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昕:月亮的光芒——寒山碧《狂飙年代》三部曲女性人物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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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逃难者,还在襁褓里就为逃避战火,到处漂泊;少年时家遭灾变,备受凌辱,那时,我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逃离故乡;青年时代,国事蜩螗,暴力泛滥,在中国的土地上,像我这样的异类无法有基本尊严地存活,我唯一的目标便是逃离中国大陆。六十年代末,我逃抵自由世界时,真正一无所有……”【1】从战争到极权到殖民社会的中西合璧,寒山碧先生一路踉跄,经历了人生种种苦难和窘境。作家以自己经历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林焕然形象必然成为折射20世纪中下叶中国社会的典型,与林焕然的人生相交集的其馀众生,也一道定格於这些许情境中。
《狂飙年代》三部曲以林焕然为轴心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他的太祖母丶祖母丶养母丶生母丶姑母丶两任妻子丶女儿丶情人丶朋友丶同乡丶同学丶同事……在小说中,这些女性历经不同社会,命运或曲或直,结局或悲或喜,无一不体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对於男性的依附,对於强权不公的抗争,对於爱与美的追寻。

1丶 传统社会女性的顺承与依附

小说呈现的最初时段是1900年前後,但是旧社会的型制依然稳固。在家庭关系上,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在家庭地位和行为礼仪上依然遵从:“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2】 “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丶妇言丶妇容丶妇功。”【3】“三从四德”之下,女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内容是被固定的,男人是女人的“天”。女人的命运遭际丶兴衰荣辱随男人流转。千百年下来,这已成为中国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
嘉诠的曾祖母太嫲是书中出现的最老的女人了,她生自清末无疑,她出现过三次,有两次与男丁有关:“总算祖宗有灵,没有白花心机,生了个男孩。林家上下都大为高兴,尤其太嫲,抱着曾孙兴奋得直淌眼泪。”“孩子出生不足两个月,日本仔就打来了。本来要孩子的嫲嫲(祖母)和太嫲(曾祖母)也搬去上山村住,太嫲坚决不肯,都说七十几了,有什麽好怕?能活着看到曾孙出世,即使明天就死,也是含笑九泉。”【4】
嘉诠嫲嫲历经清末丶民国丶新中国,她的生活也围绕男人:“诠仔嫲嫲好生养,生了四名子女,头胎生男,就是全村人的大哥耀祖,第二丶第三胎生女,第四胎又生了男孩耀庭;所以人们都说,林家的风水变了,旺一丶四丶七以後会开枝散叶。”“诠仔爷爷也像祖上几代那样短寿,他逝世时,耀庭才四岁,他们的大哥耀祖才十七岁。父亲既早逝耀祖就得当家。”[5]可见,林家的情形是完全符合传统。在这样秩序井然丶德高望众的家庭中,夫贵妻荣丶母以子贵。嫲嫲的命运非常有典型意义,清末丶民国,她有丈夫丶儿子可靠,过着富足优越的生活。战争来了,她也安然无恙,平稳度过。独独到了新中国,她眼见着“天”塌下来了,两个儿子被斗丶大媳妇离世丶二媳妇改嫁丶家产充公,孙子都因言获罪,嫲嫲无论如何想不到她竟然死於饥饿。