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人瑞周有光先生在2017年一月刚刚度过他的 112岁生日，于十四日安然辞世。关于周有光的评价近年来一直很高，认为他是当今文化界最敢讲话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了一句实话：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项是对的。他以他的经济学学养和数十年来中外社会现实中的耳闻目睹，做出了无可辩驳的对比。他对苏联社会的批判，对毛泽东时代荒谬历史的揭露，直言不讳，振聋发聩。我们为这样的一位老知识分子拊掌喝彩，周先生一路走好！不过，为周有光先生叫好之馀，也有一些过甚其词，比如将他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是“又一位两头真”云云。对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宜当恰如其分，过犹不及。笔者愿以一孔之见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不是拼音之父而是集大成者
汉语拼音从创意到完成，经过了大约三百六十年的漫长历程。首先是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大约在1598 年左右开始尝试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汉字（传教士的著作《西儒耳目資》等记录了这些尝试），19世纪初又有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氏创制了威妥玛拼音系统；清末民初国人开始了自创拼音文字的尝试，先后出现了以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和瞿秋白的拉丁化新文字为代表的拼音方案。周有光在《语文闲谈》中明确地介绍了最早对拼音字母有贡献的前辈。刘孟阳在1908年首创了用b、d、g表示波得哥，用p、k、t表示坡科特，刘继善在1914年首创用z、c、s表示资雌思，j、q表示基欺（p79）。最先采用零声母y、w的是威妥玛拼音。周有光和他的同事承接了前辈的劳作成果，临门一脚（用x表示希），玉成完璧。u上加两点，利用了英文26个字母中25个。（最新的以v取代u加两点，不是周有光的发明）。说某某人是某某事物之父，历来似乎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义。一般来说，应该是此人从创意到实践，终于成功，方才得享殊荣。例如爱因斯坦，从提出构想，到推出公式，又经过实验，终于获得证实。然后堪称相对论之父。如果一位完成最后一小节任务的功臣获称某某之父的话，把前赴后继奉献心力的前辈勋业置诸何处？汉语拼音首先是外国汉学家的创意，赵元任等欧美留学生，瞿秋白和左翼知识分子，以及苏联汉学家都曾奉献了宝贵的心血，还有与周有光合作的专家彭楚南（打成右派含冤而死），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周有光自有他的汗马功劳。他当之无愧的桂冠应当是：汉语拼音方案的集大成者。
二、 周有光是不是两头真？
所谓两头真，大约是指一些头脑清醒的老干部。他们当年参加革命，满怀民主宪政的思想，胜利以后，一度迷惘甚至盲从了政治运动，经过了文革浩劫，大彻大悟，追求民主宪政，再不动摇。最早是指李慎之、李普、沈蓉、胡绩伟、温济泽、何家栋等老革命；后来比他们年轻些的，韦君宜、杜导正、李锐等老干部也进入这个队伍，连邵燕祥、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算在里面，因为他们在 1949年鼎革之前已经是党团外围发展的知识干部。但是周有光算不上是两头真干部。他跟地下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甚至在思想上也不是一位左倾的知识分子。他在五卅运动后离开了学运汹涌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不想卷入政治太深，而倾心于追求知识。他的抗日激情是当时每个青年都有的爱国情怀。他参加了救国会，但是更以职业的身份从事多种经济工作为抗战服务，而不是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他对国共两党差不多是保持了等距离接触，既与蒋家父子点头微笑，球场交锋；也跟周恩来、徐特立、许涤新等共产党干部促膝谈心。直到 1949年以前在香港和上海，他都只是地下党有所垂注，而不是志在必得的统战对象。