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再版 ·代序）历史之思· 青春之祭 ·家园之恋
——读寒山碧的长篇小说《还乡》房福贤…………………………………………………..1
序 幕 …………………………………………………………………………………………………….19
第一章 回 国 ………………………………………………………………………………………27
第二章 纳 妾 ………………………………………………………………………………………61
第三章 解 放 ………………………………………………………………………………………83
第四章 宣 判 ……………………………………………………………………………………..111
第五章 斗 争 ……………………………………………………………………………………..133
第六章 宰 狗 ……………………………………………………………………………………..165
第七章 强 暴 ……………………………………………………………………………………..187
第八章 离 别 ……………………………………………………………………………………..201
第九章 肃 反 ……………………………………………………………………………………..221
第十章 除 夕 ……………………………………………………………………………………..243
第十一章 退 学 ……………………………………………………………………………………..261
第十二章 诱 惑 ……………………………………………………………………………………..283
第十三章 母 亲 ……………………………………………………………………………………..307
第十四章 舞 会 ……………………………………………………………………………………..327
第十五章 饥 饿 ……………………………………………………………………………………..353
第十六章 看 星 ……………………………………………………………………………………..377
第十七章 爱 情 ……………………………………………………………………………………..403
第十八章 望 月 ……………………………………………………………………………………..427
第十九章 情 敌 ……………………………………………………………………………………..453
第二十章 骚 动 ……………………………………………………………………………………..477
（附录）复合结构 间离效果
——略论寒山碧《还乡》的深层艺术构思 徐秀明……………………………………..502
自 序
——我写《狂飙年代》三部曲的心路历程
寒山碧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人妖颠倒的狂飙年代，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未出现过的暴烈荒诞的年代。作为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写作人，如果不能把那时的真情实况写下来，不仅是失职而且是白活了。曹聚仁说，他是为了写《鲁迅评传》才来香港，还说蔡邕临死时，也只想续成《汉书》，黄梨洲丶万斯同晚年唯一的寄托就是编次《明史》。我自踏足香港土地那一天起，就想把青少年时期的遭遇，和目睹的种种荒谬悲惨的故事写出来，可惜一直无法如愿。虽然我很早就进入文化界，但当年传媒的工资和稿酬都很微薄，尽管我每天都写不少文字，但都只是一些能换米饭的应时之作，自己最想写的东西一直无法动笔。即使偶而透露一点点抱负，也被人斥之曰：家里妻哭儿啼，空谈甚麽理想？来港初期的贫穷，确实令人有志难伸，家里无隔宿之粟，怎能去构思和书写近百万言不能换钱的长篇小说呢？我被迫把电影镜头般萦绕於脑际的影像强行按捺下去，设法喂饱肚子再说，没想到这个心愿一搁就延宕几十年。
我是一个逃难者，还在襁褓里就为逃避战火，到处漂泊；少年时家遭灾变，备受凌辱，那时，我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逃离故乡；青年时代，国事蜩螗，暴力泛滥，在中国的土地上，像我这样的异类无法有基本尊严地存活，我唯一的目标便是逃离中国大陆。六十年末我逃抵自由世界时，真正一无所有，唯一有的只是身上的一条三角裤。那时，我也不认为香港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之所，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土地，随时都会被索还？