“饥饿的幽灵盘踞着中国的上空,久久不肯离去。……饥饿的滋味五九年上半年还好受一点,下半年开学後,饥饿的情况就渐趋严重……当饥饿在大学校园里浮现时,农村早已是遍地哀鸿;当大学生出现水肿肝炎的时候,农村早已饿殍遍地。……虽然後来食堂恢复供应食物,但每人只能分到一勺可照见影的粥水,和一块米糠做的糠饼,有时连糠饼也没有。这样一来,病的病,死的死,最早饿死的是平日最健硕,吃量最大的人。……接着死的就是老人和小孩。有几个跟嫲嫲年纪相若的老人,已先她而去,三四岁的小孩也死了几个。”[6]而嫲嫲临走,一口也没吃,“有人说,嫲嫲死得好,一餐也不吃,全留给子孙,又清清洁洁,不添子孙麻烦。”[7]
在旧社会受教的女子,一定是有一个思想内核的。这个思想内核便是相夫教子,从属於男性。只要外在社会没有太大动荡,内心安分守己,女人都可安稳度过一生。像嘉诠的太嫲嫲。“逃日本仔那几年,跟家里各人完全断绝音讯,和平的第二年,才得知家里各人平安,只有太嫲年前病故,享寿七十有六。”【8】
到了嫲嫲这一代女人,她经历的朝代变迁比太嫲多了一朝,却发现男人的天也可由女人来分,男女平权的号召自建朝就开始,所谓“女人能顶半边天”,没想到……
旧社会传统女性一般是没有个人空间的,无论生活形式还是内心世界,太嫲丶嫲嫲心心念念的都是丈夫丶儿子丶孙子。社会也不要求她们有所谓的个人价值,但是,统治者和社会风尚会将母亲的地位抬得很高,“母以子贵”“母仪天下”便是这一价值取向的体现。小说呈现的时空,已经是新旧社会交替阶段,作者以写实手法记录了传统女人的思想和生活形式:顺承传统,依附男权,母性天然。

二 丶专制社会女性的依附与抗争

共产党的政权统治於1950年落实在广东新江县。历来新旧政权改朝换代,都是男人的事情,按说于女人并无关系。可小说呈现的情景却是礼教坍塌丶阶层混乱之後,嘉诠的母亲及女友两代女人或因经历或因性格或因思想追求不同而遭遇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命运。
有人这样评论1950年代的中国:“在最初相当规模的流血之後……对付反对派的方法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塑造和改造人的思想,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後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丶意识形态全面化丶政治抱负全球化’。”【9】在这种大政治环境背景下,“一九五一年夏季以後,紧张的气氛一直没有松弛,‘抗美援朝’丶‘减租减息丶清匪反霸’的调子越唱越高。”“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随着令人震栗的‘镇反’之後登场……”【10】
嘉诠的养母邢傲梅生长於民国,“邢氏却与众不同,拥有一个正正经经的名字,叫邢傲梅。……邢傲梅父亲也行过船到过金山,思想比较开通,傲梅这才有机会进入学校。……她在南岗人眼里是一位才女,备受尊敬。傲梅不仅知书识礼,人也长得标致,农活女红样样精通。而且为人又大方豪爽,见到谁有苦难都肯帮忙……可是偏偏这个好媳妇肚皮不争气,过门十年,膝下犹虚。”【11】也正是因为肚皮不争气,邢傲梅按照乡间俗例过继了二房长子嘉诠,容忍了丈夫纳小妾冯氏生养孩子。女人要为男人家传香灯,这一点,在民国依然不变。即便女人受了现代教育,对家业有自己的贡献。如果不是土地革命,日子也就按照传统续下去了。谁知,土地革命时,外来的领导同志要抓威望最高的人来斗,就德高望重来说,在村子里非大哥大嫂莫属。经过残酷的揭批丶殴打丶虐心等折磨,这打着革命旗号的强盗行径,一点点将邢傲梅的尊严丶体面丶财产剥夺尽净。但是,致使她走向绝路的也许仍是丈夫和家人的冷落:“走完寂静的长街终於到了‘家’,夜已深沉,林耀祖关门之後只说一句;‘返来了!’还不等到回答就倒头又与冯氏睡在一床。”【12】“诠仔觉得并不尽然,假如不是冯氏,假如不是他伯父令娘觉得人世间已没有温暖,她是不会死的。