气，这类懦夫哪有资格成为志在叛逆反思的政治小说的主人公？一味以庸俗的经验主义揣测来评判严肃的艺术真实追求，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还乡》是一本用心血浇灌而成的纯文学作品丶一部「小我」、「大我」合一的史诗性力作，抛却所有政治色彩、世俗成见阅读它的人有福了。
参考文献：
[1]袁良骏：《从<还乡>看政治路线的斗争》，（香港）《文学研究》，2007 年秋之卷
[2]何慧：《从个人命运反思社会历史——读寒山碧长篇小说 < 还乡 >》，（香港）《文学评论》，2009 年 6 月号
[3]李大立：《一个时代的岭南社会记录——浅评寒山碧先生<狂飙年代>三部曲之<还乡>》，（香港）《开放》杂志，2009 年 7 月号。
[4]璧华：《评寒山碧<还乡>的得与失》，（香港）《文学研究》，2007 年秋之卷
[5]葛红兵丶徐渭：《双重视域下的红色记忆——寒山碧 < 还乡 > 阅读札记》，《长江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6]葛红兵丶徐渭：《双重视域下的红色记忆——寒山碧 < 还乡 > 阅读札记》，《长江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10 期。
[7]寒山碧：《还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8]「‘诠’丶‘存’同音，就是保存留存的意思……‘嘉’丶‘家’同音，自然就是‘林家存’，只不过不那麽直接而已」。见寒山碧：《还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2001 年。
[9]寒山碧：《还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10] 陈伟华：《珠圆玉润 以「俗」脱俗——读寒山碧新作 < 还乡 >》，（香港）《前哨》，2001 年 11 月号。
[11] [ 美 ]M.H. 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丶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218-219 页。
[12] 葛红兵丶徐渭在《双重视域中的红色记忆》一文中，以共产党老干部德叔为林耀祖仗义执言的情节为例，认为《还乡》对土改的表现并未完全否认所有共产党员。这是很有道理的。倒是璧华据此断定他们身在大陆言不由衷（《评寒山碧<还乡>的得与失》），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另一种政治偏见。
[13]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4年第4期。（以轻灵之文掩饰内心龌龊。柯灵之下作，在《小团圆》披露的「电车事件」可见一斑。）
[14] 璧华：《评寒山碧 < 还乡 > 的得与失》同（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