我只想喘息片刻，准备随时再次逃亡，逃到更远，逃到甚麽天老地荒的所在。那时年富力强，觉得凭双手定能养活自己，後来之所以没有再逃，是觉得香港没有即时的危险，并发现这个中西合璧的社会还有我可以发挥的空间。人吃饭是为了存活，但存活绝对不仅仅为了吃饭。当初我乘桴浮於海是为了避祸，为了寻找做人基本的尊严和人身自由的基本保障。我从不渴望赚很多钱，从不追求丰厚的物质生活，只想生活稍为安稳之後能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八十年代中叶，我的《邓小平评传》十分畅销，这给我带来一些金钱和声誉，我也开始思考要静下来重拾淡忘了记忆，着手撰写《狂飙年代》三部曲。1988年我在《邓小平评传》第三卷（邓小平时代）《後记》中说：「我已年届知命，对未来既没有太美丽的憧憬，也没有太大的恐惧。十二级的台风都经过了，再来的风风雨雨又算甚麽？我别无所求，金钱美女不过身外之物，荣华富贵只是过眼云烟，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写出少年时代的梦。春蚕到死丝方尽，烛炬成灰泪始乾，一个写作人的愿望也只是如此刻卑微。」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时潮流时兴人物传记，传记的稿约接应不暇，我不得不埋头去写人物传记，创作长篇小说的计划又告延宕。
在佛道的哲理中，人生只是六道轮回中最短暂的小站，时光的流转会使人世间的一切成为过去，永远消失。於是，作恶者想尽一切办法掩埋他们的恶行，希望人们的集体记忆随着他们的躯体化为灰烬，不留任何痕迹；於是作恶者鼓励大家向前（钱）看，莫回头，淡忘过去的一切；於是作恶者大胆编造历史，让史书上留下的都是歌功颂德的辉煌篇章；於是年轻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只知声色钱权，连二三十年前的历史悲剧在他们脑海里也是一片空白。然而，过去的真的永远过去了吗？曾经在我们的家园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悲剧和苦难，真的成为过去了，变成空白了吗？契柯夫说，一切都不会过去，佛道说，业始终随身（随身轮回）。我也相信大地上发生过的一切都不会成为过去，历史对错误和罪恶的拷问不会成为过去，人类的良知更不会成为过去。曾经发生的就会有纪录，而作家的职责就是要把曾经发生过的悲喜剧记录下来，不让它成为过去。
《狂飙年代》三部曲，不是供贵妇们茶馀饭後消遣，不是供豆蔻少女发梦的小说，而是反映五十至七十年代生活现实鲜活的形象的历史。那三十年，两岸四地都处在动荡巨变之中，但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小说，生活在大陆的作家不能写，写了也不能发表，不能出版，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生长於香港丶台湾的人没有兴趣去写，也没有办法去写，因为他们没有生活，没有感性认识；如果像我这样亲历那段悲惨岁月又有幸逃生天的人不去书写，那麽这一切曾经发生於两岸四地的真实故事，就会随着我们年华老去而褪色而淡忘，也会随着我们生命的消逝而化为轻烟，永远消失。那麽，整个大时代留给後世的可能只是一些统计数字，和档案宗卷里冷冰冰的史料。後代的人们再也无法想像无法重温我们存活年代的具体生活。因此书写《狂飙年代》三部曲我不仅视为个人的心愿，而视为时代赋予我的历史使命，在最困难的时刻都从未想过要放弃。
九十年下叶，香港回归已成定局，港人面临去留的重大抉择，像我这样心有馀悸的人很难不去思考退路。香港移民高潮时，我也准备好後路，内子在外国买了住所，我也收缩了香港的业务，打算有需要时就离去。那时，空闲的时间比往昔多了，於是尝试拿起笔来写些许片段，可惜记忆已经褪色破碎，写出来的东西碎不成章，只好把稿纸全部撕毁。1998年我在《寒山碧小卷》〈後记〉中说：「最近一年我摈弃杂务，希望重回形象思维灿烂的梦境，但我发现力不从心。记忆的色彩已经淡褪，脑海里再也无法涌起创作的思潮。莫非少年时代的梦就如此幻灭？我实在感到恐惧。」然而，意想不到一向歧视中华文化的港英当局，在撤离之前做了一件好事，成立了「香港艺术发展局」，使我撰写《狂飙年代》三部曲的庞大计划成为有可能。1999年我获得「艺发局」八万元写作资助，使我可以完全摈弃香港的杂务，躲到一处宁静的海边，独自回忆沉思，淫浸於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让褪色了的影像慢慢变回清晰，再次像电影镜头般在脑海际映现。在那段独居的日子，有许多个夜深阑静的时分，我一边书写，一边淌泪，我不知道我的文字能否感动别人，只知道在书写的过程中我自己确曾悲恸，苦难岁月的记忆和感觉全回来了。