娘那样坚强,她自己又懂得赚钱,不会单单为失去金钱而自杀。”【13】邢傲梅受了新式教育,新式教育给予她许多个人的空间,比如有能力去管理家业,襄助丈夫;比如她在冯氏进门之後,意识到要自己发展事情,攒些私房钱等等。受辱之後,个人的尊严她喻之为“在屈辱之下,娘无法生存,像鱼儿离开了水无法生存。”【14】对於男权,她的感情不像太嫲丶嫲嫲那两代女人那麽纯粹的依附。但是,在遭遇劫难之後,她对於丈夫的依赖是出於女性本能。回来当天,丈夫却不耐烦她依然与冯氏在一起,这直接导致她走向绝路。邢傲梅的命运,是一个强女子而不是弱女子对专制极权的抗争,对男权的抗争,对自我尊严的捍卫。虽然,以命抗争看似惨烈,但是新政权初立就如此腥风血雨,活着,是愈发艰难的事了。“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被评为地主的人越来越多,自杀死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单是南岗村就死了二十多人。”【15】在强大的专制机器的碾压下,女人早就失去男人这个屏障,是最易被碾碎的一群弱势群体了。
嘉诠的生母郑桂香,嫁到林家不足十六岁,婚後不久就怀了孕,翌年冬天产下嘉诠。後来随耀庭离开家乡,她的命运遭际随丈夫浮沉:丈夫所在的陆军医院被解放军接管,如果去朝鲜当战地医生,则按起义人员处理,这样夫妇两人日夜兼程去朝鲜,桂香随军当了护士。1954年秋,林耀庭转业回广东,正式分配到广东医学院。此时的桂香在嘉诠眼中:“脸短短方方的又剪短头发,穿着中山装不男不女。”【16】桂香在广医听从丈夫建议,放弃工作机会,当专职主妇。1955年,耀庭因一张照片获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宿舍被收回。郑桂香苦撑三四个月後,无力养家,决定与耀庭离婚。郑桂香离婚改嫁,一是自己年纪轻日子长,一顶“华侨地主”的帽子,一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无从承受。二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离婚之後,她改嫁了省卫生厅的高干苗某。这桩婚姻一直给嘉诠以庇护。嘉诠因言获罪,回乡下劳动,是继父找关系将他调回来;大饥饿时候,是母亲借用苗某的关系,为嘉诠筹得食物回家带给嫲嫲……但是,文革前夕,苗某却嫌郑桂香出身不好,“呢轮(这阵子))听讲好多人都因为老公成分唔(不)好,或者老婆成分唔好而要离婚!”【17】“原本以为苗某家是一个安全岛,现在也不安全了,偌大一个中国对他来说,没有一寸土地是安全的。”【18】1966年8月,郑桂香竟被当街揪斗,被红卫兵污为“地主分子的破鞋”“反革命特务家属”。人群中,嘉诠亲眼所见,却无力反击。郑桂香的结局也随着诠仔逃离大陆而无从猜测。林焕然还乡後多方打听,依然没有下落……
郑桂香的性格较之大嫂,无疑是更为软弱的,但是她柔中带刚,积极应变。在男权社会,尤其是不由分说地专制政体下,一个家庭主妇在男人被“打倒”之後,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将儿子带大,改嫁是惟一的出路了。新社会,女性是可以选择离婚的。这项选择和自由不知是时代进步还是倒退——许多情况下,女性选择离婚是被男权社会的争斗逼迫所致。女性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吊诡的是,在更大的政治运动到来时,他新嫁的男人并没有遵从传统,而是热衷於回应专制机器的号令,以阶级出身论嫌弃妻子。传统割裂不仅毁坏了女人的屏障,也破坏了男性的心理机制和社会身份的稳定感。
