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权集团总是要说谎。说谎与维护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就会理解余杰公开提出“拒绝谎言”的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理性，同时也是对特权集团道德虚伪的公开揭露，对他们奉行以言论封杀为特征的思想专制最直接的抗争。
文章有两种，一种可以国内发表，另一种则只能在海外发表。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可能只是咱中国所独有的。余杰将他这两年发表在海外的文字汇成一编，并以《拒绝谎言》为题，说明他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厌恶与决绝，不甘心屈服于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专制主义，公开向它挑战，揭露它的丑陋、虚伪、怯弱与龌龊。
说谎恐怕每个民族都有，什么时代也避免不了的。但像时下中国社会这样，上下都在说谎，而以官场最普遍；到处充斥着谎言，而以媒体最突出，则是极为罕见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有人总是不假思索地把谎言的横行归于市场经济，这是难于服人的。因为这种近乎全民的普遍说谎，并不是在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才有的。早在我们还把市场经济当作洪水猛兽的岁月，说谎就已甚嚣尘上，不过那时不叫谎言，而称它为假话，假话就是谎言。只是那时人们大多还被禁锢在思想牢笼中而不自觉，因而把说假话当作了应付政治高压的一种权变，人们日常言行还恪守着传统的道德信条。当时官方利用各种方式，灌输一种据说是新道德，这种道德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虚伪性，甚而背离了人类最基本的普世原则。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但意识不到讲假话就是说谎，甚而自觉不自觉地自己也参与了说假话。这就像李卓吾批判道学统治的晚明社会：“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辨也。”因为以讲假话为时尚，所以听了假话反倒很高兴；既然到处都讲假话，想辨白也根本不可能。回想我们经历过的“大跃进”和“文革”，不就是这样的吗？
改革以后市场经济的勃兴，冲破了原来道德信条的堤防，说假话就从政治生活中的权变策略，变为人们的处世原则，以致说假话成了普遍的社会风气了。如果说当年说假话、谎话，大多是各级官员，它的效应也仅限于官场，那么今天它则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官场不用说，连一向以清纯自许的学界也未能幸免。近年学界出现的一些丑闻，就让我感到浑身发冷。和改革以前不一样，那时人们似乎还信守道德的基本底线，说谎还被视为“不道德”；时下说谎却成了“乖巧”、“机灵”、“识时务”，谎言成了权力的附生物，利益占有的票证，所以它横行无忌，连遮羞布也用不着，社会道德风尚也就完全败坏了。作者用“动物庄园”和“优孟王国”作上下篇的题名，那意味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现在御用媒体动辄就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教时，心中总不免要纳闷：老祖宗不是教诲，要和传统彻底决裂吗？怎么突然转向了呢？要是真的这样，也是我们民族之幸，传统之幸！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现时张扬传统的喧嚣，无非是要给当权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涂上一层斑斓的油彩，最终还是为了欺世骗民。
那么，孔老夫子不是抬进了文庙，又供上了冷猪肉了吗？是的。但这只能叫尊孔，不能说是弘扬传统。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经过这几年的宣扬，孔子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位思想家，还不如说是个政治宣传的模特或江湖术士，对他的一些有益的格言，则很少有人问津。譬如孔子乃至儒家各派都特别强调诚信，所谓：“敬事而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说谎即所谓“巧言令色”，则完全是被鄙弃的。不能说中国人都恪守孔子的教诲，但诚信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人类通行的普世原则。不管对孔子怎么评价，他强调诚信还是值得我们珍重与发扬的。但孔子是悲哀的，这种悲哀不是因为他讲了许多错话、无用的话，而是他思想中蕴含的那些具有普世原则的思想，始终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而根本无法落实到实践中去。历史上如此，今天则更是如此。集权专制的社会制度，是无法实现人类通行的普世原则，根本不讲什么诚信的。
中国现代的集权专制政权代表的只是特权集团的利益，他们的道德态度是普遍的虚伪与自欺。他们总是把维护自己利益的要求，冒充为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这就注定了他们总是要说谎，只有说谎与维护他们的利益才是一致的。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就会理解余杰公开提出“拒绝谎言”的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理性，同时也是对特权集团道德虚伪的公开揭露，对他们奉行以言论封杀为特征的思想专制最直接的抗争。作者的这分道德勇气，我是非常佩服的。
现在谎言的流布可谓无孔不入，国人大多泰然处之，似乎陷入了普遍的麻木。有人慨叹我们民族的素质的下滑。不过，让人们最为忧虑的，还是知识界的普遍失语，那些有着教授、专家头衔的学者们，都安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一帧郑板桥的题词“难得胡涂”，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丑恶现象，有人虽然也不满，但只在朋友前嘀咕几句，若是劝他说一说，他总是以“没有用”来搪塞，以一种功利态度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给消解了。至于少数不耐寂寞，不甘清贫，为争职称，争博导，四处钻营，不惜向“主旋律”趋奉，向恶势力献媚的，那连脊梁骨也软化了，就更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了。
余杰的出现，正是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严重遮蔽的时刻。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文化弊病的针砭，展现的不只是余杰的才气与锐气，而且让我们看到五四精神的新一代传人，这可是中国的明天与希望所在。
（争鸣）（5/4/2002 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