解放军进城以后，他的身份是上海的银行高级职员和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不论是在复旦的经济研究所，还是在中科院文字改革机关，他都不是党员干部，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从未申请入党。在党的基层领导眼里，周有光的夫人是张允和，因此他是沈从文的连襟。我们只要看一看当年的郭沫若骂沈从文是反动文人，就知道周有光的政治地位了。反右时期他躲过了一劫。不是他特别猾头，而是他确实是支持拼音取代汉字，（毛泽东说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拼音文字的方向）。只要他没提别的事情，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里，这样的态度就是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了。从抗战时期到五六十年代，他虽不是直言之士，但对经济学和科学方面的真相头脑很清楚。直到近年来周先生敢想敢说，做了公共知识分子最勇敢的代表人物。应该说，周有光先生一以贯之，从来就是一位亲美的自由知识分子。过去比较沉默，晚年不吐不快。把他说成是两头真，是想赞誉他，呵护他。其实并无必要，也不准确。自由知识分子就是很高的荣誉了。
三、一以贯之错误的语文思想
周有光原是经济学家，四十年代他在美国接触的是当时欧美最新的凯恩斯主义以及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想，新世纪肇端以来，他仍然驾轻就熟的谈论世界经济的形式，并以他熟知的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失败臧否两种经济制度，宣布马列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但是他对于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有阙失。比如，汉字简化的问题，从巴金、季羡林等文化老人到宋祖英、张国立等政协人大代表，以及海内外知识界都在重新反思简化的得失。周有光当然可以坚持他的一贯见解。但是他说的理由却显得陈旧而不值一驳。比如他说，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引自《周有光与季羡林：两种不同的文化观》作者庞旸）。当今的小学教师最早应出生于 1960年代，多半没有进入高校学习，中等学校的语文教科书中，即使是文言文也是用简化字排印的，至多看过一点港台版金庸、琼瑶小说，很难接触繁体字的读物，要他们来评说汉字简繁，那是什么效果？说难听一点，这种说法有点像文革时期，许多法学家和司法干部都被打倒，甚至被关押劳改，却把一些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名单发给街道居民，让毫无法治概念的百姓讨论要不要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分明是将国家大事（人命关天）当作儿戏。
再说，周有光先生坚持认为，“汉字在历史上不断地简化，是客观规律”。（周有光《语文闲谈》183页），后来他又说，从整个文字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周有光与季羡林：两种不同的文化观》2016 0613作者庞旸）这种说法既违背发展逻辑，也违背历史真相。任何事物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草创到成熟发展而来的。否则的话，你要“删繁就简”的繁从哪里来？不是由简入繁发育而来的吗？再说，汉字的发展没有走向拼音，而是变成表音表意的形声字为主，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一种文字。在甲骨文时代，形声字只有27.24%，到了汉代许慎时期，在小篆中已占81.24%，到了宋代楷书中已经达到90%。当代最大的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形声字高达95%以上（刘又辛《汉语汉字答问》p147）。汉字传统六书中形声独占鳌头。与周有光的说法恰恰相反，汉字发育的总趋势就是繁化——形声化。形声的意义里本身已意味着繁化。什么是形声字？就是一个形旁和一个声旁组成的复合汉字。形旁哪怕是一个单人旁，也有两笔，再加一个声旁，合成的新字无论怎么说也比原来要繁杂一点。怎能说是简化呢？反右和文革时代，什么都搞政治运动，跟着宣传人云亦云也就罢了；如今思想解放了，还这样说，就没道理了。汉字的发展主要是形声化的繁化过程，其中也包含合理揖让（食飠减省一笔）和简化的过程。古代的羊表示牲畜羊，又代指吉祥。后来为了区别，创制了祥，表示吉祥。