嘉诠的长辈女人还有冯氏和姑母。冯氏是伯父的小妾,嘉诠从小呼作二伯母的。在旧社会,一个女人最忌讳的可能就是做妾,还忌讳做了妾又被人称呼为“二”。在森严的宗法制社会,妾的地位跟仆差不多。妾的孩子是庶出,与嫡出子在家族的各项待遇上都有天壤之别。也因而做了妾的女人,经由夫权丶族权的常年压迫,性格都有些扭曲。书中的冯氏,虽得大哥宠爱,无奈世俗如此。她对大嫂的揭批可谓积恨积怨:“虽然话嫁到林家做妾侍,但系妾侍 有地位啦……受了气就暗地忍,连大气都唔敢透。她有钱,有金银珠宝,我有啥?”【19】在旧社会,保障大房的地位和利益无不是为了家族的整体利益。千百年来森严的等级制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心向背,会使做了侍妾的女人有摆脱不掉的悲剧命运。但新社会也并没有给冯氏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家产被充公,大哥的生意也被充公,她在大嫂去世後,还是要忍受各种折磨和排挤。新社会所号召的男女平等在冯氏这里是更为深重的压迫。新社会的几十年恁是如何革命,也并不可能彻底改变厚重森严的传统惯性。
从男性视角和传统视角看来,姑子嫁出去就不是娘家人了,嫁出去的姑娘回来是要当客人待的。姑母的影像就是剪影一般,一位姑母嫁到南洋,有一年来信寄钱给娘家人做了个有利的证明。她逃离了专制时代。一位姑母,嫁了北伐的军官,後来守寡,守着翁婆丶孩子度日。这两位姑娘是恪守传统的形象。
嘉诠的同乡蔡淑英——羊婶可谓是新社会的“宠儿”了。她在解放前,跟富贵人家大嫂脚後边,极尽巴结逢迎。解放後,她又跟在当权派後边,极尽配合。 “像她那样目不识丁的乡村妇女,以前连衙门门口也不敢走过,做梦也想不到解放之後可以做起官来,教她怎能不神气?怎能不听党的话呢?……在潘区长的眼里,羊婶是排名第一的积极分子。”【20】土改之後,羊婶当上了农民协会主席,南岗村除了土改队之外就算羊婶大了,不但农民归她管,连民兵也归她管。六十年代大饥饿时,羊婶一夥干部夜晚却躲在仓库偷吃宵夜,因而羊婶脸色红润丶若无其事。羊婶的丈夫书中只出现一个名字:林耀扬。羊婶在任何社会都能靠自己的谄媚工夫吃得开,混得溜。万想不到,新社会她竟然吃上了旧社会的男人饭——做官。讽刺的是,在书中,新社会只要贫农斗富有积极性,凭“政治觉悟”就可做官。这里的“妇女解放”,是以女性的道德沦丧丶底线尽失为代价的。新政权继续发展,羊婶这类女人依赖的不是男权而是新政权。新政权依赖的不仅有男人还有“听话”的女人们。女人可完全依赖的男权已经随着旧社会的消亡而消亡了。男女平权看似是历史的进步,又满布社会分工混乱带来的社会问题。
嘉诠的大学女友刘淡竹,人如其名,充满诗意。她先是受制於传统观念:“我法律上的丈夫,有显赫的地位,他是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战士文工团团长,取消军衔前是少将。……没想到进了文工团不到两个月,就糊里糊涂给文工团团长占有了。那时没人可以商量……也就糊里糊涂地跟他结了婚。”【21】结婚之後,刘淡竹发现对丈夫充满厌恶,就告别舞台考到离家很远的大学读书。但是,他的丈夫暗中派人监督她和她结交的朋友。有位男同学仅因给她写信遭殃。刘淡竹也被转学到华大,因而结识嘉诠。
刘淡竹是在现实的不如意和斗争中增长出个人的见识的,她跟嘉诠交流她自己的情爱观:“爱情当然是心心相印……我追寻爱情,渴望去爱人,渴望被爱,但我不相信有永恒的爱情。……当爱情来临的时候,那纯粹是爱情,纯粹是一种爱和被爱的感觉。其时绝不会考虑什麽家庭?什麽社会责任?一旦渗杂进这些东西,就像在音乐演奏会中渗进了喝酒猜枚吆喝声那麽鄙俗。”【22】刘淡竹的爱情观别说在1950年代,就是在现在也是非常超前的。在主动追寻爱情的过程中,她认为嘉诠“绝不鄙俗”,只是本性被压抑被扭曲而已。她一再主动约会嘉诠,并与嘉诠有浪漫的鼎湖山之旅。两人躲进世外桃源,唱歌赋诗,情爱交融,一扫意识形态的铺天盖地之势。毕业後,淡竹又屡次来找嘉诠,嘉诠落难时,她也尽朋友之谊。她用爱的追寻和获得唾弃了政权和男权的压迫。两人始终是有情,始终是情难忘,无奈嘉诠逃离大陆的心意已决,淡竹也安於嫁人生女,逃脱不得。浪漫的爱情让位於残酷的现实。最终,林焕然还乡後多方寻找,淡竹还是下落不明。文革之中是极权的高度发展阶段,她的前夫会被一再提起,她应是逃不脱这些天罗地网。