《还乡》出版後销路不太理想，这是意料中事，我在〈後记〉中说：「可以预知台丶港和海外年青一代，对这类发生於遥远的大陆的陈年旧事不感兴趣，而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大陆读者，却没有机会看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乡》将是寂寞的，我的馀生也将是寂寞的。」没有想到《还乡》还能在文学圈起到一定的影响，迄今为止评论《还乡》的文章有十八篇，超过十万言，其中两篇发表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学报上。然而这不是我最感欣慰的，令我深感欣慰是一位马来西亚籍老太太。那位老太太的媳妇告诉内子说，有一天她发现婆婆躲在房间里久久不出来，她担心有甚麽事发生便轻轻推开房门，看见婆婆在房里一边看《还乡》一边淌泪。她的婆婆 1952 年才从潮州嫁到马来亚槟城，曾亲历家乡的「土改」运动。她并不是感怀身世，她不是被斗者，而是农村干部。她的文化程度估计不高，嫁到马来西亚後跟着丈夫做了几十年小贩，待儿女成长後才享点清福。我的书是内子送给她媳妇的，想不到这部小说竟然感动一位老太太，赚取她的眼泪。而她的媳妇由於没有那种生活阅历，看了也不太受感动。我觉得这位老太太的眼泪比任何一篇褒奖我的论文都更加重要，也更让我感到欣慰和鼓励。
《还乡》的故事从1947年到1962年，我在〈後记〉中说：「《还乡》只是我计划写的《狂飙年代》三部曲的第一部，它的结局并不是整个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另一个故事就是第二部曲《逃亡》。大饥饿过後，大陆接踵而来的是「四清」运动和更加暴烈的文化大革命，大陆严格的户口制度和当时可以随便抓人批斗的「造反」行动，使中国逐渐进入红色恐怖时期，没有一个人有明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故事的主人公没有户口，没有粮食，没有居所，像被猎犬追赶的野兽，到处逃遁，到处躲藏，被迫走上偷渡之路。主人公的遭遇，我也曾经亲历过，但《逃亡》所写的绝对不只是我个人的特殊经历，而是千千万万逃亡者的共同经历。在六七十年代，逃亡是南国水乡最令人瞩目的风景线，那些年，前後逃亡到港澳的人数超过一百万，书写逃亡的故事，其意义不在於渲染逃亡过程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是寻找迫使百万人不惜拿生命作赌注的背後原因。
第三部《他乡》是主人公逃抵自由世界後的故事，六十年代下半叶，澳门丶香港相继发生左派暴动，局势动荡，族群撕裂，这是港澳历史未曾有过的。可惜的是时间过了五十年，这段现实生活迄今还未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不仅大陆人民，连香港澳门年青的一代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我曾亲历过这段岁月，不仅对左派暴动印象深刻，对世界各国和台湾在香港的情报活动，也略有所知，对七十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馀波也有了解。所以我觉得如果不能把这些写出来，不能完成《狂飙年代》三部曲创作，将是一生最大的遗憾。2001 年我在《还乡》（初版）〈後记〉中说：「我也一直担心随着年华老去，说不准那一天突然会把青年时的梦带进棺材，让满脑子影像随烟而散，未能在世间留下点滴印记……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体力精力和环境还允许我继续把第二部丶第三部写完。这也许仍将是没有回报的劳动，但没有关系，写作虽然艰苦，但在其过程中也能得到别人无法体会的乐趣。」我想完成《狂飙年代》三部曲的意愿很强烈，却因意想不到「原故」再次被迫延宕十一年。2001年当我向「艺发局」申请「写作资助」撰写第二部曲《逃亡》时，「艺发局」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项目已经取消，拒绝接受我的申请表。我觉得局方这项新措施对香港的文学创作十分不利，有意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假如每天都必须营营役役去谋生，就不可能得到整块时间去沉思，去写作。