先有一个然字，表示然诺，也表示燃烧。后来为了精准地表达，创造了一个火字旁的燃，特指燃烧。祥、燃就是繁化的结果。古代集字上方不是一个隹，而是三个隹（鸟）在树木之上，表示多物集合；后来省略两个，剩下了一个隹。集就是简化的结果。这些繁化和简化都是进步。这个繁化的过程至今仍未结束。比如根据现代科学的需要，科学家创造了上百个新的汉字。化学元素周期表一百十几个元素，只有金银铜铁锡硫汞等等是古已有之的汉字，其余都是新创的典型的形声字，铀、镧、钛……约100字，还有氘、氚之类的同位素字，有机化合物更有羰、羧、烃、炔、烯、醚、酯、酊、嘧、啶……等等。形旁表示金属、易燃等等，声旁都符合普通话拼音，并表达一定的化学结构的分类含义。只要科学还在发展，就有继续增创这类新字的可能，也就是繁化出新字的可能。汉字发展的总趋势并不仅仅是删繁就简，而是形声造字（繁化达95%）为主流，在具体的汉字运用方面，包括书写工具改变时期，也有大量简化。为了给五十年代汉字简化运动造势，过分强调“简化客观规律”是政治宣传的做法，现在应该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了。
四、反省各国文字改革的经验
周有光提倡放眼世界，但是他已经老迈年高，未必瞭解国际上的一些变化，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一位百岁的老人。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多个民族都经历了文字改革。1917年 俄罗斯改革旧俄文字，苏维埃国民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直接到印刷厂指令销毁必须废止的铅字；1928年 土耳其文字改革，革命领导人凯莫尔签署指令，放弃伊朗-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字母。1941年蒙古在苏联指导下改用俄文字母。1945年越南越共主席胡志明下令放弃汉字和字喃，改用拉丁字母。1948年美国占领军监督日本专家，举办汉字检测，否决了废止汉字的动议，限用1945个汉字。1949年英国众议院否决了英文拼写改革的议案，从此英文改革一蹶不振。 1956年经斯大林指示，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简化汉字（为废汉字和拼音化做准备），凡提批评意见的人一律打成右派，劳改劳教。总之，亚洲的文字改革，都是最高当局出面，立刻强制执行。然而，欧洲的情况与此不同。随着打字机的出现，尤其是电脑文字处理功能的日臻完善，各国的文字改革变得越来越谨慎。文字信息的处理（书写、拷贝、传递和保存）越来越方便，因文字繁复造成的时间精力的消耗已逐渐减少，（在电脑键盘上，一个字母或一个形码，对于熟练的女秘书和大学生来说，只是0.2-0.3秒的轻捷一触而已）， 而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累赘的文字“多馀部分”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积淀信息，却越来越让人感到弥足珍贵。这就是英文改革和汉字简化不断受到质疑的深层文化原因。英文的改革历时三百多年，可以说毫无进展，彻底失败。英文是世界上最言文不一致的拼音语文。汉字必须倚仗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英文也要倚仗一套国际音标做英语拼音（还有各大学的多种拼音方案）。可是英语坚持不改，连美国英语的collor/collour; labor/labour这样的小改革也不接受。英文要保存古代语文影响的痕迹。从古日耳曼语和不列颠方言到法语和拉丁语的影响，给英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迹，这是历史的脚印，不应该让它们归于湮没。与此同时，绿色文化保护意识也在国际上日益觉醒。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宝贵价值。文化，包括各民族的语言（方言）、文学、艺术和文字，都是不可再生的精神财富，一旦消亡就无法再生。就像生态环境一样，人类不应该为了眼前的一点效率和利润，去牺牲无可挽回的生态环境。乔姆斯基甚至认为语言就是生物。电脑技术攻破了中文信息处理的难关，更加告诉我们，倘若当年中国的简化再讨论和试点二十几年，熬到电脑技术成功，发现汉字笔画对于电脑输入速度完全没有影响，或许汉字简化早就无疾而终了。（同时也证明汉字简化对于电脑信息化毫无助益）。人们逐渐醒悟，应该把文字操作上的繁难尽量交付给日益智能化的科学技术去解决，而在文化生活中则尽量努力去保护和继承珍贵的宝藏和遗产，并使之尽可能存活于当代。英国的历史并不比中国更悠久，反而非常保守地坚持语文的现状，宁可忍受一部分学习和书写的麻烦，却死也不肯换取眼前的一点方便，这是为什么？英吉利民族真的很愚蠢吗？