刘淡竹的意义在於,我们终於看到一位有独立意识,追寻自由与爱的女性出现。她的这些意识和行为,已经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萌芽了。她的个人空间里充盈着爱的浪漫与自由的光华。她没有传统来桎梏天性也没有传统可以依靠,她有的只是本性的释放和坚守。只可惜,在整个专制的极端男权社会环境里,即便有思想又怎样呢。离婚,又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了。再嫁,生孩子……依然是女人的寻常命运。如此一位女性:“刘淡竹很特别,像从幽谷喷射出来的泉水,像泉边绽开的水仙,清新脱俗。”【23】“觉得她是一阙偶尔从天际飘来的仙乐。”【24】也湮没於时光和历史深处。与嘉诠的爱恋,是她的独具个性的抗争吧,也是她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了吧。
如果说刘淡竹是诗意的存在,那嘉诠的另一位女友甯姐就是现实的存在。甯姐是一位侨眷,跟嘉诠一样,夫妻长久分离。甯姐虽是一介女流,她却很笃定只有靠偷渡才能离开中国,并身体力行,跟嘉诠一帮男人一起练习游泳,规划路线,游海逃往澳门……虽然,在海中跟嘉诠失散,但是甯姐毕竟已经踏上逃亡的征途,未尝没有不成功的可能。
1960年代初,甯姐独居,凭丈夫寄来的侨汇维持不错的生活。她积极从事偷渡,是有些个人主义的追求的。在她相对封闭富足丶与外界的穷苦混乱保持一定距离的生活环境里,她的身心需求跟那个时代一般女人是有所不同的。一开始,她只觉得嘉诠是为人正派丶可以信赖的小弟弟。但是,嘉诠偷渡失败,高烧40度倒到她门前时,她收留了嘉诠,并与嘉诠有了一段露水缘分。这,在那个极端禁欲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
“父权制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半公开地承认男人有着性自由,却把女人关进婚姻的牢笼中。性生活,如果没有世俗丶教典的承认,对她而言,就是过错,是一种堕落,一种挫折和缺陷。”【25】在甯姐这里,她毫无过错与堕落之感,她正视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需求。她认为她突破传统的限制丶男权社会的限定,只是因为“有错系(是)个天错。”【26】“是天不让他到他妻子的身边,也不让她到丈夫身边。……但她是人啊,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她有正常的需要。”【27】一个人被放进极端情境里,她的自然性会渐渐压倒社会性的。尤其是革命了这麽多年,传统的女教早已被当局宣传为“封建馀孽”。作者深入倾注了同情与理解的笔墨,对这麽一位世俗观念不容却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女性形象。
甯姐性爱的释放使她充满了内在的生命力:“她因性爱的欢愉而谱上少女娇憨的神韵,却是陌生的,也是令他感到恐惧的。”【28】“她对嘉诠的关怀和爱恋已经超过丈夫,觉得跟他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享受,她并不想得太远。”【29】然而,文革前的滔滔声浪令嘉诠无比恐慌,他认为自己“没有力量在风暴中振翅高飞,在风暴到来之前飞离危险之所是唯一的生存之道。”【30】甯姐与嘉诠的来往无法落入现实:“他清楚知道跟甯姐之间根本不是爱情,只是情欲的宣泄,不会有未来,也不追求未来。……他们如果到了自由世界,自然各自回归自己的家庭,还会偷偷摸摸来往吗?应该不会,他不想。如果不能偷渡出去,能够长久这样相处吗?也不能够。”【31】可见,在这个历史阶段,真正的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可能只存在於在概念和私人来往的角落里。对同一种事情,男人和女人感受与付出是完全不同的,男人心所向往的是外在抽象的理念,像家国理想等等,女人所在乎的是心意具象的满足。