2004年仲秋，我决定参加新一届的文学界代表竞选，我想进入建制，在局内说话，争取恢复「写作资助」，为文学界做一些实事。我侥幸在选举中胜出，於 2005 年 1 月开始担任「艺发局」委员兼文学组主席。翌年，我游说局内的其他委员的支持，恢复了「写作资助」这个项目。可是由於利益回避，我自己无法受益，但在我任期内至少有七位香港作家受益，他们获得写作资助可以安心去写长篇小说。「艺发局」委员和文学组主席都是没有薪酬的义工（连车马费也没有），我在任六年，工作既繁忙，又得赚钱维生，时间更不成块，《狂飙年代》的第二和第三部的创作计划也就被迫延宕下去。然而岁月如梭，时不我予，2006年我偕妻儿到三藩市拜访前辈朋友陆铿先生，令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我没想到一场疾病竟然可以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跟陆大哥（铿）结交於八十年代，时有往来，1999年我请他来港参加「香港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时，他还龙精虎猛，妙语如珠。可是这次我去探望他，他竟连我都认不得了。崔大姐说，他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得了，只认得一个海伦（崔大姐的英文名）。我回到酒店不禁黯然神伤，很担心自已来不及把第二第三部写出来就蒙主宠召，或者罹患脑退化症。即使没患上脑病变，但随着时光流逝，衰老是不可避免无法抗拒的。人老了体力智力必然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七十岁以上还能写大部头作品的作家并不多见，文学史上似乎只有一个托尔斯泰。2010 年我已年逾古稀，是年 12 月，我两届任期届满，决定不再竞选连任，退下来专心写作。经过两年的努力《狂飙年代》第二部《逃亡》，第三部《他乡》终告完成，全书近一百万言，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夙愿。
如今《狂飙年代》三部曲经历种种挫折和磨难终於与读者见面了，我内心充满感恩。我们生长的时代，作家命途多舛，我认识许多老一辈作家都来不及把他们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就撒手尘寰，我却能够在垂老之年完成自己的夙愿，当然要感谢上苍。至於书出版後是否受欢迎？是否起到我期待的影响？抑或它只能躺在冷冷的仓库里乏人问津？我不愿去细想，因为这不是我所能掌控的。人有人的命运，书大概也有书的命运，有的书写得并不怎样，却能一纸风行，甚至获得奖项；有的书写得很好，却长期遭到冷遇，甚至长期被埋没，作者又能怎样呢？《死魂灵》出版时根本没人买，果戈理要自掏腰包去买回来；曹雪芹贫困潦倒而死，他做梦也想不到身後《红楼梦》会一纸风行，赢得几百年的赞誉；司汤达尔的《红与黑》刚出版时，恶评如潮，乏人问津。而他却自信一个世纪後会震动法国。其实用不了等一百年，不够半个世纪《红与黑》已震动了整个欧洲。
我并非要跟这些世界名着攀比，时代已经不同了，文学作为一种传播艺术，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跟百年前相比，已经大大降低，尤其是在中文世界。我对我的所有着作从来都未寄过不切实际的奢望。如今《狂飙年代》三部曲全都出版了，我於愿已足，至少它不会被扼杀於胚胎状态，至少它可以藏之图书馆，藏之私人的书架上。除非再来一次焚书坑儒，或者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否则它定会长留人间。书印了出来，即使香港的当权者和当红的评论家不屑一顾，或者给予劣评，我都不会在意。当时间的流水冲掉浮泛的渣滓，当中国人学会了反思，他们就会追寻五六七十年代的历史真相；当冷冰冰的编年史冷冰冰的统计数字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时，也许有一天，他们偶而会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狂飙年代》三部曲。我相信这套书能够满足他们对形象历史的追寻，他们将会看到一幅有血有泪的的长卷，将能帮助他们修复重温当年人们的典型生活。那时，也许我的书会有机会跟大陆的读者见面了，那时也许我已乘鹤归去，再拿不到一分钱版税，再听不到一声赞美，但我也会含笑於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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