德国六八学潮时期，有呼声要求放弃德文名词首字必须大写的传统。可是讨论数年的结果却认为，这个传统虽然使打字速度相应减缓，但是有助于理解和分辨，其实不应放弃。而且名词大写还体现了德文的民族特色。1998年到2004年，德国进行了一次小型的文字改革，主要是要把外来语德语化，把不规则的拼写规范化。却也遭到了许多著名作家和教授学者的反对。这次改革的幅度很小，甚至有一点繁化而不是简化，例如原本三个s连写，原可以省略一个，也不再省略。改革的结果出现了新旧规则的混乱，权威词典失去了权威。持反对意见的作家，例如诺奖得主小说家格拉斯，就拒绝用改革后的拼写法出版他的小说。几乎同在新旧世纪之交，西班牙也实行了文字改革。语言保守的法国则在 2016年也实行文字改革。德法西三国具有一些共同点：1.都不是国家立法强制施行，而是虽然在中小学推广，却又允许民众讨论，或继续允许旧法书写印刷。2.口号都是删繁就简，便于学习，不搞大改革，仅是小改进。例如不约而同地都把philosophie 中的ph 改成f等等。 3. 都是强调外来词必须本土化。4. 结果都出现了新旧规则互相矛盾的一些问题。而且与本来预料删繁就简应该大受欢迎的情况相反，全都遭到了强大的质疑和反弹。反对意见皆因解决了老麻烦，又增添了新麻烦；也就是说：完全自洽自圆的语文在世界上是没有的。5. 表达了对于文化传承的担忧。毕竟语文不仅是“共时”的记录传播工具，更是“历时”的文化传承载体。法国人甚至提出“我就是长音符号！”（担心取消法语的固有符号），“语文正因为复杂而丰富和美丽！”从过去百年的文字改革历史来看，各民族越来越不愿意对语文展开大尺度的变革，即使是较小的温和变动也动辄得咎。而最需要合理改革的英文则根本拒绝任何变动。此外，死灭沉寂两千年的希伯莱语文却在以色列人民中重焕青春，成为官方语文；堪称人间奇迹，而且没人说以色列是开历史的倒车。汉字简化的情况则对比鲜明：1. 由最高领袖主持，并且立法强制执行，批评人士遭受政治打击（反右）；2. 改革尺度偏大，2274个简化字占 6500常用字中35%，构词比例极高；3. 当时改革目标最终是文字全盘西化（拼音化）；4. 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打破了原有的音韵系统，简繁转换混乱；5. 斧斫之痕日深 ，一国两字撕裂“书同文”纽带，影响到民族文化传承（断层现象）和文化统一。
周有光直到临终之年仍旧坚持汉字还要继续简化。他的想法当然可以一以贯之，但毕竟已经落伍。他的理由也非常荒谬，说是“联合国语文，英文80%，中文不到1%，汉字怎么跟英文竞争？”这算什么理由？难道汉字再简化就能跟英文竞争？德文和日文连联合国工作语文都不是，难道应予取消？可是学习德文日文的人并不少。原因不是它们简单易学，而是德国和日本有发明、有创新，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有贡献。如果中国人创新多，成果丰硕，就不怕没人来学中文。
五、汉字简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文字改革
周有光先生勇敢地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样是对的。照理苏联的制度，中国的政治运动都概括在里面了。那么由斯大林指导，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汉字简化运动（准备废汉字搞拼音化）是否也包括在这一理论和实践之中呢？周有光先生没有回答。但是现代科学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简化字对电脑中文处理毫无帮助。拼音或字型输入都与笔画简繁无关。简化字在书写上已没有优势。这里要介绍的是，简化也无助于汉字的认知。正当中国进行汉字简化的 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米勒发表了关于认知心理学的组块chunk理论，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组块理论帮助人类瞭解了识字的心理过程。据 2016年《中小学教学研究》杂志第六期介绍，组块理论不仅活跃在大学中学的课堂，现已进入江苏省某小学的语文教学实验。认知心理学发现，人的记忆分成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两个阶段。短时记忆若不予以巩固，就容易消失，但是如果短时记忆信息及时地储存进入长时记忆，就能在大脑中长期保存。笔画较多或者字母较多，就会有认知劣势。如果我们拿到一个号码，10100100010000，一下子很难记住它。可是我们分析一下发现，它是由10，100，1000和10000 组成的，我们很快就把它记住了。