小说呈现的短短几十年,从太嫲可以靠男人过安稳一生到邢傲梅以死抗争极权,到刘淡竹的离婚和勇敢寻爱,再到甯姐,女人已不具备“第二性”的可能,她可以做到跟男人一样正视自己的身心需要,并不惜以贞操和命抗争——这不知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倒退——一个社会已经渐渐给予不了传统观念里女人应有的体面与淑德,而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又飘於空中,无法落入现实。

三 丶资本主义社会女性的依附与抗争

“他真的抵达自由世界,他正踏在自由世界的土地上行走,可是自由世界并没有热情地拥抱他,而是搧了他一记耳光,冷冷的耳光。”“自由世界不尽是花团锦簇……在此无情的天地中,愤怒忧愁丶哀求乞怜都没有用,没有谁会理会你的情绪;脚如果继续发软,毫无疑问你将变成路边的饿殍,人们只会掩鼻绕道走过,不会洒下一滴同情的眼泪。”【32】嘉诠逃抵自由世界与妻子方倩怡会合之後,发现与专制同样残酷的是:生存。
方倩怡与嘉诠是远方表亲,与她相识时候,嘉诠在大学里同时也与淡竹恋爱。嘉诠对她并不是出於爱情,更多的是自身情欲和压抑的心情的发泄。当时,倩怡“是一个贪玩不耐寂寞的女孩子,无论做什麽都不会深思熟虑。……读书却不起劲,玩乐则甚在行。无论跳舞郊游她都很喜欢,煮饭烹饪也不错。”【33】嘉诠认为刘淡竹是“仙曲”,也是已婚之妇,头脑简单的倩怡是“流行乐”,待自己也不错,又加之倩怡的海外身份,嘉诠以为成为侨眷就可以逃离大陆,便与之结婚了。谁想,婚後,即便怀了孩子,倩怡大着肚子去公安部门申请嘉诠出国的事,都没有成功。国内局势越来越专制,最後,嘉诠只能偷渡游海与妻子和孩子会合。
在倩怡的少年时代,她就像鸡冠花一样,简简单单丶泼泼喇喇生活着。但是,一旦与专制体制碾压的哪怕最小的一粒微尘结合——与林嘉诠建立夫妻关系後,倩怡的头脑开始一点点复杂世故起来,她的人生开始坑坑洼洼丶不可思议地窘困起来。她给嘉诠的信里写道:“为什麽爸爸不能跟孩子一起生活呢?为什麽妻子不能跟丈夫一起生活呢?我想了很久,就是想不明白。你又不是什麽重要人物,中国少了你能有什麽损失?硬留住你干吗?”【34】
孩子的父亲在中国逃离工作体制,四处流浪,希望以游海逃离中国。而在另一个“人浮於事”的澳门社会,母亲和孩子却饱受饥饿丶歧视等各种威胁,正是这几年的等待丶落空丶谋生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艰难和不可理喻,使倩怡成熟起来。诚如倩怡所说:“我已经是孩子的母亲,我不仅要为自己着想,还要为孩子着想。”母爱是无私而伟大的,一度,为了孩子,为了生存,单纯快乐的倩怡走上了做舞女的不归路。最终,澳门“一二·三”事件後,舞厅生意萧条,生存又成问题。倩怡无奈之下找了一位五十岁男人再嫁移民,带着儿子离开了嘉诠。
倩怡是个可怜的女人, 她少年单纯,青年窘困,而她到底是坚强的,伟大的母爱给与了她一抹特别强劲的绛色。她对嘉诠爱多於怨,对社会也是顺多於逆。她一度被逼做舞女,跟社会形态的关系不大,女人没有男人挣钱养家,又无一技之长,渐渐地,也就被生存的窘境所吞没了。像《还乡》写到的大陆1960年代饥饿时期那些从农村流窜来的姑娘,在饥饿的煎熬下不得不卖身;像老舍的《月牙儿》写到的母女两代同一命运的轮回;像《魂断蓝桥》里的女主角玛拉……倩怡承受的不只是生存的压力,还有女人千百年来最悲苦的精神重荷。这一对夫妻的遭际,是社会乱象的折射,也是人性无法自主的悲剧。
爱伦是嘉诠逃到香港之後的女友。笑起来有着娇媚梨涡的爱伦乍看之下,漂亮丶洋气丶生动丶个性……嘉诠与之工作时相识。爱伦很喜欢嘉诠,像淡竹一样,一再安排与嘉诠的约会。香港的女孩子到底是受过西方文化薰陶的,爱伦给了嘉诠前所未有的放松与新奇。嘉诠甚至梦想攒点钱娶她为妻。但是,好过一段时间後,爱伦消失了没几天,突然在萤幕上看到她——爱伦成了艺人嫣紫。嘉诠又一次失恋了。——社会不同了,在此时的中国大陆正搞文革,在香港,一个有点姿色的女孩子竟然一下子可以由安静的文行转喧闹的艺行。社会给予女人的空间确实大了很多。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看似给男女提供了平等的舞台。