这里的四个数字组就是我们在记忆这个号码时的记忆信息组块。又如，如果我们刚开始学习英语，radioactivity 这个单词就是十三个字母的一组排列。可是如果我们学习过一点初级英语以后，就会发现，这个单词是由radio-, -activ- 和 -ity 三个部分拼合起来的。radio- 是发射、放射，-activ- 是自动、主动，-ity 是表示某某性的词尾。三个有意义的部分，就组成了一个复合单词“放射性”。有了这样的记忆信息组块，我们就容易记住这个相当长的单词。我们的知识会帮助我们分析和认知信息中的元素，构成一个一个记忆信息组块，形成短时记忆，然后不断重复和加强，进一步存入长时记忆的记忆库中，我们的记忆就成功了。有趣的是，这些信息组块有很重要的特点。一般情况下，一次短时记忆中可以容纳7 ± 2 个组块。也就是说，一般都能记住五个以上，甚至七到九个组块。记忆组块经过学习和训练，一旦形成，它的里面含有多少内涵不再影响记忆，也就是说，radio- 或者 -ity 是用五个字母表达，还是用三个字母表达，对于记忆没有影响。英语有多种的词根，前缀、后缀，pro-, re-, ob-, -ous, -ty, -ly, ……它们虽然不一定含有准确的具体含义，但是作为记忆信息组块, 可以帮助我们的分析和认知。同理，定型的汉字偏旁部首也是直接的记忆信息组块。因为组块以内部件的多少不影响记忆，那么偏旁内减少笔画的简化字也就并不比原繁体字易认易学，道理就在这里。有规则的信息较多，反而有助于记忆。草书楷化字变成了独体字，缺了偏旁组块，反而不易认知也是这个道理。（参看北大出版社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第五章）汉字跟西方文字类似，可以分解成偏旁部首，成为记忆过程中初级记忆的组块。组块心理编码的认知过程不仅大学生可以完成，小学生和外国人都可以完成。如果在教学和训练中利用组块优势，偏旁高频率地出现而被熟悉，笔画多的认知劣势就自动消失。同一个偏旁，其中的笔画多少就不再影响认知和记忆的过程，例如：风風、贝貝、车車、页頁，鱼魚……。简化字总表的第二表132字和第三表1754字，共1886字，要么是减少其中笔画成字，要么以减少了笔画的偏旁合成。根据组块认知的分析，（笔画的增减在组块中不再影响记忆），这类“减少笔画” 在认知方面并不发生作用。1886个偏旁简化字约占全部2236个简化字的 82.9%，也就是说，近八成三的简化都是无效劳动。其余还有许多草书楷化字，（关击兰旧临书头贝车当东发冈归夹见尽来乐专……）因为失去了偏旁，变成了独体字，虽然省去若干笔画，却不得不单独记忆，（没有偏旁做组块凭籍），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减低了认知效率。简化造成的其他弊端，青少年不能接近古典文献，两岸三地一国两字，不仅没有减少汉字字数，反而多占了电脑汉字字库三千字以上；简繁转换成为中文处理的老大难，一国两字造成翻译出版、图书馆检索、商品广告的成本浪费……国内外和网上已有较多的批评，此不赘述。
一次国家行为，兴师动众数十亿人次，历时数十年(1956年1月启动），其中的八成以上不发生效用，有的还有负面作用，这样的决策和举措不是失败是什么？
六、简化字对扫盲贡献甚微
简化字在初期是否对扫盲有好处？一直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我们不妨做一个直观的量化分析。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有一个“扫盲两千字”的说法：工人市民认读两千字，农民认读一千五百字。分析谨以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的《文化学习常用字表》为实例。（图一）字表共选2000字。（图二）所谓文化学习是当时的流行说法，亦称学文化，说白了就是扫盲。各地扫盲读本选字大同小异，仅因方言和地名用字略有差别。其中人手口刀牛羊你我他大家好上下左右高低南北哭笑……都没有简化，共1340字，占三分之二，与简化无关。其余660字被简化，而当中的一半 330字都是上文提到的偏旁简化字，偏旁内减少笔画，虽有简化，但对于认知无影响。1340+330=1670，也就是83.5%跟简化没关系。剩下的另外330字，又包含草书楷化字，没有偏旁反而增加了识字的难度。还有更多的问题是简化以后出现大量形似字组，几儿，江汇，计汁，广厂，远运，仓仑，泸沪，旧归，历厉，义叉，没设……。这些问题对于本来就是文盲的学员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按规定农民的脱盲标准是至少能认读2000字中的1500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并做简单的算术，就算脱盲。减少笔画，写起来容易一些。可是扫盲中并没有严格的写字要求，而重在认读。所以简化字减少笔划的方便对于扫盲来说就变得微乎其微。中央文件《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有案可稽，扫盲（两千字）常用字表或读本，各地图书馆都可以查到。统计计算也十分简单。经过具体的量化分析，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简化字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扫盲不可能有显著的推助之功。
七、识繁写简是两岸文字统一的出路
《雅言》第66期上，为了说明台湾人也能认识简化字，周有光讲到了台湾人因《标准行书范本》所以多半都识简化字（图三）。2007年拙著《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就介绍过这本国民党元老陈立夫1980年主编的教材。台湾小学启蒙使用繁体字，即正体字。大约到四五年级以后，允许学生学习范本所列的汉字行书（手写体）。这样一来，台湾高中毕业生既能接近古典文献无文字障碍，又能规范、快捷、优雅地书写传统的汉字行书。（当然，实际上台湾推行得也未必彻底）。周有光的本意是想力挺大陆的简化运动，却不料落入了自身的逻辑陷阱，反过来肯定了台湾的汉字教育。大陆推行简化字，却并未能缩短学制，两岸都是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陆高中生完全缺乏繁体字教育，如果需要进入文史哲专业，或对古代文献有兴趣，就必须补习或自修繁体字，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两岸人民应有同等权利和机会接触文化遗产，简化字却给大陆人民造成了无端的障碍。
汉字简化的历史证明，废正扶简完全走错了方向。汉字九成以上都是形声字，运用偏旁部首作为认知信息组块并不比拼音文字的词缀词根词干更难学。汉字中确实有一些笔画过于繁难的字例，如鬱、龜、鑿、爨、釁等等，它们要么是偏旁本身笔画多，要么部首的搭配十分陌生，笔画又超出二三十以上。但是这样的难字并不多，也多不常用，只要作为例外加以简化处理就可以了。中国知识分子早就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行书系统，自发地识繁写简（图四），书刊用正体，手写用简字。可是五十年代的简化运动却劳师动众，大规模删除正体，扶正简体俗体（淘汰常用正体字三分之一以上），牵扯到出版、新闻、教育、货币、证券、交通、图书馆、档案……社会的一切部门，结果连六年小学的学制都没能缩短，给两岸文化统一、未来信息化、数字化造成的障碍真是罄竹难书。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四清、文革都搞错了。承认错误，平反冤狱，恢复市场经济，就有了转机。及早恢复类似台湾的识繁写简（不必全面恢复已被废止的异体字），报刊、教科书等出版物使用正体，人民继续书写简体，逐步优化简化字向固有行书（规范手写体）发展，一国两字的民族文化危机就可以逐渐化解了。作为对等交换，最好台湾能全盘接受汉语拼音方案，其实它与台湾注音二式的差别已经不大。
八、 用现代文化人类学眼光审视汉字
周有光编译的《世界文字发展史》介绍了西方和东方的文字发展过程。这本书从总的主旨来说就是以拼音文字为本位，赞扬拉丁化，贬抑汉字，跟作者的其他著作大同小异，例如《语文闲谈》等等。周的这类文字史观在国内获得官方认同，畅行无阻。可是面对国际就很难说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属于十分落伍的思想。周有光的文字史观念停留在五十年代。钱玄同、赵元任、瞿秋白、鲁迅等人的思想受到欧美中心主义（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认为东方文明已经没落，把中国文化的进步寄托在尾随欧美或苏俄文化的归属上。“先简化汉字，然后再实现拼音化”的指示则是（斯大林）在 1931年（海参崴第一次拉丁化代表大会上）决定，五十年代再重申传达到北京的。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都是各自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的产物，没有优劣之分，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更不应实施强制的干涉（非自然演进的变革）。拼音和音义文字并无实质差异（详见下文），更不是先进与落后的标志。具体地说，拉丁字母确实是拼音文化圈发育最健全，使用最方便（大多为单音音素）的文字系统。然而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来看，汉字何尝不是地球上与之比肩而立的另一种优秀文字呢？