爱伦在香港贫苦混乱的家庭长大,爱伦的母亲丧夫之後嗜赌,爱伦的痛苦在於人伦双亲之爱的稀缺,她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母亲。因而她变为嫣紫之後,为了母亲,她也不得不对现实有所妥协。嫣紫为了给母亲还赌债,甚而也不得不去给有钱人做情妇。在香港社会,一个女孩子要成功是有机会的,但是在商业规则下,要成功也是需要代价的。即便如此,嫣紫并未大红大紫,也未成功嫁人。爱伦的命运应了一句老话:“自古歌女多薄命”。
与倩怡不同的是,倩怡的窘困沉沦受制於社会现实,爱伦却是受制於人伦亲情。社会环境越自由,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的交锋就越明显。道德风尚将成为重要的制衡因素。在专制的中国,阶级出身论大致决定了人一生的命运走向。人的思想,人的行为由“看不见的手”控制。在资本主义殖民地香港,各方思想杂交,各种诱惑纷呈,由爱伦的母亲到爱伦,均可见到自由失控之後带来的人生缺失。在这点上,作者是持清醒的批判态度的。
嘉诠漂泊半生,终於寻到的佳人却是台湾女孩岑颖娜。讽刺的是,漂泊到台湾,嘉诠心仪的女孩子却是地道古中国味道的:“台湾的女孩子很温柔,在公众场合礼让男孩子三分,说起台湾国语来又甜又婉转,确实比喊惯文革口号的大陆姑娘动听。”【35】“夜里常常睡不着,脑海里常常浮起颖娜的身影。她是一个平实无华丶心胸坦诚的好女孩,林焕然发觉自己真的很喜欢她。”【36】林焕然以一封求爱信修成了情爱路上的成果——他与颖娜婚後一道移民美国。可能,颖娜是书中经历丶性格丶命运最简单平顺的一个女性人物了,不知是巧合还是别有意味,她跟太嫲是一种人生。台湾虽然也有浓重的政治气氛,但是对於传统,尤其是本省居民的生活传统,保存还是非常完整的。台湾没有过大乱,老百姓按照生活的本来节奏生活,因而,生长於屏东乡下的岑颖娜是非常具有传统淑德的。林焕然,曾经沧海,在台湾结束了爱河里的流浪,在台湾获得学位,获得赴美的机会,有了身份和工作,他终於熬成了可以给女人以依赖的男人。婚後,颖娜相夫教子,生活美满,女人的生活又回归到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内容和节奏上。女人的知识和学养化为生活的智慧,便於她适应男权社会中女人对男权的依附与从属。

综上所述,《狂飙年代三部曲》小说所写女性历时清末丶民国丶共和国丶资本主义殖民社会,这些女性的经历和命运本身就是她所在时代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时代本质的反映。“有时把‘女性世界’作为男性世界的参照物,但必须重申这种观点,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丶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於附属地位。”【37】女性世界是人类世界的晴雨表,如果逢治世,女人的生活会安稳平淡,服务於家庭为主。像太嫲一代丶台湾女人颖娜。如果逢乱世,尤其是“革命”时代,女人的身心会比男性遭受更惨烈的摧残,像邢傲梅丶郑桂香丶甯姐丶刘淡竹等等。