古老的文字都经过表意阶段。拉丁字母是从腓尼基字母和希腊字母发展而来的文字，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变，成为世界上很多民族拼音文字的载体，其中也包括汉语拼音方案。汉字则是非拼音文字（汉字）文化圈中发育最健全，使用最方便的文字系统。西方有一句话叫做：光荣归于希腊，辉煌归于罗马（拉丁）！我们其实也可以说：光荣归于大小篆，（广义的大篆包括甲骨文、钟鼎文和石鼓文），辉煌归于正体字！传统正体汉字是从殷商的甲骨文发展过来的。它跟大多数民族的语文不同，没有走向拼音，却从象形起步，选择了形声意音的方向。春秋秦汉时期，汉字经历了大篆小篆（秦始皇统一六国语文），经过隶书、楷书和草书，逐步定型为楷书；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学著作（字书）《说文解字》。形声字超过了八成，既有繁化，也有简化，基本形成了汉字的正字系统，晋代出现了书法艺术高峰，唐宋时期更有大量的字书和韵书。科举制度有力地规范了汉字的正字法。汉字有了正、俗、通的区分（出现了识繁写简的传统）。明清之际，乾嘉学派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已经开创了严谨的考证学风。收字四万七千的《康熙字典》，尽列各类字书的切音，辨析结构和字义，举例皆有出处，还包括了日本和韩国的汉字，至今仍是日韩台等地汉字的标准。乾嘉学派的学术深入更加推进了对于汉字形、音、义的考证和梳理。由于先秦两汉的诸子百家文献绝大部分皆经历代文人以楷书传抄刊刻，所以繁体字是近两千年来传承中国文化遗产的最重要的文字载体，包罗万象，卷帙浩繁。仅仅这近两千年的承载就是极其辉煌的奇迹，所以我们的民族绝不应该轻易否定传统汉字。传统汉字生命力极强，纵贯古今，跨越海峡，驰骋网络。中国人不需要数典忘祖妄自菲薄。汉字的国际影响也愈千年。润泽日韩（越），形成了世界史上的汉字文化圈。近百年来汉字屡遭内外夹攻的铁壁合围，日本仍旧了沿用两千多个汉字，韩国也保持了辞典释词的汉字；越南虽然放弃了汉字，但是越语中的汉字词依然占70%以上。事实证明汉字词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主干，一部分也已经融化在日韩越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不可割舍。
九、 民国是传统汉字发育的鼎盛时期
周有光先生说过：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
他没有注意到，其实汉字到了民国时期也进入了辉煌的鼎盛期。为什么呢？很多主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
第一，1900年左右，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大约3300年前的甲骨文龟板，人类读懂了连东汉许慎乃至孔子本人都没有见过的早期汉字甲骨文。并确认为汉字的早期形态，形声字发展的路径已见端倪。
第二，乾嘉学派训诂考证的大量学术成果使汉字（部首偏旁）的形、音、，繁化和简化历程，更加明确。对于汉字的甄别和运用更加挥洒自如。汉字的规范意识充分觉醒，奉（俸）、莫（暮）……之类的假借字和早（蚤）、勾（够）……之类的通假字，理智地淘汰出局；而磅、醇、幂……之类的汉译假借新词，为固有汉字赋予了现代科技的全新词义；（幂，古义指四方布巾，或覆盖。三国时借指“长宽相乘”；明末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定为自乘之数为幂。）新创现代科学汉字（铀、羟、氢、熵……）则表现了充份自觉的形声意识。
第三，由于西学东渐，与西方的思想和经济政治交往中催生的大量汉字新词，首先通过日译汉字词的方式，进入中国社会（如律师、资本、社会、主权……），然后又出现直接的汉译新词（逻辑、电影、买办、雷达、幽默……）。现代汉语新词顺利地开始承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任务，传统汉字成功地成为民国时代的文化载体。五四运动提倡白话，告别文言，中华文化华丽转型。因为文言早已脱离人民的口语，白话本身就是民间的言语，传承五千年的传统汉字如古树新枝在承载现代语体文、翻译外国文学和创作白话文学方面都表现了新的活力，汉字适应现代化并无挂碍。
第四，大量出国回归的知识分子，不论是留学日本，还是留学欧美，带来了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思想。西方的现代语言学、语法学、语音学、语义学、文字学、辞书学、出版学等各种新的语文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界。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审视汉语汉字。民国前夕已经酝酿了《辞海》和《词源》的编纂，到三十年代终于竞争面世，成为现代汉字的基本词典；补正《康熙字典》并补入现代科技文化知识的《中华大字典》成为现代汉语的新字典。辛亥革命后到三十年代初，国语读音统一会为汉字勘定了统一的以北京话语音为基础的标准音（普通话）和注音符号。从龟板卜辞，诗经离骚，汉赋乐府，传奇宝卷，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汉字承载了一个又一个高峰。正是用传统汉字书写出版的现代汉语文学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典范的白话文作品。
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民国中后期的抗战和内战，人民无法休养生息，汉语拼音（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方案）还差临门一脚的最后完竣（周有光用x表示希）；历代文人习惯的识繁写简（出版新闻教育使用正体，民间书写使用行书）已经大致约定俗成，可惜没有理智地规范化，（到八十年代才由台湾陈立夫编成）；最大的遗憾当然是民国的思想界数典忘祖，坐拥宝山不识宝，大部分人都苛责汉字是国贫民弱的罪魁，错将强国梦想寄托于文字的全盘西化（拼音化）。国共两党，不仅左翼人士，而且“第三种人”，在政治上虽然尖锐对立，却在废汉字、求拼音方面竟然基本一致。1935年国民政府一度试行简化，半年后终止。
实际上，汉字（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在实用上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很多兼通中外文字的人都有这种直觉，只是未能理性地加以总结。而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却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说：“我们阅读的方法有两种，新的不认识的词，要一个个字母拼出来。但是常用的和熟稔的词却只一眼溜过，不管是由什么字母组成的。这类词的形象对我们来说就获得了表意的价值。”（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第62页） 他的说法告诉我们，拼音词语对于读者来说，如果足够熟悉的话，也是仅有表意的价值，跟汉字一样是表意的符号。区别仅仅在于，1. 学习初期，拼音文字可以直接拼读出声，而汉字还要借助拼音字母（英文也常借助国际音标）；2. 汉字会有提笔忘字的情况，而拼音文字则可以用字母按规则拼出生词（英文拼读有法不依时，也会有类似的困难）。现在学习汉字有拼音方案为辅助工具。提笔忘字也有多种提醒手段，只要能想起字音就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拼出汉字再作挑选。这样，拼音文字和意音文字的区别就更微不足道了。手机配备的触屏写字和拼写功能也越来越方便，意音文字的不便在科技进步面前已经逐渐退隐。
审视周有光语文思想的过程我们知道，汉字简繁早已不是什么“繁美简丑”的审美争议，也不应局限在传统六书的诠释上，而是牵涉到认知心理学的编码组块和文化人类学的语文史观的科学与人文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民族共同体对未来科技文化的决策民主问题。文化人类学不仅关注对文化遗产的鉴定和保存，而且更希望古代文化的遗留物继续成为现代生活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希望古代的宫室、园林、桥梁、寺院、雕塑、字画……依旧融合在当今人民的生活之间，美不胜收，锦上添花。传统汉字的信息处理一点也不比简化字更难输入和保存，正是存活在当今（港台）社会中依然活力无限的文字工具。
周有光先生已经作古。那一代人的是非功过终将盖棺论定。现实的问题是“简化字不简，繁体字不繁”，汉字简化低效无效而得不偿失的事实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中国公民的平均认读水平越来越与古典文献渐行渐远，两岸三地的文化认同也渐行渐远。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应该猛醒反思了。
（本文作者彭小明，现居德国。著有《汉字简化得不偿失》香港夏菲尔出版，电子版见网页《黄花岗》，另有《破除简化字的两大神话》参见网页《共识网》、《爱思想》）
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