四丶 严谨逼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统观全书,作者在塑造人物丶记录历史时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讲究反映客观现实的再现性和逼真性。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生活基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直接揭示了清末至1980年代以来,叠压在中国女性身上的重重矛盾:男女矛盾丶爱与生的矛盾丶传宗接代的矛盾丶婚姻的矛盾丶政权与男权的矛盾……对於这些,作者以男性视角观之,以理解之情写之,没有逃避,也没有夸大。经向作者了解,小说刻画的每一个主要女性在生活中都有原型,诸多原型的经历和命运结合起来塑造成小说的人物。
现实型文学“在再现现实时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反对主观随意性。在人物塑造方面,力求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客观原因……人物存在於特定时代社会的具体环境之中的。其人物性格具有非常具体丶确定的社会内容。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起到极大的制约作用,成为人物行动的重要依据。”【38】 小说表现出来的形态是恪守这一原则的。嘉诠一直处在社会矛盾的中心,与她相交集的女性也一道卷入漩涡。但是作者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和细腻的笔法,对人物的外在行为多有描述,而对人物处於激烈矛盾中的心理活动,往往表达含蓄,尽量不失之平和。在这一点上,女性人物的刻画是服从於男性丶受制於外在社会的。这也体现了作者对温柔敦厚的传统审美风格的追求。以此原则,小说刻画的羊婶丶方倩怡丶甯姐等人就成功地揭示了人物性格和命运“与时俱进”的一面。

女人,是中国古代传统里的母仪天下,是西方教义里的圣母之光,也是漫长的男权社会里的“第二性”。无论身处中国传统社会丶1950年代後的专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殖民社会,女人既围绕男人与儿女旋转,又在狭小的社会空间里证得了自己存在过的痕迹。这仿佛是月亮,既围绕着太阳旋转,又放射着自己的光芒……

注释:
【1】 寒山碧:《狂飙年代三部曲·自序》,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
【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整理:《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4】[5][6][7]【8】【12】【13】【15】【16】【19】【20】【21】【22】【23】【24】【33】寒山碧:《还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
【9】(美)汉娜·阿伦特着:《极权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
【17】【18】【26】【27】【28】【29】【30】【31】【34】寒山碧:《逃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
【25】【37】(法)西蒙·德·波伏娃着:《第二性女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2】 【32】【35】【36】寒山碧:《他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
【38】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1第四版。

作者联系电话:15098914702 许大昕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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